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态是人瞬间状态中的情态，以前后变化运动为归类标准，与环境关系十分密切，对于考察人物的微观内心世界具有重要意义，与恒态的宏观考察互为补充。
恒态的宏观考察与时态的微观考察相结合，对于考察和鉴别人物具有重要意义。以此作为观人利器，人的心性品质很难逃脱训练有素的“伯乐”的火眼金睛。曾国藩为了对付太平军，从一介文士成为统兵大帅，全得力于他的观人用人的本领。他在考察人物方面功夫的确大大过于常人。
人的心性品质个体差异很大，很难归纳出一套整齐划一的方法，但曾国藩抓住恒态、时态这两个方面，可算是提其纲，掣其领，以简驭繁。这是因为人的心性品质个体差异虽然很大，但人不论今古，本性同出一辙，虽表象的时代差异在所难免，但其本质是变不了的。具体地说，《冰鉴》将恒态分为弱态、狂态、疏懒态和周旋态，古人今人少有差别。让我们具体地加以分析。
下面先介绍恒态中的“弱态”。
弱态的基本特征是“弱”，性情温柔和顺，平易近人。不足之处在于优柔寡断，缺乏足够的信心和果断独立之气，不能坚持个人意见，由于经常给人当助手，常常是言听计从，因此缺少主心骨。弱态再加些文人气质，又会增加一重多愁善感的女儿态。这种人如果不彻底改造自己信心不足的缺点，就只能给人当个下手，很难独挡一面成大事。
弱态之人的优点在于内心细腻，感受敏锐深刻细微，常常能够注意到常人没有注意到的东西，发现常人发现不了的细节。这种人精明干练，做事周全，叫人放心，特别是对许多细节处理得非常巧妙，很有创意。只可惜豪气不足，不适合独当一面的开创性工作。然而这类人如果从事文学艺术工作，却又往往能做出大的成绩。
中国传统处世哲学中有一句叫做“明哲保身，但求无过”，即要保全自己不受伤害和攻击。最好的办法是以退为进，隐于无形，把自己放在一个弱小的态势下，不引人注意，自然不会遭小人的妒忌陷害。这种弱态其实是古人处世智慧中一个很高的境界。许多的古人就用这种办法保护了自己。
战国时期的孙膑，在被同学庞涓陷害之后，为活命而装疯。当庞涓以美食与大便试探他的心智是否健全时，他选择了大便。由此，庞涓放松了警惕，孙膑才得以逃出庞涓的掌心，回到齐国。后来孙膑设计，万箭穿庞涓于大树之下。
三国时期的司马懿在曹丕死后与曹爽的争权中，先装着年老智昏，连穿衣、吃饭和见客都如痴呆者一样，从而蒙骗了曹爽，使其放松戒心。然后找到机会突然发难，攻其不备，一举成功，为后来司马昭、司马炎夺魏权、创晋朝铺了道路。这种弱态非出于真心，而是有计谋的精心策划，为着某种重大目的而准备，实是一种大勇气大智慧，与前面所述的弱态有天壤之别。
弱态有真弱，假弱之分。刘备之子，蜀汉后主刘禅是真弱，被后世人称为“阿斗”。他的弱，自他继位之前已为人知。而孙膑、司马懿之弱，包括周文王在商纣王的监禁中的弱，都是暂时的权宜之计。他们装疯卖傻，为的是保全自己，这是假“弱”。以冷静的头脑旁观，谁都能看到其中的奥妙，而庞涓不察，曹爽不察，商纣王不察，大概因为无冷静之人进言而三人又刚愎自用的缘故。因此，要区分真假弱态，不但要考察一个人的前后的一贯行为表现，还要综合各方面的因素，加以全面考虑。
另有一种弱态，多是女儿情致，作小鸟依人状，情致婉转，娇柔亲切，使人心生疼爱之心。西施是这样，林黛玉更甚之。如果说前一种弱态以工于心计为特征，后一种弱态则体现审美意义。
天生之弱态容易辨识，但生活中常见的弱态之人并非都是生来就弱，有些弱态是为了处世的需要，这种情况就需要细细推敲一番了。
处世活用
“示弱”是一种智慧。为什么呢？很简单，弱者和强者都是互相转换的。在中国人的辩证哲学中是这样，在西方也是这样。
美国第九任总统威廉·亨利·哈里逊出生在一个小镇上。他小时候是个文静怕羞的孩子，人们都把他看做傻瓜，常喜欢捉弄他。他们经常把一枚5分硬币和一枚1角的硬币扔在他的面前，让他任意捡一个。威廉总是捡那个5分的，于是大家都嘲笑他。有一天一位好心人问他：“难道你不知道1角钱比5分钱值钱吗？”“当然知道。”威廉慢条斯理地说，“不过，如果我捡了那个1角的，恐怕他们就再也没有兴趣扔钱给我了。”
有些人看上去平平常常，甚至还给人“窝囊”“不中用”的弱者感觉，但这样的人并不可轻易小看他。有时候，越是这样的人，越是在胸中隐藏着高远的志向抱负。而他这种表面的“无能”，正是他心高气不傲、富有忍耐力和讲策略的表现。这种人往往能高能低、能上能下，具有一般人所没有的远见卓识和深厚城府。曾国藩就是这样的一个人。
功高盖主，兔死狗烹。身为臣子的曾国藩深知身居高位的危险。曾国藩的一生中，屡获朝廷重任。对此，他除在一些家信中偶然表现出沾沾自喜外，更多的则是惕惧。如慈禧上台只十八天，便命曾国藩为钦差大臣、两江总督，统辖江苏、安徽、江西、浙江四省军务，所有四省巡抚、提督以下各官，均归其节制；同时，曾国荃也以记名臬司按察使“赏给头品顶戴”。
对于这种殊遇，曾国藩的感情是复杂而矛盾的。一方面，他感恩图报，正如他写给弟弟的信中所说：“前此骆、胡、王、薛诸人，皆以巡抚赏头品顶戴，今弟以记名臬司获此殊恩，宜如何感激图报？”另一方面他又深恐自己骤遭不测之灾，甚至杀身之祸。他写道：“予自（十一月）十五至二十二日，连接廷寄谕旨十四件，倚畀太重，权位太尊，虚望太隆，可悚可畏！”“日内思家运太隆，虚名太大，物极必衰，理有固然，为之悚惶无已。读陶诗《饮酒》诸篇，为之心折。”陶渊明在《饮酒》诗中说：“衰荣无定在，彼此更共之……寒暑有代谢，人道每如兹。”这位“结庐在人境”、闲适冲淡的陶渊明，竟然在千年后引起了身处千军万马之中的曾国藩的共鸣。
然而曾国藩并没有如陶渊明一样，“遂尽介然分，拂衣归田里”，而仍然在调兵遣将，用尽心机，日夜盘算着围攻天京的“大业”。他一只眼盯着太平军，另一只眼又不得不盯着满清朝廷。于是，他于十一月二十五日上疏说：“臣自受任两江以来，徽州失守，祁门被困”，并且“受命年余，尚无一兵一卒达于苏境，是臣于皖则无功可叙，于功则负疚良深”，“至于安庆之克，悉赖鄂军之功，胡林翼筹画于前，多隆阿苦战于后，并非臣所能为力”。他把自己数落了一顿之后，又把攻克安庆之功完全算在满人多隆阿身上，而绝不提曾国荃，这实在是用心良苦。接着他又说，左宗棠“其才可独当一面”，朝廷可令他督办浙江全省军务，自己则“无庸兼统浙省”。他这一奏请，一方面固然是信赖左宗棠，而自己“遥制浙军，尚隔越千里之外”，确有困难，另一方面也是对朝廷中新当权者的态度的一次试探。慈禧等人当然也看透了曾国藩的心计，在十二月十四日的上谕中，令他节制浙江军务已了，“毋再固辞”，并且说他“谦卑逊顺，具见悃忱真挚，有古大臣之风”，着实把他赞扬了一通。
自然，这并不能使曾国藩放下“伴君如伴虎”的那颗悬而又悬的心。所以刚过了春节，他又于同治元年正月初十日上疏再辞节制四省军务之命。他在奏折中写道：“所以不愿节制四省，再三渎陈者，实因大乱未平，用兵至十余省之多，诸道出师，将帅联翩，臣一人权位太重，恐开斯世争权竞势之风，兼防他日外重内轻之渐。”他摆出一副悲天悯世的架势，以防止外重内轻的议论来消除朝廷的疑虑。其实，自咸丰军兴以来，团练四起，权在督抚，清王朝早已形成外重内轻的局面，而湘军在当时尤有举足轻重之势。这点，朝廷清楚，曾国藩更加清楚，只是薄薄的窗纸无需捅破，因为一方要利用另一方镇压太平天国，另一方则要利用对方的威势来保护“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整个地主阶级的利益，并为自己谋求进身求利之阶。正月二十三日的上谕说：“当此，江浙军务吃紧之际，若非曾国藩之悃忱真挚，亦岂能轻假事权？”清廷甚至加封曾国藩为协办大学士。
但是，谨小慎微的曾国藩并没有因为朝廷的这么几句评语而放松对清廷态度的时时观察。天京城破以后，曾氏兄弟的威望更是如日中天，达于极盛。曾国藩不但头衔一大堆，且实际上指挥着30多万人的湘军，还节制着李鸿章麾下的淮军和左宗棠麾下的楚军；除直接统治两江的辖地，即江苏、安徽、江西三省之外，同时节制着浙江、湖南、湖北、福建，以至广东、广西、四川等省也都在湘军将领控制之下；湘军水师游弋于长江上下，掌握着整个长江水面。满清王朝的半壁江山已落入曾国藩的股掌之中。他还控制着赣、皖等省的厘金和几省的协饷。时湘军将领已有十人位至督抚，凡曾国藩所举荐者，或道府，或提镇，朝廷无不如奏而授。此时的曾国藩，真可谓位贵三公，权倾朝野，一举手一投足而山摇地动。
在这样的时刻，处于这样的境地，曾国藩今后的政治走向如何，各方面都在为他猜测、设想、谋划。已经有统治中原两百多年历史经验的清王朝，自然不容高床之下有虎豹鼾睡，只是一时尚容忍未发；不断有来自权贵的忌刻怨尤，飞短流长，也是意中之事；自然也有一批利禄之徒，极力怂恿曾国藩更创大举，另立新帝，以便自己分得一匙羹汁。何去何从的问题，当然也早在谙熟历史的曾国藩的思虑之中了。
他的办法有三：一是叫攻克金陵的“首功之臣”、统有五万嫡系部队、被清廷斥为“骤胜而骄”，且有“老饕之名”的老九曾国荃挂冠归里。他说：“弟回籍之折，余斟酌再三，非开缺不能回籍。平日则嫌其骤，功成身退，愈急愈好。”二是裁减湘军十二营，同时将赴援江西的江忠源、席宝田两部一万余人和鲍超、周宽世两部两万余人均拨给沈葆桢辖管。这样，曾国荃所辖之部仅剩几千人了。三是奏请停解广东、江西、湖南等省的部分厘金至金陵大营，减少自己的利权。纵观这三条，都是曾国藩的“韬晦”之计。他在金陵攻克前还“拟于新年（同治二年）疏辞钦差、江督两席，以散秩专治军务，如昔年侍郎督军之象，权位稍分，指摘较少”。
虽然后来曾国藩没有疏辞钦差大臣和两江总督，但上述三条措施，正中清廷的下怀，使清廷骤减尾大不掉之忧，因而立即一一批准。
曾国藩深知“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堆出于岸，流必湍之”的道理。同时，经过自咸丰二年底开始的风风雨雨，他位已足够高，权已足够大，希望从此过着安稳舒心的日子。因而他才想着把权位退让些，把责任减轻些，尽量远离风云莫测的政治漩涡。
曾国藩这种表面的“弱态”，是很高明的处世做事的手段。当拥有优势的地位时，这样做可以避免过于引人注目，而当处于劣势的时候，就更是一种对于自己的保护。
要求得发展，首先应该保全自己，自我保护是立足于世的第一步。然而从古至今，很多人都不懂得自我保护，尤其是一些位高权重、才华横溢、富可敌国之人，被自身耀眼的光芒所迷惑，没有意识到这正是祸害的起始。
纵观历史，看历代功臣，能够做到功盖天下而主不疑，位极人臣而众不妒，穷奢极欲而人不非，实在是少之又少。最重要的原因是他们不懂得示人以“弱”，不明白放低姿态才是自我保护的最佳途径。反之，深谙此道的人，不管位有多高，权有多重，周围有多少妒贤嫉能的人，都能在危机四伏的环境中为自己保留一席之地。
郭子仪是晚唐时期的重臣，他屡立战功，被封为汾阳王之后，王府建在长安。自从王府落成之后，每天都是府门大开，任凭人们自由进出。
有一天，郭子仪帐下的一名将官要调到外地任职，特地来王府辞行。他知道郭子仪府中百无禁忌，就一直走进内宅。恰巧他看见郭子仪的夫人和爱女正在梳妆打扮，而郭子仪正在一旁侍奉她们。她们一会儿要王爷递手巾，一会儿要他去端水，使唤王爷就好像使唤仆人一样。这位将官当时不敢讥笑，回去后，不免要把这情景讲给他的家人听。于是一传十、十传百，没几天，整个京城的人们都把这件事当做茶余饭后的笑话来谈。
郭子仪的几个儿子听了，觉得大丢王爷的面子，他们相约，一起来找父亲，要他下令像别的王府一样，关起大门，不让闲杂人等出入。
一个儿子说：“父王您功业显赫，普天下的人都尊敬您，可是您自己却不尊敬自己，不管什么人，您都让他们随意出入内宅。孩儿们认为，即使商朝的贤相伊尹、汉朝的大将霍光也无法做到您这样。”
郭子仪收敛笑容，叫儿子们起来，语重心长地说：“我敞开府门，任人进出，不是为了追求浮名虚誉，而是为了自保，为了保全我们的身家性命。”
儿子们一个个都十分惊讶，忙问这其中的道理。
郭子仪叹了口气，说道：“你们光看到郭家显赫的地位和声势，没有看到这声势丧失的危险。我爵封汾阳王，没有更大的富贵可求了。月盈而蚀，盛极而衰，这是必然的道理。所以，人们常说急流勇退。可是，眼下朝廷尚要用我，怎肯让我归隐？可以说，我现在是进不得也退不得，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紧闭大门，不与外面来往，只要有一个人与我郭家结下仇怨，诬陷我们对朝廷怀有二心，就必然会有专门落井下石、妒害贤能的小人从中添油加醋，制造冤案。那时，我们郭家的九族老小都要死无葬身之地了。”
懂得示弱的人，往往能更有力地存活下来。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项羽强悍英武，飞扬跋扈，结果兵败垓下，英雄末路，自刎乌江。而汉高祖刘邦善于示弱，结果一统江山，坐拥天下，成为一代帝王。韩信居功自傲，功高盖主，结果招来杀身之祸。而与他同朝的另一个大臣萧何，却懂得处处避其锋芒，赢得了朝野一致的好评，也确保了他一生的地位和平安。
这种向人示弱的手段很管用。大文学家歌德在路上遇见魏玛皇室的车马时，便会退至路边，低首鞠躬。无怪乎魏玛皇室养活了他几十年。大音乐家贝多芬却对此很不以为然。他牛气冲冲地硬挺着脖子，站在那儿，绝不向魏玛皇室躬身。结果贝多芬穷困潦倒了一辈子。虽然人们大多很赞赏音乐家贝多芬的才华和气节，但是贝多芬也没有看懂文学家歌德示弱的原因。其实贝多芬没有深想，也只是率性而为。贝多芬不愿意低下自己的头颅，谁愿意向人低头呢？凡人都不喜欢他人直身昂首，他们喜欢你比他们低，贝多芬也不例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