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0年夏，赵元任考取清华学校公费赴美留学，到康奈尔大学数学系学习，1914年获得学士学位。1915年他进哈佛大学深造，1918年获得哲学博士学位。此后，他开始在美国的大学里教学。
1925年，赵元任回清华大学教授数学、物理学、中国音韵学、普通语言学、中国现代方言、中国乐谱乐调和西洋音乐欣赏等课程。他与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一起，被称为清华“四大导师”。1928年任中央研究院语言研究所研究员。1938年起在美国几所知名大学担任教授。1982年2月24日逝世于美国马萨诸塞州坎布里奇。加州大学为他设立了赵元任基金会。
金岳霖：与哲学和逻辑学的夙缘
金岳霖是中国第一个运用西方哲学的方法，并融会中国哲学的精神，而建立自己哲学体系的学者。他创办了清华大学哲学系，且有《逻辑》、《论道》、《知识论》等杰出专著传世，被贺麟称为“最有独创性的玄学著作”。冯友兰在《三松堂自序》中，曾回忆上世纪20年代逻辑教学的一些情况。他说：“当时在中国，稍微懂得一点逻辑的人，实在是很少有。”漠视逻辑，对于逻辑学本身来讲并无多大的灾难。但对于一个急于要完成现代化大业的民族来说，却是致命的。
金岳霖自少年时代起，就显示出了一种敏锐的逻辑思维能力。中国有两句古谚：“金钱如粪土”，“朋友值千金”。金岳霖在10多岁的时候，就用逻辑推理出这两句谚语有些问题：如果把这两句话当作前提，得出的结论应该是“朋友如粪土”，而它和谚语的本意是正相反的。他还发现了二郎庙碑文和《世说新语》中传为美谈的孔融小时候对话中的逻辑毛病，等等。金岳霖少年时代就显示出的这种天赋的逻辑能力，就可以看出他后来对逻辑学强烈兴趣的端倪了。
美国：因对政治失望而转入哲学
辛亥革命以后，西方的思想文化大量传入中国。金岳霖很快就剪去了头上的辫子，还仿照唐诗《黄鹤楼》写了一首打油诗：“辫子已随前清去，此地空余和尚头。辫子一去不复返，此头千载光溜溜。”当时，大多数都市知识青年都产生这种想法：要吸收新思想、新知识，就要学习西学；要学习西学，就必须到西学的故乡去。1914年，金岳霖抱着这一理想，由公费派往美国的宾夕法尼亚大学学习。
金岳霖在赴美国留学之前，曾就如何选择专业问题向其兄长征询。其兄建议他学簿计学。金岳霖到美国后，开始按部就班地学习簿计学；后因没有兴趣，便决定转入哥伦比亚大学学政治学。就这次更改，金岳霖专门致信兄长，说：“簿计学，是雕虫小技。我堂堂七尺男儿，何必学这雕虫技艺。昔日项羽不学剑，就是因为剑乃一人敌，不能当万夫。”
1917年，金岳霖到纽约的哥伦比亚大学攻读政治思想史，他在研究院的同窗有胡知、张奚若、宋子文、孙科、蒋梦麟等人。金岳霖最重点修的两门课，是比亚德教授的“美国宪法”和邓铃教授的“政治学说史”。渐渐地，金岳霖对“政治学说史”这门课发生了浓厚的兴趣。后来，他的博士论文——《论格林的政治思想》，就是在邓铃教授的指导下完成的。直到晚年，金岳霖还能清晰地回忆起这位导师的音容笑貌，以及衣冠、打扮等细节。
然而，就在他拿到政治学博士学位后，又意外地转入哲学研究了，以后竟然成了哲学和逻辑学大家。
金岳霖由学习政治思想史转而攻读起哲学，后来又走上分析哲学的道路，说起来颇富有戏剧性。1919年夏，正在研究政治思想史的他，接触到了T？H？格林的名字。格林不仅是一位政治思想家，而且也是一位哲学家，属“新黑格尔主义”。金岳霖由读格林的政治思想而接触到他的哲学，由此触发了自己对哲学的兴趣。金岳霖说：“头一次感觉到理智上的欣赏就是在那个时候。而在一两年之内，如果我能够说有点子思想的话，我的思想似乎是徘徊于所谓‘唯心论’的道旁。”
金岳霖虽然也许能够成为政治学理论的大家，但是他那质朴、天真的性格，并不适合搞政治。他的政治学理论根基还是非常深厚的，且有着自己独到的见解。他的博士论文，直到半个世纪以后，仍有国外学者在引用。但是，对于现实的形而下的政治，他只有对异邦的零碎的认识。如他留学美国时所居住的美国式家庭，他以为那是“民主美国的脊梁骨”。在他的学位论文中，更亟叹州政府首长“不是暴君的代理人，而是人民的公仆”。
至于对中国本土的政治现实，他终究是懵懂的。“好人主义”的他曾以为，如果“好人”即优秀分子“成一个团体，费几十年的工夫，监督政府，改造社会，中国的事或者不至于无望”。即使他和张奚若等人发起成立了所谓的“中国自由主义者同盟”，也于中国现实无关痛痒。现实中的政治，充满了“厚黑学”的龌龊；特别是由于中国特色的政治，金岳霖“恨”屋及乌：“无论哪国的政治——极觉得灰心”。也许，这才是他最后从事哲学的主因吧。
虽然金岳霖对政治不甚感冒，但是他也并非一直以置身事外的态度对待，也是有着那个时代年轻人特有的爱国激情。1922年，身在英国留学的金岳霖，在国内发表长文《优秀分子与今日的社会》。
文中说：第一，他希望知识分子能成为“独立进款”的人。他说：“我开剃头店的进款比交通部秘书的进款独立多了，所以与其做官，不如开剃头店，与其在部里拍马，不如在水果摊子上唱歌。”第二，他希望知识分子不做官，也就是“不做政客，不把官当作职业的意思。若是议定宪法修改关税的事都是特别的事，都是短期的事，事件完了以后，依然可以独立过自己的生活”。第三，他希望知识分子“不发财”。“如果把发财当作目的，自己变作一个折扣的机器，同时对于没有意味的人，要极力敷衍”。第四，他希望知识分子能有一个“独立的环境”，要与一群志同道合的人在一起。
那时，他是这么说的，也差不多是这么做的。后来蒋介石的《中国之命运》发表后，联大教授们非常反感，金岳霖甚至拒绝阅读这本每人必须阅读的书。
金岳霖在哈佛读书时，听到袁世凯复辟，曾悲愤不已地痛哭了一场。别的事情可以姑且将就，听到别人说抗日会亡国亡种，他就情绪激动得只差要打人。1948年，为了抗议美国的扶日政策，金岳霖竟带头拒领其救济面粉。
欧洲：由分析哲学而逻辑学
但是，金岳霖迷上哲学以后，很快又和格林的新黑格尔主义分手了，甚至后来成为格林式的唯心主义的劲敌，主张分析哲学而反对抽象思辨，提倡外在关系论而反对内在关系论。他在哥伦比亚大学获得政治博士学位以后，于1922年来到英国伦敦继续研究和进修。
英国是经验论哲学的故乡，是培根、霍布斯、贝克莱、洛克、休谟等经验论大师长期生活和讲学之地。虽说19世纪下半叶以来，由德国传入的新黑格尔主义一度在英国流行，出现了新黑格尔主义的牛津学派，但这种新黑格尔主义，仍与德国的新黑格尔主义有别。
而且，随着新黑格尔主义的流行，一场声势浩大、持续时间颇长的反新黑格尔主义运动发生了，其突出人物是罗素和摩尔。罗素将这场由他和摩尔发动的运动，称之为对新黑格尔主义的“反叛”。其实，与其说它是“反叛”，更毋宁说是英国经验论的重新觉醒。英国的经验论哲学传统，自近代以来一直是根深蒂固的。作为怀疑论的大师，休谟在英国更具有无与匹敌的影响。
金岳霖回忆说，真正促使他摆脱政治学或政治思想史的，还不是因为读了休谟格林的哲学著作，而是因为读了休谟的哲学著作；尤其是《人性论》一书。他盛赞休谟“天才之高”，此书给他以“洋洋大观的味道”。以后在西南联大给学生讲授哲学课时，他还经常一字一句地带学生念《人性论》，可见此书给他留下了异常深刻的印象。
除休谟之外，罗素哲学也对金岳霖有重要影响。尽管罗素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分析哲学运动的成员，但上世纪20年代以后蔚为大观的分析哲学运动，同他的名字是分不开的。金岳霖读了罗素的《数学原理》之后，心情非常兴奋。他说，对罗素那部书，他那时虽然还不见得看得懂，“然而它使我想到哲理之为哲理不一不定期要靠大题目，就是日常生活中所常用的概念也可以有很精深的分析，而此精深的分析也就是哲学。”从此，金岳霖与格林的哲学分手，开始走上以逻辑分析为基本工具进行哲学研究的道路。
关于金岳霖对逻辑学产生兴趣的转变，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故事。有一次，他和他美国女友秦丽莲、张奚若在巴黎圣米歇大街散步，遇到几个人不知为了什么事竟吵了起来。这3个人居然也跟进去和他们争论。金岳霖从此便对逻辑学产生了兴趣。然而，此时还只是简单的了解。真正进入这个领域，还是他回国后在清华任教时期才开始的。
金岳霖回国后在清华大学任教。最初开设的课程，还是他在美国攻读的专业——政治学和西方政治思想史。一个偶然的机会，他终于彻底改变了以后的学术生涯。
当时，清华大学设立了国学研究所，开设逻辑一门课的是赵元任。后来赵元任不教了，要找人顶替，就找到了金岳霖。金岳霖并非学逻辑出身，但他欣然接受了这一安排，于是边教边学。
无论如何，逻辑不等于分析哲学。金岳霖承认，他那时候还未真正懂得逻辑学。1931年，金岳霖到美国进修1年。他利用这机会，到哈佛大学的谢非先生那里学习逻辑。在哈佛，他有更多机会接触到剑桥学派，他的哲学思想进一步向分析哲学的方向发展。
后来，金岳霖又到德、法、意等欧洲国家游学。这一时期，他几乎完全沉浸在西方哲学之中，从苏格拉底、柏拉图到亚里士多德，从洛克、休谟到康德，从布拉德雷、罗素、穆尔到维特根斯坦，他都进行了广泛而又深入的研究；并把他们的思想和理论融会贯通，变为自己丰富的思想营养，和构建自己哲学、逻辑学体系的材料，为他以后写作《逻辑》、《论道》、《知识论》等著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留学期间逸闻
金岳霖的性情近乎天真烂漫，在留学期间也经常出现一些趣事。
在美国留学时，有一次，金岳霖在回家路上，遇到了房东故德太太。细心的房东太太立刻发现，金岳霖的脸色看起来不大愉快。房东太太很关心他，就问道：“你怎么啦，有什么不高兴的事呢？”他便有点委屈地说：“我在国内的女友来信要和我吹了。”然后头也不回地跑到湖边去了。这下吓坏了故德太太，生怕他一时意气做傻事，忙找人去劝他千万要想开。而他却正为自己所编的小恶作剧乐得哈哈大笑。
后来，金岳霖游学到了德国柏林。当时同在柏林的徐志摩，正为追求他心目中的圣女林徽因，而不惜与他的结发之妻张幼仪大闹离婚。因张幼仪并不愿离异，留德的中国学生便在好事者的带领下，纷纷围将上来，拉着徐志摩，要他到中国饭馆请客，以便献上锦囊妙计。
深感走投无路，欲以头撞墙的徐氏信以为真，就咬牙大放血，拿出一笔款子来，请了七八个人，到饭馆里大吃大喝了一通。酒酣耳热之际，有一号称“鬼谷子”的留学生终于献出了一条“奇计”。他认为，最可行的办法，就是让徐志摩把张氏“捐献”出来，移交给未婚的金岳霖为妻，这样岂不是皆大欢喜？众人闻听，齐声喝彩。
想不到，金岳霖此时正在另一间用薄木板隔开的房中与朋友吃饭。他听到一帮中国学生在酒瓶、碗筷的碰撞声中大呼小叫地喊着自己的名字，忙走出来听个究竟。待弄清事情原委后，他突然冲进对方的房间，将头一伸，慢腾腾地喊了声“咦——”众人见状，大惊，而徐志摩那白白的脸颊顿时红了半截。
由于金岳霖并不愿意接受徐氏的“捐赠”，此事最终未能谈拢。而张幼仪也避免了像熟透的柿子一样，在留学生圈子内被转来捏去，最后成为一堆令人厌恶的稀汤的羞辱与麻烦。但最终，她还是在好事的中国留学生与徐志摩本人的内外夹击之下，同意离婚了。金岳霖则以见证人的角色，在徐、张的离婚书上签字画押，以为凭证。
【名家小传】
金岳霖（1895—1984），字龙荪，原籍浙江诸暨，生于湖南长沙。中国现代著名哲学家、逻辑学家、教育家。
11岁那年，金岳霖被送进教会创办的长沙雅礼学校念书。1911年考入北京清华学堂。1914—1921年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学习政治学，获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之后在英、德、法等国留学和从事研究工作。1925年回国，次年在清华大学任教授，创办清华大学哲学系。以后任西南联大哲学系教授、清华大学哲学系主任和文学院院长、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和系主任、中国科学院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和副所长。1953年加入中国民主同盟，曾任中央委员、中央常委。1954年被选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学部委员，1979年被选为中国逻辑学会会长。1984年10月19日在北京寓所逝世。
金岳霖终生从事哲学和逻辑学的教学、研究和组织领导工作，是最早把现代逻辑系统地介绍到中国来的逻辑学家之一。将西方哲学与中国哲学相结合，建立了自己独特的哲学体系。培养了一大批有较高素养的哲学和逻辑学专门人才。著有《逻辑》、《论道》和《知识论》；其中《论道》一书，其原创性思想之丰富，在中国现代哲学中罕有其匹。现设有金岳霖学术基金会。
茅以升：三年拿下硕士、博士学位
提到茅以升，人们总是会联想到钱塘江大桥。他的一生，都与桥有着解不开的缘。也许，他可以被称作“桥魂”吧。他主持的钱塘江大桥工程，前后达14年，经历了建桥、炸桥、修桥3个时期，这是古今中外建桥史上从未有过先例的事情。
儿时就开始的建桥梦想
茅以升中学毕业以后，以优异成绩考入了唐山路矿学堂（后改名为唐山工业专门学校）土木系。1916年，他又以第一名的好成绩，考取了清华学堂的官费生。此年9月，他乘坐“中华”号远洋轮，起程前往美国康奈尔大学报到。
当茅以升行色匆匆地来到康奈尔大学时，却被告知要经过考试才能入学。康奈尔大学注册处的负责人表示，学校从未接收过来自中国唐山工业专门学校的学生，甚至都没有听过唐山这个城市，不知道这些学生的水平如何，因此需要考试后再决定是否录取他们。
对考试向来无往不利的茅以升，因为是第一次来到美国参加考试，不免感到有几分担心。但是他决定，不管为了自己还是为了自己的祖国和母校，都要考出个好成绩来。考试结束后，茅以升的成绩非常好。注册处的负责人高兴地说：“你的程度很好。唐山学校不错。”便给他注册为桥梁专业研究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