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我来说说事情的经过吧。”那位夫人说，“我在1884年与弗朗西斯在落矶山附近的迈圭尔营地相识。我父亲那时正经营一个矿场，我与弗郎西斯订了婚。后来，有一天父亲发现了一个富矿，从此发了大财。但弗郎西斯的矿脉却渐渐枯竭最后破产了。父亲富了，弗郎西斯却穷了下去，所以父亲反对我们继续交往。他带着我去了旧金山，弗郎西斯也追到了那里，瞒着父亲来见我。我们不敢让父亲知道，但却自行商量，由弗朗西斯先去挣钱，等像我父亲那样有钱时就回来娶我。我也发誓等他一生，非他不嫁，只要他还活着。他说：‘那我们现在就结婚吧，这样我就放心了，也用不着在我回来之后要求别人认可我是你丈夫。’
“就这样，商定过后，他请了一位牧师，随后我们便举行了婚礼。婚礼后弗朗西斯便离开我去闯荡世界，我则回到了父亲身边。
“他到了蒙大拿之后我才得到他的音信。不久又听说他去了亚利桑那探矿，后来又说去了新墨西哥。再后来，报纸上登了一个长篇报道，说印第安人袭击了一个矿工营地，死亡者名单里有弗朗西斯。我当场昏了过去，后来便卧病在床。父亲认为我得了痨病，找遍了旧金山的名医来给我治病。一年来，我确实相信弗朗西斯死了。后来结识了圣西蒙勋爵，还订了婚，父亲很高兴。可我早已把心给了弗朗西斯，世界上没有第二个男人可以取代他。
“尽管如此，我还是决定嫁给圣西蒙勋爵，尽我的义务。爱情虽然无法勉强，可行动可以勉强。我怀着尽力做好他妻子的愿望走向圣坛。可就在路过圣坛栏杆时，我本能地回了一下头，发现弗朗西斯正站在第一排座位那里看着我。我还以为是他的灵魂出现了，可再看时，他还在，眼神仿佛在问我是高兴还是难过。很奇怪我当时竟然没有晕倒，但确实是天旋地转。牧师的话像蜜蜂的嗡嗡声在我耳边响，我手足无措，不知怎么办。难道我应在教堂里中断仪式，制造一场风波吗？我又看了一眼他，他似乎知道我的想法，因为他把手指靠在唇边，示意我别出声。随后我见他草草地在一张纸上写了几个字，想必是在给我写便条。于是我在经过那排座时故意让花束落在他前面，他趁捡花时悄悄把便条塞给了我，上面只有一行字，让我在他发出信号时跟他走。毫无疑问我要对他负责，因此决心照他的要求去做。
“我回家后，把情况对女仆说了。我们在加利福尼亚认识，相处得很好。我叫她不要声张，收拾一下东西，准备好我的长外套。我知道应该告诉圣西蒙勋爵，可是我无法在众人面前开口，只好不辞而别，准备以后再解释。我坐在餐桌旁不到一分钟便看见弗朗西斯在马路另一边站着向我招手，于是借故离开，偷偷溜出去跟上了他。这时有个女人跑来对我说了好多圣西蒙勋爵的闲话——好像是他婚前的一点个人隐私。我好不容易摆脱了她，赶上了弗朗西斯，然后乘一辆马车驶往他在哥登广场租的公寓。经过漫长的等待，我们终于真正结了婚。
“原来弗朗西斯被印第安人关进了监狱，后来越狱逃跑才重获自由。他长途跋涉回到了旧金山，得知我误认为他已去世，并到了英国，这才追到这里，并在婚礼仪式上找到了我。”
“我从一张报纸上看到的，”这位美国人说，“报上只有教堂和姓名，没有女方的地址。”
“接下来我们商议该怎么收场。弗朗西斯说应该彻底公开。但我觉得很内疚，只想从此消失，永远不见他们——或许，给父亲留个条，告诉他我还活着。但一想到那些坐在餐桌旁等我回去的爵士们和夫人们，我便感到深深的不安。
“弗朗西斯为了不让别人再找我，便把礼服和其他东西捆成一包，扔到了一个没人找得到的地方。要是这位善良的福尔摩斯先生今晚不来找我们的话，我们原本计划明天就到巴黎。我不清楚他是如何找到我们的，但是他的善意和劝说使我们认识了自己的错误。他知道我们害怕见太多人，于是提供了这样一个与圣西蒙勋爵单独谈谈的机会。我们得知后立刻就赶来了。好了，罗伯特，你现在知道了一切，要是我给你带来了痛苦，那实在很抱歉，但希望你别把我想得太卑鄙。”
圣西蒙勋爵丝毫没有放松他的僵硬姿势，皱着眉头，闭着嘴巴，静静地听着。
“很抱歉，我不习惯这样公开谈论个人私事。”他说。
“那么，你不肯原谅我了？在我走之前，可以握个手吗？”
“哦，要是这样会让你高兴，当然可以。”他伸出手，冷漠地握了握她的手。
“本来我希望您能跟我们共进晚餐。”福尔摩斯说。
“我想不必了。”勋爵说，“我或许会默默承受这个现实，可别指望我能表现得不痛不痒。如果可以，我现在祝你们晚安。”他欠身行礼，然后昂首挺胸地走了。
“我想，你们应该会给我这个面子吧？”福尔摩斯说，“和一个美国人交朋友是件令人高兴的事，莫尔顿先生。许多人包括我都相信，多年前一位君王的愚蠢行为和一位大臣的错，决不会影响同宗后代在未来的某一天成为同一世界大国的公民，米字旗与星条旗无妨共同升起。”
客人离开后福尔摩斯说：“这案子太有意思了，它可以很清楚地表明一个道理，很多看起来解释不了的事，原因却无比简单。这位夫人的叙述已经基本说明了问题，不过对另外一些人，如苏格兰场的雷斯瑞德先生来说，也许却至今也找不到明确的思路。”
“你自己就没走过弯路吗？”
“至少有两件事我一直很清楚。一是这位女士在婚礼之前还很高兴；二是回家后很快就突然反悔了。显然这中间发生了什么，从而促使她改了主意。会发生什么呢？有新郎来回一路随行，她不可能有机会同别人说话。那就可能是看到了什么。而她刚从美国来，在这里不可能认识什么对她有如此影响力的人，那就是说她看到的十有八九是个美国人——你发现了吗？我们一直在用排除法。那么应该是个什么样的美国人呢？为什么看一眼就能让她改变主意？我想应该不是恋人就是前夫。据勋爵所讲，她少女时代其实家境一般，甚至是在艰苦中成长。而且还有一个细节，就是教堂前排曾有一个男子帮新娘捡花儿，之后新娘便态度大变。另外还有些线索，比如她跟女仆交谈时，说到了一些意味深长的暗语，像是‘侵占别人的地’——这是矿工用语，常用来借指抢占别人的矿产或开采权之类——如此一来，真相还不够清楚吗？她是跟一个男人出走了，而这个人不是她的旧日恋人，就是前夫。后者可能性更大。”
“那你到底是怎么找到他们的？”
“原本很难，可雷斯瑞德已经掌握了最有价值的情报，却视若无睹。那几个姓名的首字母相当重要，不过了解到一周之内谁曾在伦敦这家顶级旅馆结过账更重要。”
“你怎么知道是顶级旅馆？”
“根据那昂贵的价格推断的：八先令一个床位，八便士一杯葡萄酒，可见那家旅馆有多高级。收费如此昂贵的旅馆在伦敦很少。在诺森伯兰大街，我访问的第二家旅馆的登记簿清晰记载着，有个叫弗朗西斯·海·莫尔顿的美国人在前一天刚离开。查看他的账目时，恰好发现我在复写的收据上看到的那些账目。那位美国先生留言说他的信件可转到戈登广场226号。我就赶到了那里，还好这对爱侣在家。我以长辈的身份向他们提了一些建议。我说，不管怎样，他们最好向公众，特别是向圣西蒙勋爵说明一切。我邀请他们来与他见面，并且你也看见了，他们果然守约前来了。”
“不过，结局似乎不圆满，”我说，“勋爵的行为明显不够潇洒。”
“哦，先生，”福尔摩斯笑道，“你要是经历了求婚、结婚等一系列麻烦事之后，却在刹那间发现妻子与财富不翼而飞，恐怕也洒脱不起来吧。我觉得我们该对圣西蒙勋爵宽容一点，并感谢上帝别让我们在某一天遭遇同样的不幸。请把椅子挪过来，把小提琴递给我。我们现在必须考虑，如何打发这凄凉冷清的秋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