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当然是吸收了20世纪初期西方资产阶级的教育思潮，是以进化论为根据的。在当年军阀横行、政客奔走权门的情况下，这种思想有其进步的一面，可以保持教育界一定的干净。但他们企图以教育促进社会的改良，这就显出改良主义的空想性。他们对暴政忍受，而对革命却旁观，更暴露了小资产阶级的软弱怯懦。在北洋军阀政府时代，军阀官僚们是对教育不问不闻的，书生们还可以关起校门自鸣清高。而遇着国民党法西斯，便御侮乏术，只得饮恨吞声，无可奈何。况又有人因势乘时，卖身投靠，国民党便唾手而把师大置于他们铁蹄之下。”
以上是林砺儒后来回忆以北京师范大学为代表的旧中国高等师范院校情形说的一段话。
林砺儒（1889～1977年），著名教育家，广东信宜人。1911年到日本东京高等师范学校学习，开始决心献身于民族的师范教育事业。1919年4月到国立北京高等师范大学任教，担任心理学和教育课程，保护参加五四运动的学生。1922年兼任北京高师附中（前身是北京五城学堂，我国最早的一所公立中学）主任（校长），实行大力改革和整顿，效果显著。
1928年北京师范大学并入北平大学，改称第一师范学院，林砺儒任临时院务委员会主席，着手改革，增设社会系，支持师生参加社会上的进步活动。他的这些做法不为当局所容忍。1931年，国民党教育部决定对第一师范学院严加整顿，停止招生1年，并解除其职务，派来新校长。林愤然离开，南下广州，在中山大学任教授兼教务长。不久又兼任广州师范学校校长。
1933年，广东省政府创办勷勤（古应芬字）大学，林砺儒应邀参加筹办工作，任教务长兼教育学院院长。1937年该院独立为广东省立教育学院，后又改为广东省立文理学院，林继续担任院长，放手进行教改革，在课程设置上打破常规，增添一批公共必修课，如“新哲学”、“经济学”、“现代经济学说史”、“国际政治”、“世界革命史”等；先后聘请一批进步教授到校执教，或请名家来校举行进步演讲；提倡思想自由、学术研究自由，学生可以组织各种社团，探讨各种问题；带领师生下乡进行抗日宣传，开展抗日救亡活动。
国民党当局对其做法十分不满，派员到校寻衅，指责教育学院不应开设这些课程。林砺儒便将“新哲学”改为“教育哲学”，而内容不变。当局还要设立训导处和国民党区分部。林便和进步教师商定，由一位教授兼任训导主任和国民党区分部书记，并挂上这两个牌子，实际上并未开展什么活动，使当局无法直接插手学校的工作。
1941年5月，国民党当局下令，改组文理学院，免去林的职务。消息传开，全校震怒。师生们自发成立“挽林委员会”，召开声势浩大的“挽林大会”，派教师代表团前往韶关向省政府请愿，要求收回成命，并通电全国。学生们还集体创作了《挽林战歌》。
面对这场学潮，国民党反动派十分恐慌，派去接替林砺儒职务的人也不敢上任。当局便采取高压政策，逮捕、开除了不少学生。但师生们毫不畏惧，坚持斗争达2个多月。
1941年10月，林砺儒到了桂林，担任广西教育研究所导师；次年4月，改任国立桂林师范学院教授兼教务长。他自知已受国民党特务机关的密切注意，再轰轰烈烈干一番事业是不可能了，于是在家门口贴上一副“读书幸未成君子，学圃犹堪作小人”的对联，以著书立说的方式，继续宣传教育改革的主张。从1941年到1945年相继发表了一系列文章，指出：指导青年，“一不是靠权威部勒，二不是凭笼络操纵”，而必须了解青年，和他们做真诚的朋友，共同参加社会实践。其文在《文化杂志》刊登后，刺痛了国民党当局某些人，致使《文化杂志》被迫停刊。在另一文中，他继续宣扬学术自由，求真理，明是非，认为学生要尊师，但对教师的学说、教义可以怀疑批判。他的这些言论，引起国民党当局不满，特务多次用匿名信对他进行恐吓，但他置之不理。1944年，他写成《教育哲学》一书。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大搞独裁，发动内战。林砺儒再也坐不住了，投身到民主运动中去。1946年，他不顾国民党特务恐吓，毅然加入民主同盟。国民党反动派为控制桂林师范学院，决定将该学院迁往南宁，并撤换院长。林砺儒愤然辞职。1947年8月，他到厦门大学任教授。
1949年4月，林砺儒离开厦门大学，取道香港赴北京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工作和第一届全体会议，接着担任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中等教育司司长兼北京师范大学校长；1952年起任教育部副部长。
24、1935年12月9日：“贞德”被捕
上
1935年12月9日，北平（北京）大中学生数千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举行了抗日救国示威游行，反对华北自治，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掀起全国抗日救国新高潮，史称“一二九运动”。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一次大规模学生爱国运动。
青年学生富有革命热情，敢于抵制黑暗与腐朽；关注国家的前途和民族的命运，也敢于站在时代潮流的前头，具有强烈的政治敏感性和参与意识，都有一颗报效祖国的赤诚的爱国心。在中国民主革命中，青年学生起到了革命号角与先锋队的作用，学生运动往往是思想解放运动的先导，是整个社会即将发生重大变革的前奏。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开始蓄谋已久的侵华战争。1935年下半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华北事变，进一步控制察哈尔，并指使汉奸殷汝耕在冀东成立傀儡政权。而国民党政府继续坚持不抵抗政策，蒋介石疯狂叫嚷“攘外必先安内”。1934年5月31日、1935年6月9日与27日，蒋日双方连续签订《塘沽协定》、《何梅协定》与《秦土协定》，将华北冀察两省的政治、经济、军事等大权拱手交给了日本侵略军。
失地丧权，亡国灭种的大祸迫在眉睫，民族危机空前严重。处在国防最前线的北平学生，痛切感到“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得一张平静的书桌了”。中国共产党发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号召，推动了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涨。
“五四运动”的发源地是北京大学，“一二九运动”的发源地则是清华大学。
早在1935年春夏之交，中共河北省委特派员李常青抵北平，建立由彭涛等组成的中共北平临时工作委员会，指定周小舟负责中华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北平分会的工作。1935年秋，山东发生大水灾，北平地下党组织发起开展救灾活动，召开北平各校救灾代表大会，成立“山东水灾赈济会”，清华学生姚依林（姚克广）被选为秘书长。在清华也成立了赈济会分会。
党利用这一公开合法的形式，进一步团结了广大中间群众。同时成立清华大学救国委员会，委员有黄诚、吴承明、陆璀、华道一、黄绍湘等11人。
在此基础上，11月18日，在中共北平临时工作委员会的领导下，成立了秘密的“北平市大中学校学生联合会”，学联总部设在清华园。随后，学联决定以请愿的方式，发动一次抗日救国行动。
12月3日，清华举行全体学生大会，会上经过激烈的争辩，进步同学驳倒了国民党学生所说的“请愿游行就是反对领袖”的言论，一致通过“通电全国反对一切伪组织、伪自治”的决议。
同一天，北平学联也召开代表大会，通过“发通电表示否认任何假借民意之自治运动”和“联络北平市各大中学校发起大规模请愿”两决议案，并在组织上决定城里由东北大学和中国大学带头，城外由清华大学和燕京大学率领。
12月6日，北平15所大中学校的学生自治会联合发表《北平各校通电》，呼吁“今日而欲求生路，唯有动员全国抵抗之一途”，反对华北“防共自治”，要求国民党政府讨伐殷汝耕，宣布对日本的外交政策，动员全国对敌抵抗，切实开放人民言论、结社、集会自由。这时，传来冀察政务委员会将于12月9日成立的消息。北平学联党团决定在这一天举行抗日救国请愿。
12月8日，学联又在燕京大学召开各校代表大会，议定了请愿的具体时间和路线。此时，清华大学地下党支部书记蒋南翔草拟了清华大学救国委员会《告全国民众书》，正式喊出了“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得一张平静的书桌了！”震撼人心的吼声，疾呼“挣扎在死亡线上的全国大众，大家赶快联合起来！我们的目标是同一的：自己起来保卫自己的民族！我们的胸怀是光明的：要以血肉头颅换取我们的自由！”会后，各校学生自治会紧张地进行动员和准备工作。
中
12月9日，天刚拂晓，寒风凛冽，滴水成冰。参加抗日救国请愿大游行的青年学生们，冒着零下十六七度的严寒，按预定计划行动起来。在中共北平临时工作委员会的领导下，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抗日救国示威游行。
警察当局事先得知学生要请愿游行，清晨即下达戒严令，在一些街道要冲设了岗哨。在城外，清华同学7时集合，带着连夜赶制的旗帜和标语，徒步沿平绥路向西直门进发。9时左右到达西直门，与燕京等校学生汇合。但是当局紧闭城门，阻挠同学进城。领队决定留大部分人员在西直门外城墙边召开群众大会，向老百姓作抗日宣传。清华学生陆璀代表北平学联向群众宣讲了这次学生上街游行的目的和意义。其他部分人员转到阜城门，受到阻拦后转向广安门，又受到阻拦，再转到西便门，大门紧闭。同学们含着热泪高喊：“中国人的城门，已经不许中国人进了。”傍晚，清华游行队伍回校，同学们义愤填膺地表示：“我们不能白回去，一定要用更大的示威行动来回答他们。”
在城内，参加抗日救国请愿游行的6000余名爱国学生，在黄敬、姚依林、郭明秋等共产党员的组织和指挥下涌上街头。走在队伍前列的是东北大学、中国大学、北平师范大学和北平市立女一中等校的学生。
上午10时许，城内一两千名学生冲破军警的阻拦，汇集到新华门前。他们高呼“停止内战，一致对外！”“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反对华北五省自治！”“反对防共自治运动！”“收复东北失地！”“打倒汉奸卖国贼！”“打倒殷汝耕！”“武装保卫华北！”“为祖国自由而奋斗！”“中华民族万岁！”“立即向日本宣战！”等口号，表达了全国人民抗日救国的呼声。
各校临时推举董毓华、宋黎、于刚等12人为代表，向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代委员长何应钦递交请愿书，提出6项要求：一、反对华北成立防共自治委员会及其类似组织；二、反对一切中日间的秘密交涉，立即公布应付目前危机的外交政策；三、保障人民言论、集会、出版自由；四、停止内战，立刻准备对外的自卫战争；五、不得任意逮捕人民；六、立即释放被捕学生。何应钦避而不见。
请愿不成，群情激愤。各校代表当即决定改为示威游行。队伍由新华门出发，经西单、西四，然后奔向沙滩、东单，再到天安门举行学生大会。一路上，不时有冲出军警包围的法商学院、北平大学医学院、中法大学、北京大学等大中学校的学生加入游行行列，队伍逐渐扩大到五六千人。行进中，学生们向沿街的群众宣讲抗日救国的道理，散发传单，得到群众的鼓掌和支持。
当游行队伍前锋到达王府井大街，后尾尚未走出南池子时，大批警察手执大刀、木棍、水龙，杀气腾腾，对付手无寸铁的爱国学生，进行阻挠和镇压。爱国学生不畏强暴，步伐整齐，正气凛然，队伍仍然在继续前进。这时，警察打开水龙，冰冷的水柱喷射在学生们身上，接着又挥舞皮鞭、枪柄、木棍殴打。学生们与军警展开英勇的搏斗，有30多人被捕，百余人受伤，他们流着血，但还在高呼抗日口号。游行队伍被打散，大街上晶莹的冰块里渗透着爱国学生的斑斑血迹
12月10日，北平各大中学校发表联合宣言，宣布自即日起举行总罢课。提出罢课的具体目标是：一、誓死反对分割我国领土主权的傀儡组织；二、反对投降外交；三、要求动员全国抗日；四、争取救国自由。呼吁全国各界立即响应，一致行动。要求当局立即释放被捕学生，撤回封锁各校的军警。
清华大学在地下党组织的领导下，举行了校内各种集会与演讲会，讨论国内外形势，揭露蒋介石卖国投降的真面目。清华救国委员会和学生自治会组织了纠察队、宣传队、情报队、广播队，积极开展各项抗日救亡活动。
同日，北平学联发布《宣传大纲》，指出在目前形势下，首先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反对危害民族生存的残暴内战，反对一切出卖民族利益的政策和行动。
从12月11日开始，天津、保定、太原、上海、杭州、武汉、广州、成都、重庆等大中城市先后爆发学生的爱国集会和示威游行，许多大中学校及工会等组织纷纷给北平学生发来函电，支持他们的爱国行动。北平学联在中共北平临时工委的具体领导下，及时研究制订了组织更大规模示威游行的计划。
12月14日，北平报纸登载国民党当局定于12月16日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的消息。北平学联决定在这一天再次举行示威游行，把学生抗日救国运动推向新的高潮。
12月16日，北平城再次发出惊天动地的怒吼。
由清华、燕京率领的城外大队拂晓即出发，8时左右到达西直门受阻，继又被拒于阜成门外，再奔到西便门，愤怒至极的爱国青年齐心协力，用钢铁般的双臂硬是撞开了紧闭的铁门，涌进城来。
北平各校学生分为4个大队，分别由东北大学、中国大学、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率领，举行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参加的学生总计1万余人。他们高举校旗，打着“反对华北特殊化！”“反对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反对军队南调！”“反对苛捐杂税！”等横幅，向天桥进发。上午11时左右，汇集到天桥广场上的学生和市民举行大会。广场上旗帜翻飞，口号震天。游行指挥部负责人黄敬站在一辆电车上慷慨激昂地发表演说，并带领群众高呼口号。
大会通过了反对冀察政务委员会，反对华北任何傀儡组织，要求停止内战、一致对外，收复东北失地，争取抗日和爱国自由等8个决议案。
会后，游行队伍奔向冀察政务委员会预定成立的地点——东交民巷口的外交大楼，举行总示威。队伍走到前门，遭到大批警察和保安队的拦截。经学生代表反复交涉，一直僵持到傍晚时分，军警才让游行队伍分批分别由前门和宣武门进入内城。在宣武门，爱国学生遭到上千名军警的血腥镇压，有二三十人被捕，近400人受伤。
相持中，清华女学生陆璀贴着地面爬进了城门。她迅速跳了起来，把一根铁门栓抽下，又用手去拧动扣住门环的铁丝，向城外高呼：“冲呀，冲进来呀！”她立即就被赶来的军警抓去，并遭到他们一顿拳打脚踢。陆璀毫无惧色，大声质问军警：“我们都是中国人，为什么要打人？”当时美国进步记者斯诺正在现场拍照，他跟踪陆璀到警察所，并对她进行采访，当即发出一条新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