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从蒙古王朝消灭金朝、统一北方中国（1234）算起，到朱元璋领导义军推翻蒙古政权、元顺帝逃离大都（1368），元朝的统治时间总共有一百三十四年。在这一个多世纪里，元朝统治者虽然把国民分为蒙古、色目、汉人、南人四个等级，实行民族压迫政策，不过民族的融合也确实加强了许多，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基督教都有较大发展，削弱了儒家思想，特别是宋代形成的程（程颢、程颐）朱（朱熹）理学在群众中的影响。科举制度时而实行，时而中止，儒生没有了做官的出路，地位大大下降，社会上竟然出现“九儒十丐”的说法。士人既然不容易靠做官维持生计，于是要么躲进山林，做了隐士，要么混迹市井，流连于青楼瓦舍之间。这后一部分人加深了同市民阶层的联系，思想意识较为活跃，通过杂剧这种通俗的文学艺术形式反映现实，抒发愤懑，促进了元杂剧的繁荣（元杂剧的情况将在本书第三篇中详细介绍，此处不赘谈），散文的创作反而落寞了许多。
明代开国，扭转元代政治的弊端，首先就极力推尊程朱理学，开国君臣多是理学的崇拜者。擅长散文的开国功臣宋濂、刘基等人在创作上也师法唐宋，文笔谨严。太祖朱元璋出身低微，文化水平不高，而且年轻的时候在皇觉寺出家做过和尚，所以对文人十分敏感和警惕，尤其忌讳“秃”、“光”、“僧”等字眼，文人动辄因为文字掉脑袋，噤若寒蝉，不敢越雷池半步，哪里会有开拓散文新境的胸襟和勇气？从第三位皇帝成祖永乐年间开始，直到宪宗成化，中间的七八十年，以高官杨奇、杨荣、杨溥为代表的“台阁体”诗文风行一时。这种作品喜欢歌功颂德，颂扬盛世，粉饰太平，格调典丽雍容，能得帝王欢心，却逐渐失去了对一般文人的吸引力。成化以后，以李梦阳、王世贞为代表的前后七子开始倡导向秦汉文章学习，来对抗陈腐文风的流弊。后来又有归有光等人的唐宋派古文家摇旗呐喊，复古就成了明代中期散文舞台上的主题。但复古也有其缺陷，前后七子一味模拟秦汉、唐宋古文，形貌还学不到家，更别说精神了，因此很有些“画虎不成反类犬”的味道。从嘉靖到隆庆年间，前后七子统领文坛达四十年之久，搞得那些不甘心专门模拟、追随前代文学遗产的作家心生反感，于是有意反其道而行之，摆脱古人的束缚，尽情抒发自己的真情和性灵，加上此时思想界发生了重大变革，两相配合，共同促成了小品文的流行。
一、性情童心的灵动表达
小品是散文家族中的一员，在中国古代散文中源远流长，但它的繁荣兴盛和美学品位的提高却在明代，尤其是明代后期。晚明小品文的繁兴，同当时的社会思潮有很大关系。
弘治、正德之间，出了一位了不起的思想家王守仁，他发展了宋代陆九渊的“心学”，特别强调“良知”，认为判断是非和疾恶向善的能力是每个人天生具备的，不是必须通过学习和思考才能获得；圣贤说的话、做的事是否真正正确，都要经过自己内心“良知”的检验。他虽然并没有反对封建伦理纲常，可是毕竟对以往的儒家圣贤发起了挑战，这对已经趋于僵化的程朱理学是一个不小的冲击。他的学说影响很大，被人称作“心学”或者“王学”。到嘉靖、万历年间又分出不少派别，其中的泰州学派思想最为激进。从王艮、徐樾、颜钧、罗汝芳，到何心隐、李贽，越来越显示出离经叛道的倾向，因此，泰州学派又被称为王学左派。李贽说，平日的吃饭穿衣这些普通事，就是人伦纲常之理，一个人有一个人的天赋和能力，并不需要依赖孔子之类的圣贤所讲的道理。这话很能代表王学左派的看法。与此同时，佛教中的禅宗一派在晚明十分普及，而且很有时代特色，叫做“狂禅”。信仰者强调本心就是禅，他们不要偶像，也不要教义，认为佛祖、经义也不过是“屎窖子”，或者只是个卖地的账本。依照自己的本心办事、生活，就得要求快意、适性，“食、色，性也”，声色之好自然成了他们正当、坦荡的追求。那时候，皓首穷经的规矩读书人未必有人赞赏，才华横溢、频繁出入酒肆青楼的文人却很容易赢得别人的崇拜。晚明时代，不少知识分子的行为非常怪诞，有的穿着破衣烂衫在街上大呼小叫，有的简直行同叫花子或者精神失常的病人，他们倒不是真的有病，而是要用这种“行为艺术”来张扬个性，告诉世人只有自己的心才是权威，才是最伟大的圣贤。他们要冲破长期以来程朱理学对人性的压抑和束缚，要寻求自己人性和心灵的最大解放。王学左派和所谓的狂禅，在这方面所起到的思想启蒙的作用是很有些一致之处的。朝廷和各级地方政府对这些新思潮不遗余力地百般打击，却显得捉襟见肘，收效甚微。清初思想家王夫之把明代后期称为“天崩地解”的时代，实在是很确切的。
李贽（1527—1602），字宏甫，号卓吾，又号温陵居士，泉州晋江（今福建泉州）人（图2-13）。他大概是晚明思想家里面最为激烈的，他对上下数千年的封建思想，尤其是宋代形成的道学一概大举挞伐，可是这些东西毕竟是统治者牢笼人心、维持统治的思想工具，你总是那么揭露它，统治者哪能忍受？于是他们把李贽抓起来，关进囚牢。李贽性格很硬，他曾经说，他自幼就很倔强，很难接受别人的看法，不相信学问，不相信道家，也不相信神仙，见到宗教人士就感到厌烦，尤其讨厌道学家，但对当时极为流行的狂禅却极度崇拜和热衷，是一个狂热的信徒。李贽曾经做过南京刑部主事，后来又担任云南姚安知府，他之所以出来做官，完全是为了拿点俸禄来养家，平日同世俗之人接触，都是出于不得已。所以万历九年（1581）他就辞了官不做，万历十六年（1588）迁居到湖北麻城龙潭湖芝佛院，一心读书、讲学、著述。这种性格，虽然很伟岸，很值得敬佩，可是很难被社会所接受。
到万历二十八年（1600），李贽公开讲学已经二十年，名满天下，招来了很多人的嫉恨，同时被官府四处驱逐，只好流寓各地。最后，他受到一个退休的御史马应伦的邀请，来到北京附近的通州居住。万历三十年（1602），七十六岁的李贽病势沉重，感到自己大限将至，于是写下了《遗言》，对后事作了安排。李贽是理学的叛逆者，一生受到封建卫道者的种种迫害，朝廷将李贽视为“妖逆”，在他风烛残年的时候也没有放过他，他的《遗言》还没来得及落实，当局就以“敢倡乱道，惑世诬民”的罪名将他逮捕下狱。他被关在监狱里也不服气，不肯改变自己的独特见解，读书作诗如同平日。后来终于对这个世界感到绝望，不肯向这个世界低头，于是在当年三月中旬的某一天，向狱卒索要剃刀，要求剃头。李贽趁狱卒外出的间隙，拿起剃刀割破了自己的咽喉自杀，但当时并没有死，直到两天之后才气绝身亡。割喉以后，狱卒曾经问他：“和尚痛否？”——因为李贽原来做过和尚，平时也喜欢以和尚自称，所以狱卒这样称呼他——李贽此时已经不能说话，于是用指头画手心说：“不痛。”侍者又问：“和尚为何自杀？”李贽画手心云：“七十老翁何所求？”写完就咽了气。整个过程十分凄凉、悲壮。本来自李贽被捕之后，马应伦就一直陪伴在他身边，李贽自杀时，马应伦恰好不在。得知李贽的死讯，马应伦自责不已，伤心之余，为李贽营建寺庙、修治坟墓以寄托哀思。李贽的墓地，就在今天通州西海子公园城墙遗址的边上。
给李贽招来杀身之祸的，主要就是记载了他的惊世骇俗言论的《藏书》和《焚书》、《续焚书》这几部文集。李贽在书前还写了序，特别说明命名的来由：历史上几千年的是非和隐秘，别人没有看出来，但是我看出来、还写出来了，当代人多半没有那么高的见识，一时未必能理解，所以要像司马迁写出《史记》那样，要“藏之名山，传诸其人”，所以叫《藏书》；说了不该说的话，揭穿了世上很多假道学、伪君子的老底儿，这些人知道有这书的存在，想必一定要焚之而后快，所以叫《焚书》；之所以要刊刻出来，乃是因为我有话不能不说，说出来必定会有人喜欢。单看这书名，大约就能猜出李贽激烈、倔犟的个性，而且他对自己的言论将会引起怎样的反应，心里是很有数的。
李贽本身不以文学创作出名，但他的一套理论对文学变革起了很大的启迪作用。作用最大的，莫过于他的那篇《童心说》。他说：
天下之至文，未有不出于童心焉者也。苟童心常存，则道理不行，闻见不立，无时不文，无人不文，无一样创制体格文字而非文者。诗何必古选，文何必先秦！降而为六朝，变而为近体，又变而为传奇，变而为院本，为杂剧，为《西厢记》，为《水浒传》，为今之举子业，大贤言，圣人之道，皆古今至文，不可得而时势先后论也。
所谓“童心”，就是“绝假纯真”的心，有了童心才会有最好的文章，而并不在于是不是去模仿古人。可是童心非常难得，很容易被世俗遮蔽，即便是读书，在开阔眼界、增长见闻的同时，也会蒙蔽童心。童心最可怕的“敌人”是名利和欲望，在这些东西的诱惑面前，人们总是假言假行，矫揉造作，让童心丧失殆尽。李贽还认为，文章的写作，就是在胸中蓄积了足够的素材、不能不一吐为快的时候，去“夺他人之酒杯，浇自己之块垒，诉心中之不平，感数奇于千载”。他的意思就是强调抒发真情，无论做人还是写文章，都要扫除名利、欲望的干扰，不计较，少修饰，才能保持童心的清明、完整。这些看法，都直接启发了公安派的“性灵说”。
李贽一生很孤独，晚年流寓各地的时候也是一个人在跑。更可悲的是理解他的人很少很少，皇上不喜欢他，官员不喜欢他，很多正直有见解的士大夫也不喜欢他。李贽死后三四十年，明朝就亡在李自成的起义军和满洲人的铁蹄之下。王夫之、顾炎武等学者对晚明知识分子的风气痛心疾首，把李贽当成了替罪的羔羊，对他破口大骂，认为自古以来敢于诬蔑圣人的小人，要属李贽最坏；把他看做是晚明士大夫道德沦丧、不负责任、无视伦理纲常的始作俑者，直接导致了明王朝的溃烂和衰亡。这种评价对李贽是不公平的，李贽所提倡的个性解放，同晚明士大夫的腐化、堕落完全是两码事。不过俗语说：“六十年风水轮流转，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李贽在后世也有大受推崇的时候。每当反传统的思潮占了上风，有人大声疾呼思想自由和个性解放，李贽就常常被后人抬出来表彰一番。总起来看，无论表彰还是抨击，毕竟说明这个人的思想是有价值的。可惜斯人已逝，千秋功罪，只好任由后人评说了。
二、追慕秀逸的“公安三袁”
所谓“公安派”，就是万历年间形成的一个文学流派，其主力是湖北公安的袁氏三兄弟——袁宗道（1560—1600）、袁宏道（1568—1610）和袁中道（1570—1624），号称“公安三袁”。这兄弟三人曾在万历二十八年（1600）、三十一年（1603）两次到麻湖龙城会见李贽，得到李贽的称赞和熏陶。在大部分人对李贽报以仇恨和不理解的时候，他们都是李贽思想的崇拜者和追随者。李贽死后，老三袁中道特意写了《李温陵传》，来表彰李贽及其思想。袁中道在这篇传记中说，对他本人而言，李贽“不能学者有五，不愿学者有三”。所谓“不能学者”，一是节操清廉，二是少私寡欲，三是悟性极高，四是手不释卷，五是刚直不屈。所谓“不愿学者”，首先是快意恩仇，眼见不平，必然出手；其次，不一心退隐山林，一心救世救民；第三，不拘小节，心直口快。不能学、不愿学，实际上都是用了反衬的手法，来赞扬李贽人品和学问的境界高超，让一般人仰之弥高，难以企及。可以说，这种评价代表了袁氏三兄弟的共同心声。
大概由于三兄弟成长环境相似，性格、才具也大致相当，又都同时受到李贽的奖掖和启发，所以他们在散文理论上的看法也非常相近。就像袁宏道给弟弟袁中道的诗集所写的《叙小修诗》里面所说的那样：“独抒性灵，不拘格套，非从自己胸臆流出不肯下笔。”本着这个原则，三人的诗文创作都取得了杰出的成就。特别是老二袁宏道，更在宗道、中道之上。袁宏道二十四岁的时候，首先独自到龙潭湖向李贽求教问学，得到了很多启发。曾被李贽留住三个月，得到李贽的特别称赞，还为他赠诗，并给他少年时期的创作写了序。袁宏道在李贽的教导下如同醍醐灌顶，得到极大的启发，从此就坚决反对剽窃模拟古人，大骂窃取古人词句的人是“粪里嚼渣，顺口接屁”，可见他的态度激烈到什么程度，确实很有李贽的风采。袁宏道说：老子曾说圣人不死，大盗就不能消灭，庄子也骂过孔子，但是他们的书到今天依然流行；荀子说人性本恶，同孟子“性善”的主张针锋相对，司马迁的《史记》还是把两家放在一篇传记里。这是为什么呢？因为他们都能够发表独立的见解，不做前人的跟屁虫，这才真正是顶天立地、了不起的人物。（《与张幼于》）袁宏道在小品文的创作上的确水平最高，难怪李贽当年能够那么欣赏他，真可谓慧眼识珠。
顾名思义，小品文体制的特点就在于短小精悍。体裁上不拘一格，序、记、跋、传、铭、赞、尺牍等文体都可适用。晚明时期，文人对庄重古板的高文典册兴趣不再浓厚，对明道、弘道之作多少有些厌烦了，欣赏的趣味就逐渐转移到那些体制短小、活泼灵动而富有生活气息和雅致品格的小制作上来。
袁宏道的散文小品清新活泼，文笔秀逸，特别是写景的短文，除了观察细腻、饱含感情之外，还透着一股鲜活的灵气。比如写北京东北郊满井景观的《满井游记》，就是一个公认的名篇。满井，在北京安定门外往东五里地。据《帝京景物略》记载，因为这里“井高于地，泉高于井，四时不落，百亩一润”，所以得了这个名字。这是明代北京著名的游春之地。万历二十七年（1599）农历二月二十二日，袁宏道出游到此，看到这样美妙的景色：
高柳夹堤，土膏微润，一望空阔，若脱笼之鹄。于时冰皮始解，波色乍明，鳞浪层层，清澈见底，晶晶然如镜之新开而冷光乍出于匣也。山峦为晴雪所洗，娟然如拭，鲜妍明媚，如倩女之□面而髻环之始掠也。柳条将舒未舒，柔梢披风，麦田浅鬣寸许。游人虽未盛，泉而茗者，罍而歌者，红装而蹇者，亦时时有。风力虽尚劲，然徒步则汗出浃背。凡曝沙之鸟，呷浪之鳞，悠然自得，毛羽鳞鬣之间，皆有喜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