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城市不但是人类为求适应周围自然环境的精心擘划，而且是安排人与人良好关系的尝试。那么，有关这3个城市的居民，我们可以得出些什么推论呢？他们的寿命一定都很短——30多岁，顶多40岁；但是健康状况一般都不错，至少在沙塔胡攸克发现的情况是如此。不过也发现过疟疾、肺炎和关节炎等疾病。在上述3个城市里，死者都安葬在住所地下，但是约从公元前4000年起，耶利哥人开始把死者葬在城外。
在这3个社会中，妇女似乎都居于支配地位。当地举行丰产祭典时，主神又是一位母神。史瑞约维克教授指出，雷彭斯基弗是一个极端拘泥礼法的社会。从支配建筑与雕刻的严格传统来看，建立该城的居民是生活在一个个人服从团体的社会里，个人的生活完全依赖社会。他说，城市的建筑反映出该城市的“基本价值、目标和精神，还反映出社会成员的生活要与这些目标一致，从而节制自己的行为”。那必然是一种严格的集体制度。为了维持支配该城日常生活的经济体系，实行这种制度是不足为奇的。
在沙塔胡攸克，还发现社会生活更为复杂的证据。据梅拉特说：“从一成不变的房屋设计、相同的外观和内部设备看来，当时是一个秩序井然的社会。此外，在长达800多年的时间里，重建或翻造的房屋都依照原来的图样和传统的建筑格局，再加上在这个文化中看不出有多少变化，这一切都表明当地居民极端保守。”梅拉特指出，由于建筑物大小不同，财物和明器也有差异，社会上必有或多或少不平等的地方，不过贫富差距似乎不大明显。
然而，为了更明确地认识这些最早的城市社会，还需要再作深入的研究。这3个城市有一个共同的要素，就是传统与革新的结合，旧石器时代的习俗与新的文化基础如分工制度等并存。这些新的文化基础，就是城市社会逐渐定型时，生活方式早已变得复杂的明证。
从这些遗址的无数发现中，获得最特别的一项推断就是在物质和精神两方面，市民的生活水准都比当时非城市社会要高。
沙塔胡攸克新石器时代文明的惊人发展，似乎是以有组织的生产和储存粮食为基础。沙塔胡攸克和耶利哥的居民，看来不全像城里人而比较像靠田地生活的人。由于他们的生活仍要依赖农作物的收成，说他们是城里的农民较为正确。他们就在城市周围的小块田地上种植大麦、小麦、豌豆、蚕豆和扁豆等。
种植农作物的是女人，用的是石制耕具。她们还照料牲口。事实上，在田里的工作大部分都由女人承担，男人则带着刚驯养了的猎犬去打猎。可是他们还未能生产出足够所需的粮食。即使是在沙塔胡攸克，那里已发现当时所种植的食用植物至少有14种之多，新石器时代的人仍是狩猎能手，狩猎仍是食物供应中非常重要的一环。那时安那托利亚高原上的野生动物种类繁多，古代人可能猎取鹿、野牛、野猪、豹、狼、熊、鼬鼠、狐、羚羊及雀鸟等动物。
农业的发展促成人口增长，从而促进城市的形成；人口的增加又刺激农业进一步发展。不过，城市的起源并非单靠农业。农业可能为耶利哥和沙塔胡攸克的兴起奠定了基础，也为居民提供了日常生活所需的粮食，但是促进城市成长和繁荣的真正原因还在其他方面。
这些城市中发现若干家庭用品显示，居民已开始追求城市生活所能带来的舒适享受。在沙塔胡攸克发现的无数日常用品，品质之佳和手工之精细，看来似乎可以证明新的城市生活带来一定程度的奢华享受。虽然居民在应用木料和编织方面，在雕制骨器石器工具方面，都没有创新，但是从出土物品可见，当时手工业相当繁荣。他们的木工和骨雕已经达到新的水平，而他们的石器工艺也达到新石器时代琢磨技术的顶峰。
新技术的出现更具重要的意义。沙塔胡攸克居民已经会制陶器和织羊毛。在该地出土的物品中，有最古老的衣物，保存完好，前所未见。
在墓穴中埋藏的兵器和珠宝饰物，以及小雕像和黑曜石造的镜子，说明沙塔胡攸克的居民有相当高的技术水平，还会用铜和铅两种金属。梅拉特强调说：“在沙塔胡攸克所习用的种种工艺技术和早期铜器时代发达的文明相比，并不逊色。在出土物品中找不到的，只有表现书写和音乐这两种技艺的物品。”
制造这类东西的作坊虽然还没发掘出来，但是毫无疑问必有这种作坊。既有这样的特殊的手工业，生活水准又高，这就不能简单地解释为新石器时代革命的“附带结果”。其中必有某种新的因素。所有的迹象都显示，这个新因素就是贸易发达。
在耶利哥和沙塔胡攸克必定已建立了商业，不但开始发展而且早就有了成果。从一些出土物品（特别是贝壳和矿物）所提供的初步线索，可以想象出当时商业的概况。贸易是以石器工业为中心，这种工业是从旧石器时代直接流传下来的。原料和制成品往返运送的路线现已有迹可寻。
耶利哥在一个水泉附近建立，但是这片绿洲的发展是由旺盛的贸易促成的。死海的盐和岸边挖掘出来的矿物，都要取道耶利哥转运别地。往来巴勒斯坦南部和安那托利亚之间、往来沙漠的游牧民族和地中海之间的交通，都必须经过耶利哥这个中途站。
沙塔胡攸克曾与南面各地区通商，可用遗址中发现的峨螺、宝贝、乌蛤壳、乌蛤和角贝等地中海产的贝壳作为证明。手工工匠在寻取原料时，遍搜附近的山陵，然后再到更远的旷野中去寻找。他们所采用的原料，除木料外，还有燧石、石灰石、雪花石膏、大理石、绿岩、水晶、红玛瑙、玉髓、碧玉及其他很多矿物。当时从沙塔胡攸克可望见的活火山，例如黑桑山，都盛产黑曜石。黑曜石是一种酷似黑色玻璃的火山岩，非常名贵，用途甚广，可用来制造切割工具和兵器。约从公元前6000年起，该城曾与远至塞浦路斯及巴勒斯坦等地的人通商。新城市的繁荣就靠这种贸易交流网支持。
这些最近的研究结果，彻底改变了我们对城市最初在地球上出现的那个时代的概念。继往开来的是谁呢？至今还不知道。从上述阶段中的最早城市，发展到有现代城市那么复杂组织的苏美尔城邦，整个过程历时四五千年，其发展的经过至今全不清楚。这是城市发展史上缺漏的一个环节，仍有待考古学家发掘查考。
■与耶利哥古城相邻的又一遗址
地处叙利亚的乌加里特遗址，虽然年代没有耶利哥那样久远，但因两地相距较近，在本节当中我们简略介绍一下，且当与耶利哥相关的一个附录。
历史上，许多重要的发现都是由于偶然的机会，腓尼基著名商业和航海城市乌加里特的再现于世，便是一典型实例。
腓尼基东邻叙利亚，西濒地中海，南毗巴勒斯坦，北接小亚细亚，坐落在黎巴嫩山和地中海之间的一个狭长地带。由于地处西亚海陆交通的枢纽位置，所以商业和航海业格外发达。公元前3000年左右，一支说塞姆语的民族从阿拉伯半岛迁徙至此，自称迦南人，擅长造船和航海。“腓尼基”一词的原意为造船者，希腊文中“腓尼基”意为“紫红之国”，这是因为腓尼基以出产紫红色染料和紫红色布匹著称于世，行销地中海沿岸诸国。
腓尼基人曾先后建有乌加里特（今叙利亚拉斯沙姆拉遗址）、比布鲁（今黎巴嫩朱拜勒）、西顿（今黎巴嫩赛达）、推罗（今黎巴嫩苏尔）等若干奴隶制城邦，其中以乌加里特最负盛名。
乌加里特坐落在叙利亚西北最大的海港城市拉塔基亚以北11公里的沙姆拉角，掩埋在一个名叫“茴香丘”的山丘之中，西濒地中海，是古代著名的商业和航海中心。直到1887年，人们才从埃及开罗南面287公里处的阿马尔奈遗址出土的文书中得知这座腓尼基名城的名字，但是，没有人知道它的确切位置，更不用说其他具体情况了。
1928年3月的一天，阳光普照，晴空万里，一名农夫在沙姆拉角翻耕农田时，意外地发现了一座古墓，消息传开后，立即引起有关部门的重视。一代名城乌加里特重见天日的时机终于来临了！
当时叙利亚仍处于法国殖民统治之下，贝鲁特文物局闻讯后，立即派人赶赴现场，进行了试掘，结果发现这是一座迈锡尼式的古墓。1929年，法国政府从国内派遣谢费尔前往叙利亚，主持这一地区的发掘工作。谢费尔来到叙利亚后，率领骆驼队千里迢迢赶赴现场，正式组织系统的调查发掘，到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夕，已持续发掘10年。“二战”期间，发掘工作一度中断，1948年才得以恢复。到20世纪80年代，发掘次数达40余次。沙姆拉角遗址展现了从新石器时代至罗马时代的完整文化序列，尤其是公元前14世纪至前13世纪青铜时代晚期乌加里特城的情况，更是清楚地呈现在世人面前。
遗址所在的山丘形状略呈梯形，面积约22万平方米，平均高出周围地面约15米，发掘面积约占总面积的七分之二。发掘区主要集中在山丘的东、北、西三面。
从发掘结果来看，乌加里特城主要分成3部分：北边的卫城区和工商业者居住区，西边的宫殿区和居住区，以及郊外的港口区。
卫城区有两座神庙，还有祭司的邸宅。两座神庙内分别供奉着巴阿尔神像和达贡神像。神庙墙壁极厚，以达贡神庙为例，厚度达5米。神庙高出周围地区，基本结构为前堂后室，后室设有圣殿及其他辅助设施，是叙利亚北部神庙的典型模式之一。
祭司的邸宅中，供奉着祭祀神灵的青铜武器等贡品，其中有3个房间是文书库，存放着大量的泥板文书，内容包括神话、宗教书籍、叙事诗等，还有包括苏美尔语、巴比伦语和乌加里特语等3种语言在内的辞典。
宫殿区由3座宫殿和1座带塔的堡垒以及小神庙构成。这里官府、衙署鳞次栉比，在不少衙署里出土了刻有楔形文字的泥板文书，内容涉及腓尼基统治下的城乡状况、兵役赋税制度、租税征收、与赫梯等国签订的条约，以及有关内政外交等方面的资料，为了解腓尼基当时的国内、国际局势提供了珍贵的资料。
港口区位于距沙姆拉角约800米的米内·埃尔·贝塔，俗称“白港”，如今仍是一个船只停泊的小港湾。在乌加里特全盛时期，这个港湾曾深入到内陆120米，是驰名地中海的国际港口。公元前15世纪至前14世纪，迦南人以及来自爱琴海方面和塞浦路斯岛的商人纷纷到这里定居，形成商业贸易和航海业中心，港湾里常年停泊着保卫城市的军舰。
沙姆拉角早在公元前7000年的新石器时代就有人居住。至公元前3000年青铜时代初期，腓尼基人成为这里的主要居民，在这里繁衍生息，此后代代相传。大约在公元前2000年，乌加里特城邦国家形成。
公元前15世纪至前13世纪，乌加里特的北面是赫梯王国，南面是埃及帝国，它处在两个强邻之间，构成一个缓冲地带，其东邻两河流域更是动荡不安。因此，对于乌加里特这样一个新兴的王国来说，要想在夹缝中求得生存和发展，外交手腕显得至关重要。早在公元前2000年左右，乌加里特首先是与赫梯结盟，继而又与埃及帝国缔结友好条约，沙姆拉角遗址中出土的埃及中王国时期法老辛努塞尔特一世（约公元前1971年至前1926年在位）赠送的护符、项链以及辛努塞尔特二世（约公元前1897至前1879年）之妃的雕像便是最有力的凭证。
乌加里特是国际性的港口，商旅云集，百货辐辏。市场上出售的商品有从海贝中提炼而成的名贵紫红色染料、葡萄酒、橄榄油、玻璃制品，还有来自塞浦路斯的铜器、象牙和木材等。两河流域的马里古城出土的“马里文书”中，记载了公元前18世纪与乌加里特贸易往来的情况，从中可以看出当年乌加里特商业活动范围之广。
腓尼基人同时还从事海盗活动，到处掳掠人口，贩卖奴隶。并且在地中海沿岸建立了许多殖民地，作为商业活动的据点，其中最著名的是迦太基，曾一度称霸于地中海。
在沙姆拉角遗址中出土的泥板文书，年代相当于公元前15世纪至前14世纪初期。泥板上面的文书是以一种楔形字母写成，共有30个（无元音），与以前所知道的任何一种文字都不相同，它是公认的迄今所知的最早的字母文字。从1930年起，德国的汉斯·鲍尔教授与法国学者维罗洛和多尔姆相继释读成功，他们确认乌加里特语属塞姆语族，与腓尼基语以及《圣经》中所使用的希伯来语关系密切。后来在腓尼基南北通用的由22个辅音字母组成的腓尼基语就是从乌加里特语演变而来的。希腊字母、罗马拉丁字母以及后世的西方拼音字母均是由它发展而来，因此乌加里特字母文字的形成，对推进人类文化的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
乌加里特城大约在公元前14世纪中叶毁于地震，事后重建。100年后，沦为迈锡尼人的属地。值得一提的是，公元前1290年，赫梯与埃及在叙利亚的卡叠石交战，赫梯获胜，双方缔结和约，乌加里特在其中曾担任调停人的角色。
据埃及史料记载，公元前13世纪，以好战著称的“海上民族”摧毁了地中海沿岸一些城市；公元前13世纪末至前12世纪初，乌加里特城也遭到覆亡的厄运。此后，乌加里特相继沦为其他王国的属地，日趋萧条和衰落，最终销声匿迹，退出历史舞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