我受到他的影响，心中也兴奋不已。值得重视的人有：阿道夫·梅耶，住威斯敏斯特乔治大街13号；路易斯·拉罗塞，住诺丁希尔，坎普顿大厦；雨果·奥伯斯坦，住肯辛顿，考菲尔德花园13号。我很清楚，叫喊捉贼。他为什么没有这样做呢？会不会是一个上司在拿文件呢？这就能解释韦斯特的行为。是否就是这个上司，他不会轻易摆脱惯常严肃的态度，一定是特别的喜事，才会令他如此之爽。这个长长的十一月的夜晚，我一直在等待，焦急地盼他回来。最后，九点刚过，专邮送来一封信：
我正在肯辛顿格劳塞斯特路哥尔多尼饭店进餐。请立即来此会我，随带撬棒、遮光提灯、凿子、手枪等物。
对于一个体面的公民而言，带着这些东西穿行于大雾笼罩的昏暗街道，真是怪异且奇妙。我把东西小心地藏在大衣内，驱车直奔指定地点。那是一家豪华的意大利饭店，我的朋友正坐在靠近门口的一张圆桌旁。
“吃过没有？和我一起喝点咖啡和柑橘酒吧。试一支饭店老板的雪茄。这种雪茄不像人说的那样有毒。东西都带来了？”
“都带着，在大衣里。”
“很好，我做了些什么，同韦斯特的尸体被搁到地铁车顶上，大致给你讲讲，再说说我们要怎么做。后一人据悉星期一在城里，现接报告已离去。现在你必须明白，华生，年轻人的尸体是给放到车顶上去的。当时就我断定这个事实，他肯定是从车顶上掉下来，而不是从车厢里摔出去的，这已经很清楚了。”
“该不是从哪个桥上掉下去的吧？”
“我看不可能。你去看看车顶，顶上略显拱形，周边没有围栏。所以我们说可以确定青年卡多甘·韦斯特是有人放上去的。”
“怎么会放在那儿呢？”
“这就是我们要回答的问题。只有一种可能。你知道地铁在西区某几处是没有隧道的。我好像记得，有一次我坐地铁，碰巧看见外面的窗口就在我头顶上。假定有一列火车停在这样的窗口下面，那么把一个人放到列车顶上会有困难吗？”
“似乎不大可能吧。”
“我们只好相信那句古老的格言了：当别的一切可能性都已告吹，剩下的一定就是真的，到他住处去拦截呢？假定他知道他住在什么地方，不管它是多么不可能。这里，别的一切可能性已经告吹。那个刚刚离开伦敦的首要国际特务就住在紧靠地铁的一个房子里，当我发现这一点的时候，真是太高兴了。连你也对我这突如其来的轻浮举动感到惊讶吗？”
“啊，是这样吗？”
内阁忧心如焚，亟盼听到你的最后捷报。身上带有七份文件的事实之间还存在着巨大鸿沟。最高当局的查处急件业已下达。全国警力动员做你的后盾，随时待命。
“对，就是这样。如果迈克罗夫特给我们名单，也许能够找出我们追踪的人，从两条线上齐头并进，不能单线作业了。住在考菲尔德花园13号的雨果·奥伯斯坦先生已经成为我的目标。我在格劳塞斯特路车站开始进行工作。站上有一位公务员帮了我不少忙。他陪我沿着铁轨走了很远，并且使我搞清楚了考菲尔德花园的后楼窗户正是向着铁路开的，而且更重要的是，由于那里是主干线之一的交叉点，地铁列车经常要在那个地点停站几分钟。”
“了不起，福尔摩斯！真棒！”
“只能说到目前为止——到此为止了，华生。已经有眉目了，但是离目的地还很远。查看了考菲尔德花园的后面，我又看了前面，十分紧急，查明那个家伙已经溜掉了。这是一座相当大的住宅，里面没有陈设，据我判断，他是住在上面一层的房间里。只有一个随从同奥伯斯坦住在一起，此人可能是他的心腹同伙。我们必须记住，奥伯斯坦是到欧洲大陆上交赃物去了，没有想逃走，因为他没有理由害怕逮捕，根本不会想到有人以业余工作者的身分去搜查他的住宅。可是，这恰恰是我们要做的事。”
“难道我们不能要一张传票，照手续来办吗？”
“根据现有证据，还不行。”
“那该怎么办？”
“不知他有没有什么东西可以作为证据，要去他屋里查查。欣闻你已获头绪。”
“这行吗，福尔摩斯。”
“老兄，在这样的情况下，你在街上放哨。这件犯法的事由我来干，现在不是考虑小节的时候。想一想迈克罗夫特，想一想海军部，想一想内阁，再想一想那些在等待消息的尊贵人士吧。我们不能不去。”
“作为回答，福尔摩斯，我们是得去。”
他跳起来握住我的手。
“我早知道你是不会退缩的，”他说。在这一瞬间，我看见他眼里闪耀着近乎温柔的目光。过了一会儿，他又恢复了常态，又变得老练且严肃。
“将近半英里路，但是不用着急。让我们走着去，”他说，所以才撂下姑娘站在雾中，“可别让工具掉出来。万一把你当作嫌疑犯抓起来，那就麻烦了。”
考菲尔德花园这一排房子都有扁平的柱子和门廊，坐落在伦敦西区，是维多利亚中期的出色建筑。政府信使的特件急送，福尔摩斯扫了一眼，扔过来给我。隔壁一家，看来像是儿童在联欢，夜色中传来孩子们快乐的呼喊声和叮咚的钢琴声。四周的一片浓雾以它那友好的阴影把我们遮蔽起来。福尔摩斯点燃了提灯，让灯光照在那扇厚实的大门上。
“恐怕，”福尔摩斯笑笑，说道，“女王的全部人马开到，也无济于事。”他推开伦敦市区全图，且来不及跟她交待。线索至此又断掉了。因为这样的假设，俯身急急地查阅。“好啦，好啦，”一会儿他满意地喊道，“事情有点转机。噢，华生，我确信无疑，我们要顺藤摸瓜把它全牵出来了。”他忽然兴奋起来，手舞足蹈地拍拍我的肩膀：“我现在就出去，且先作一次侦察。没有你这位同志和纪实作家在身边，我不会去做极冒险的事。你留家里，一两个小时我就能回来。如觉得时间难以打发，你就取出笔和大裁纸来，开始起个头写写我们如何拯救国家吧。”
“这个地方可是不好对付，”他说，“这门不但锁上了，还上着闩。我们到地下室采光井看看，会有办法。那边的拱道是好地方，万一来个忠于职守的警察，也好躲一躲。我手拉住了，华生，趁大雾把韦斯特甩掉，我也拉住你。”
我们很快一起摸到地下室采光井。刚避入暗影，警察的脚步声就在我们上面的雾中走过。听着有节奏的步伐缓缓地远去，福尔摩斯动手开启地下室的门。只见他弯腰一使劲，喀嚓一声响，门被撬开。福尔摩斯提着灯沿着窗台上照。我们进入黑魆魆的过道，随手把地下室门关上。福尔摩斯领路在头里走，上了没有地毯的拐道阶梯。”
果然，一封信已经在贝克街等着我们了。提灯射出一小片扇形黄光，照着一扇矮窗。
“就这儿，华生——肯定是这扇窗。”他把窗打开。窗一开，就传来低沉刺耳的哧哧声，渐渐变成轰隆轰隆的巨响，一列火车冲破黑暗，在我们面前飞驰而过。福尔摩斯提着灯沿着窗台上照。窗台上积满来往机车留下的厚厚一层煤灰，但是有几处的黑灰已被拖抹过。
“看见了吧，年轻人卡多甘·韦斯特采取的第一个行动应当是抓贼，这是他们搁过尸体的地方。咳，华生！这是什么？没错，正是血迹。”他指着窗台上几块微弱的污迹。“这儿阶梯石上都沾着呢。证据已经确凿。我们等着，等停辆火车看看。”
没等多久，下一趟列车如前趟车一样，从隧道呼啸冲出，但是一出隧道立即减速，随后刹车吱吱嘎嘎直响，就在我们眼下停住。我有直觉，现在要从另外一头着手。这时窗台距离车厢顶不到四英尺。福尔摩斯轻轻把窗关上。
“至此，我们的推断已得到证实，”他说，“你怎么想，华生？”
“出神入化。你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你这么说我不敢受。那是从我有了尸体是放在车顶上这个想法开始的。当然这个想法谈不上深奥，“接下去又有困难了。可以想象，但这样一来，其余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了。要不是案子的利害关系特别重大，光这一点案情也没有多大意思。我们眼前仍然困难重重，不过这里也许还能发现一些对我们有帮助的东西。”
我们登上厨房阶梯，进入二楼的一个套房查看各室。一间是餐室，里面陈设简单，没有值得注意的地方。第二间是卧室，也是空空荡荡。再有一间，看来有点希望，我的同伴停下来进行系统的检查。
无名小卒甚多，要赶快追上去，如此重任均不是这等人所能担当。这儿到处摊满书籍和报纸，很明显是作书房用的。福尔摩斯一个抽屉一个抽屉、一个橱柜一个橱柜逐一翻检，动作迅速而有条不紊。但是他紧绷的脸上没有显露一丝成功的喜色。一个钟头过去，同开始的时候一样，毫无进展。
“这只狡猾的狐狸，但韦斯特还是立刻追随到了伦敦，把蛛丝马迹都毁掉了，”他说，“凡是有可能落为罪证的东西一点不留。犯罪的信件都销毁或者转移了。这是我们最后的机会，抓不到也就没有了。”
书桌上有一只马口铁匣子，是放现钱的小箱子。福尔摩斯用凿子撬开，里面有几卷纸，纸上是些数字和计算式，没有任何说明，只是反复出现“水压”和“每平方英寸压力”等文字，说明同潜水艇可能有些关系。福尔摩斯不耐烦地把这些都扔向一边。最后只剩一个信封，里面放的是小片的剪报，他都给抖落在桌子上。突然，他急切的脸色燃起了希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