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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5章 著名专家学者(18)

小学中学都不错

任继愈出生在山东省平原县一个殷实的军官家庭——“父亲是国民党少将,保定军校毕业的,曾经参加过抗日战争。‘继愈’这个名字是入学时老师给取的,取‘继承韩愈’的意思,希望我将来能在文学上有所建树。没想到我日后走偏了这条道。”

据任继愈回忆,从识字到上正规小学,换过很多地方,主要是在鲁南一带读书,而毕业则是在山东济南贡院墙根的“省立第一模范小学”(现大明湖小学)。

有一次,班级老师曹景黄,布置大家以清明节植树为题写一篇文章。任继愈作文中一段“吾乡多树,每值夏日,浓荫匝地——以待行人憩焉”,令曹老师大加表扬,认为他的“焉”字用得非常好,有文言文的语感。这让任继愈颇为自得。后来,他在一篇《追求》的文章中写道:“我读《四书》是在小学时读完的,小学老师曹景黄先生给我打下了阅读古汉语的基础,是我永远怀念的一位老师。”

他说:“无论从小学到大学,我的成绩并不是很突出,属于‘中等偏上’,考试分数不是很好。但是我考完以后,总要自己检查检查错在哪里;就像下围棋复盘,哪一招棋是误算或是昏招一样,这是我的一个习惯——所以我所得到的东西,并不一定比考100分得到的少。”

任继愈的中学,是在北平大学附属中学读的。在这里,他遇到了几位对他国文产生深远影响的语文教师:任今才、刘伯、张希之。有意思的是,这些让他感激一辈子的恩师,几乎都是从北大中文系或哲学系毕业的。在他们的影响下,他开始阅读胡适、梁启超、冯友兰等人的著作,接受更深层次的思想启蒙。

虽然北平大学附中只办了4年,但在任继愈的心中,有着很重要的分量。

更让任继愈难忘的是,北平大学附中不提倡“读死书,死读书”,而且对学生的爱好不加限制。

北大何谓“大”?

任继愈自1934年考入北大哲学系学习,到1964年创建中国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并任所长,前后共30年。但他调离北大以后,仍在北大兼任教学工作。这样算来,他与北大同忧戚、共浮沉,已有54个春秋,对北大的学风知之甚深。

据任继愈回忆,北大前校长蔡元培先生曾在《北京大学月刊》发刊词中提出:“大学者,囊括大典,网罗众家之学府也。……各国大学,哲学之唯心论与唯物论、文学美术之理想派与写实派……常樊然并峙于其中。此思想自由之通则,而大学之所以为大也。我国承数千年专制之积习,常好以见闻所及,持一孔之论。”这里提出了破除数千年专制之积习,防止“持一孔之论”,容纳不同观点的学说,给各家以争鸣的机会,无疑起了繁荣学术的作用,给“五四”新文化运动开辟了一条通路。

北大的“大”,不是校舍恢宏巍峨、校园广阔丰富,而是学术气度广大。这一无形养成的学风,使北大的后来人能容纳不同的学术观点。

任继愈进北大时,蔡元培校长已离任多年,但当年的学风还在。形形色色的教授中,有衣冠楚楚的,也有衣履邋遢的;有口才便捷的,也有语言不清的;有学历头衔的,也有没上过大学的;有新人物,也有老秀才。北大教师的总体阵容是壮大的。抗战时期的西南联大,更是呈现了百家争鸣的局面。新中国成立后,经历了1952年的全国院系调整(这里有利有弊,不可一概而论),北大的教师队伍打破了各校长期隔阻、南北不通气的格局,促成了新社会的新校风。

人们在众多流派中各自汲取其要汲取的,取精用宏,不名一家。北大这个“大”的特点,谁能善于利用它,谁就能从中受益。肯学习,就能多受益。不能说其它大学不具备这种“大”的特点,似乎北大给人的印象最深。不知这里是否杂有任老先生自己个人的偏好?

青年时代的偶像

任继愈也有自己的偶像:“我一生最佩服两个人,一是鲁迅,一是居里夫人,因为这两个人都是有高尚人格的人。”任继愈至今仍记得,自己在高中时听鲁迅演讲的情景。在北师大的操场上,鲁迅站在方桌上讲演。刊物上有反对鲁迅的人发牢骚说他又“卷土重来”,鲁迅回答道:“大家不喜欢我没有关系,我还会卷土重去。”

“我佩服鲁迅不是因为他的才华,而是因为他的人格。看到不合理的现象敢于指出,不妥协,不和稀泥,这是一般的知识分子所缺少的。居里夫人是难得的可以克服困难、又可以经受成功考验的人。成功、名誉都丝毫没有影响她的内心。她是卓越的科学家,又是很好的妻子和母亲。她时刻不忘祖国,将自己发明的元素命名为‘钋’,以纪念自己的祖国波兰。这是一位非常伟大的女性。”任继愈这样评价他心底里的两位“明星”。

一次“小长征”

1934年,中学毕业的任继愈考上了北京大学哲学系,研究西方哲学,可谓顺利。唯一让他感到略微不安的,是不知道自己读完哲学以后,应该找一份什么样的工作。因为,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读哲学是很难找到一份合适的职业的。

可能是年轻,慢慢地,他也就不怎么把找工作的事放在心上了。但对于其他进入北大哲学系的学生来说,读哲学怎么盘算都是前途渺茫,于是半途就“打道回府”了。任继愈说:“当时进哲学系的一共有十几个人,最后只剩下3人,我便是其中之一。”

然而国难当头,象牙塔内也不可能风平浪静。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北大、清华、南开3所高校奉当时教育部之命,南迁到湖南长沙,成立国立长沙临时大学;在长沙开学半年之后,因南京失守,又奉命迁往云南蒙自,继而昆明,成立西南联合大学。

正在哲学系读四年级的任继愈,报名参加了由长沙出发步行到昆明的“湘黔滇旅行团”。200多名师生在经过体检、填写志愿书、打防疫针等一系列程序之后,开始了这次“小长征”。此次旅程历经60余天、3000多里路。从未走过远路的任继愈,像不少同学一样,开始几天脚上磨出了血泡,走得很辛苦。很多同学和老师爬山时,经常还要借助木棍或竹竿等做的临时手杖。但当脚上磨出茧子以后,就轻松了。

任继愈在回忆录里说,湖南西部的风景自是美不胜收,还不乏新奇的发现;沿途有红军长征留下的标语,有徐霞客留下的诗篇。学美术出身的闻一多教授,随身带着画笔,一路上写生。

尽管步行艰苦、风餐露宿,湘西一带还经常有土匪出没(所幸的土匪看他们是清苦的知识分子,也并不为难他们),但这次旅行对于任继愈来讲,却彻底改变了他的人生理想和态度。中国农村的荒凉破败、农民的贫穷困苦,强烈地敲击着这位年轻学子的心:“最底层的人民承受着战争的苦难,却依然坚贞不屈。中华民族有非常坚定的信仰,有很强的凝聚力。是什么样的力量在支持她?我开始思考这个问题。”

他在《开始学习马克思主义》一文中写道:“作为一个中国哲学史的研究者,不了解中国的农民,不懂得他们的思想感情,就不能理解中国的社会;不懂得中国的农民、中国的农村,就不可能懂得中国的历史。”于是,任继愈开始思考,自己的人生理想应如何与眼前的农村现实发生关系。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他从研究西洋哲学转而研究中国的传统文化与传统哲学。半个多世纪过去了,这脚步从未停止过。

国立西南联大由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组成,位于抗战大后方,聚集了中国一批知识精英,学术气氛浓厚。当时西南联大条件虽差,但很温馨。任继愈读研究生时,师生共处在一栋三层楼的宿舍里,天天见面,朝夕相处。

联大生活最让任继愈怀念的,是学校风气比较开放,民主气氛浓厚。每天晚上都有学生组织的各种学术报告,讲文学、讲政治等,还有话剧团、诗朗诵。“很多从国外归来的各界人士都经过昆明,在此讲学。徐悲鸿曾经在西南联大讲过他的俄国之行,杜聿明将军讲在缅甸攻克密支那城消灭日军的经过,也有一些外国教授如牛津大学的道济教授来这里介绍牛津。学生们在正规的课程以外,不断吸收书本以外的知识,开阔视野。”浓厚的学术氛围,为任继愈以后的学术研究和知识结构的拓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名家小传】

任继愈(1916—2009),字又之,山东平原人。著名哲学专家,致力于用唯物史观研究中国佛教史和中国哲学史。

1934年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1938年毕业。1939年考取西南联大北大文科研究所第一批研究生,师从汤用彤和贺麟教授,攻读中国哲学史和佛教史。1941年毕业,获硕士学位。

1942—1964年在北大哲学系任教,历任讲师、副教授、教授,先后讲授“中国哲学史”、“宋明理学”、“中国哲学问题”、“朱子哲学”、“华严宗研究”、“佛教著作选读”、“隋唐佛教”和“逻辑学”等课程;并在北京师范大学担任“中国哲学史”课程。1955—1966年担任《北京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编辑。1956年起兼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为新中国培养了第一批副博士研究生。

1964年负责筹建国家第一个宗教研究机构——中国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任所长。1978年起招收宗教学硕士生、博士生。1985年起与北大合作培养宗教学本科生,为国家培养了大批宗教学研究人才。曾多次在国外讲学并进行学术访问。1987—2005年任国家图书馆馆长,王羲之艺术研究院学术顾问。1999年当选为国际欧亚科学院院士。2009年7月11日在北京医院逝世。

王利器在四川大学、北京大学文科所:师教生学,名家高徒

王利器是标准的民国大学教育体制培养起来的学者,是20世纪中国学术界的巨匠。他曾在四川大学跟随众多名师学习;后作为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的研究生,接受了正统的学术研究的培养与训练,并正式走上治学之路。他一生留下了40多种享誉中外的专著。他整理、校勘出版的中国文献古籍,总字数逾2000万,海内外传媒称其为“两千万富翁”。

一副对联获名声

王利器出生在四川江津(今属重庆)的一个富裕家庭中。父亲王章可是前清官员,参加过四川保路运动和反对洋教活动,一身正气,在乡里颇有威望。老人家性喜读书,在家里购置了不少书籍,如用有光纸印刷的洋版书,如赫胥黎的《天演论》等;用毛边纸印刷的土版书,如梁启超的《饮冰室文集》、钟云舫的《振振堂集》等。王利器从小就在父亲的藏书楼里游玩、嬉戏,耳濡目染之下,不仅激发了一生不懈的读书心,也培养出高过同辈的不凡手眼。

王利器的启蒙老师,是清代秀才刘昌文先生。从9岁开始,在刘老师那里,他从《四书》、《五经》学起,到《古文观止》、《声律启蒙》、《幼学琼林》、《赋学正鹄》、《白香词谱》,后来又学习《纲鉴易知录》、《文选》、《古文辞类纂》等。先是死记硬背,等上了路,就开始试着提笔做文章,学习对对子、做诗、做四六、做律赋……1934年,22岁的王利器谢师而去,考入江津中学,开始正式接受现代教育。然而,正是这13年的私塾教育,为王利器日后的治学之路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入学之初,三年级一位同学去世,学校举行追悼会。王利器代表一班新生送去一副挽联:

逢君却又别君,叹砥砺无缘,红树青山人已去;

相见争如不见,恨文章憎命,素车白马我方来。

这副挽联文字典丽、对仗整齐。当时追悼会上送挽联者不下100余副,多有大人、先生之妙作,但相形此联均略有不及,一时竞相传诵、声名鹊起。

王利器三年级时,适逢巴蜀旧学名家吴芳吉到江津中学当校长。吴芳吉是个非常勤学的人,每天早晨3点钟就起床读书,也要求全体学生同时起床自习。正是这样的严师督导,培养了王利器后来每天工作10个小时、积年不缀的审慎态度。

当时,吴先生的校长办公室兼寝室,正好就在三年级学生寝室的对门。王利器经常和同学们过去请益,发现吴先生案头总是放着两部书:一部《淮南鸿烈集解》,一部《杜诗镜铨》。受其影响,王利器也买了一部《淮南鸿烈集解》来读,自己试着用水彩画红色来断句。

成渝得遇众名家

初中毕业后,王利器进入重庆大学高中部,授课老师都是大学本科的教授:向宗鲁先生讲《清儒》,陈伟谟先生讲英文,郭坚白先生讲代数,何鲁先生讲几何。当时在文教界,何鲁、文伯鲁、向宗鲁3人很是有名,人称“三鲁”。“三鲁”中就有二鲁在王利器所在的高中班上授课,使王利器受益良多。

不久后,东北三省被日军侵占。北大、清华、交大受时局影响,都没有在重庆设考区。王利器于是西上成都,1937年考取四川大学中文系。川大前身为著名的尊经书院,名师宿儒,汇聚一堂,蔚为蜀学中心。中文系以张颐先生为首,有龚向农先生讲《三礼》,林山腴先生讲《史记》,周癸叔先生讲《词律》,向先樵先生讲《楚辞》,祝屺怀先生讲《资治通鉴》,李培甫先生讲《说文》,赵少咸先生讲《广韵》,庞石帚先生讲《文心雕龙》,萧仲纶先生讲《诗经》,曾宇康先生讲《文选》……王利器游艺于众多名师之间,崇其所善,如鱼得水,更加如饥似渴地读书治学。

大学三年级时,向宗鲁先生从重庆赴四川大学任教。师徒相逢,又是一番别样的琢磨情谊。向宗鲁是一代名师,曾在成都存古学堂与蒙文通、彭云生、曾宇康诸先生共同学习,他对王利器的帮助很大。

后来战事日深,四川大学为避敌机轰炸,迁校峨眉。向宗鲁安排四年级学生写毕业论文。王利器基础牢固,勤奋探幽,毕业时撰写出了《风俗通义校注》一文,被学校推荐参加国民政府第一届大学生毕业会考,以满分公布为“荣誉学生”。此一专著,不仅反映出他此时业已熟识校勘之法,具有了很丰富的典籍知识,而且也标志着他慢慢走上了校勘、考释古籍这条艰苦的学术道路。

师从傅斯年治学

其时,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在重庆招生。王利器接到考试通知时,却已误了考期。他奔赴重庆,找到所长傅斯年。傅斯年对他单独进行考试。当时敌机来袭,王利器第一场英语考试还没完,就躲避了轰炸7次。中午,傅斯年招待王利器吃饭时告诉他:“你明天回江津去。敌机滥炸很危险,不要考了。你早就取了,还准备给你‘中英庚款’奖学金。你去昆明,还是去李庄?随你选择。昆明有联大,有教师;至于李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在那里,有书。”

后来王利器就到了李庄,成了傅斯年亲自指导的研究生。据说,西南联大某教授曾自荐担任王的导师,被傅严词拒绝了。回忆那段岁月,王利器写道:“李庄,古六同地也。历史语言研究所在离李庄10来里地的板栗坳。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在那里设有办事处,由邓广铭先生负责。其时,文科研究所的同学王明、任继愈、马学良、刘念和、逯钦立、胡庆钧、王叔岷、李孝定诸人已在那里。……我和任继愈、马学良、李孝定同住一屋,是书斋和寝室合为一体的。傅先生时常下来检查我们的工作,逐事加以具体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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