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拉尼奥笔下众多的流亡者没有一个是聂鲁达那样风风光光的。流亡是内心的事，一个吞下去的动作，是面对万丈深渊时喉头的一声哽咽。流亡者对缺席比对在场更加敏感，他们总在观察，寻找倾听和倾吐的合适对象。《毛毛虫》写两个远离家乡的人的相遇，在开口对话之前彼此都注意到对方很长时间，一个在书店里翻书，另一个坐在书店外的长凳上独自望着天空。他们交谈起来，“‘毛毛虫’从来不跟人争论，也不表示看法……只是倾听，存在心里，或许也仅仅是倾听。”他们的距离从未缩短到称兄道弟，彼此都知道，对方只是人生过客而已。结局没有意外，“毛毛虫”悄无声息地搬走了，“后来就再也没见过他”，平淡如此，读来还是有点惆怅。
这些故事里都少不了书，少不了写作与诗歌。波拉尼奥喜欢玩味一个被迫丧失稳定的人，文艺在他的生活里还能起怎样的作用？阿连德政权被颠覆后，智利军警前来搜查聂鲁达的寓所，诗人说：“看吧，你们在这儿就怕一样危险品——诗！”颇有几分李白命高力士脱靴的豪气。然而这种豪气是虚的，出自聂鲁达天真狂傲的秉性，“看尔等鼠辈，与我何加焉？”不按世界本来的样子去看世界，固然豪情满怀，不失可爱，但由于入得真实太少，其实境界不高。波拉尼奥描写的文人则处在另一个极端，他们都被真实的人生摧折得落落寡合，离“豪气”二字太过遥远了，甚至没有余力让青春的本能暂时逍遥一会儿。“讨生活”的负担榨干了所有诗意。就剩下了同情。赖文艺的桥接，这些寂寞无助的人彼此都能认识，能说上几句话，在迷茫一片的夜晚互相有所寄托。《地球上最后的夜晚》一篇，写B与B父到阿卡普尔科度假，本来无关流亡，但B的举止心理都是流亡者的，他带了一本偶然得到的法国超现实主义诗选，他似乎预感自己随时可能离开眼下的岁月静好，仿佛度过的每一天都是“地球上最后的夜晚”；他用陌生的目光看任何人，包括自己的父亲；他对任何活色生香都不抱浓厚的兴趣；他做的梦都是在黑乎乎的长街上来回走，站在楼群之前，看到楼群间巨大的影子好像在相互冲撞。在游泳池边的露天茶座，B遇到一位美国妇人，问起他手中的诗集，从而两人有了一番关于诗的简短对话。故事到这里微微有了一点亮色，但很快又沉寂了下去，因为B的假期节奏被他的父亲所掌控，后者的眼里只有女人、吃喝和赌博——象征着一种强大而麻木的支配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