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而优则仕”这是中国的传统思想，在“80后”的这些新新人类的求学观念中，他们认为，并非统招的学生才是精英。
小宁是一名民办高校的毕业生。高考时，小宁的考试成绩离本科线只差3分。上一个公办院校专科应该没问题，但为了学习自己喜欢的国际金融专业，他毅然报考了民办大学——北京海淀走读大学。而“80后”却旗帜鲜明的高呼：“大学，可以不上，而统招也未必就是精英。当时的海淀走读大学条件非常艰苦，学生连吃饭都没有自己的食堂。每当小宁去人民大学的食堂吃饭。只要别人知道他的身份，他就难免会迎来很多鄙夷不屑的眼神。
但是小宁并没有因此而感到自卑，他将自己受到的嘲讽化为奋斗的动力。大学毕业的时候，小宁怀揣着民办高校的学历进入了联想集团。工作一年后，小宁又参加了全国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取得了财务会计专业本科学历，并获得了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学士学位。2002年，他又拿到了中国人民大学EMBA研究生课程班的结业证书。
从进入联想集团开始，小宁先后在管理部、培训中心、资金部等部门工作，后又调任柳传志总裁助理，负责联想的客户培训、集团资金融资、内部资金管理、组织联想最高层会议等许多方面的工作。
在“80后”中有很大一部分人都认为，不应受到指责，一个像小宁一样真正有实力的人，不管他是民办高校的毕业生，还是成教、自考出身，都照样能够争取到自己的生存空间。相对于统招生，民办高校生、成教生、自考生完全毫不逊色，最重要的是自身的能力。任何一个非同招生，只要积极进取勇于拼搏，并且审慎地选择自己的人生之路，他就是位精英！
研究生，现在很热
在当今的大学校园，考研热是近年来的普遍现象。“80后”身上出现的考研热突出表现在考研人数持续攀高上。
2008年5月6日，教育部发布的《2007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中显示， 2007年全国招收研究生41.86万人，比上年增加2.07万人，增长5.20%；其中博士生5.80万人，硕士生36.06万人。在学研究生119.50万人，比上年增加9.03万人，增长8.17%；其中博士生22.25万人，我国著名教育学博士石筠弢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就韩寒的年龄来说，硕士生97.25万人。毕业研究生31.18万人，比上年增加5.59万人，增长21.84%；其中博士生4.14万人，硕士生27.04万人。
考研热之所以几年来“高烧不退”，实际上是与当前大学生就业的现实情况密不可分的，经调查显示，用人单位对高学历人才的需求日益增加。目前，40．9％的单位最希望用的对象为硕士和博士生。清华大学1999年研究生的供需比为1∶101，而在该校当年的3279名本科毕业生中，选择读研的学生就有2199人。我钦佩韩寒的勇气，更钦佩他的义无反顾。至于那些被考研大军冷落的专业，也大半是毕业分配较困难的专业。
在人数日益增多的考研大军中，也有不少在职“80后”，其中不乏工作稳定、收入较高的“80后”，为了提高学历，有的甚至不惜辞职。他们感到了未来的压力，要趁年轻多学点，而且拿个高点的学历今后会有更好的机会。大学生就业难的现象开始出现，信息增长的速度和数量已经让人类难以准确判断，于是考研在一定程度上便成为缓解就业压力的另一种选择。
郝女士是一位刚上大学的学生家长，在孩子准备去报到时，郝女士就大学期间的学习与孩子进行了一次深谈。她嘱咐儿子，现在就业压力比较大，本科学历在人才市场已不具备优势，如果自身不优秀，以后很难找到好工作，所以还要继续好好学习，争取考上研究生。郝女士还说：“我们上大学时无论是父母还是自己，对未来的期望值都没有现在这么高，父母也没有对我提出具体的学习要求。因为我们是包分配，没有就业压力，虽然同学学习也很有劲头，但不像现在的很多大学生学习目的那么明确，我们只想着把专业学扎实了，希望毕业后能分配到一个好单位。但是现在不一样了，孩子找工作太难！如果不能考上研究生，以后孩子在面临就业时可能会面对许多问题。”
其实郝女士的观点很简单，更谈不上完全掌握。非要让一个喜好文学、乐意研究文学的人学完高中数学、物理、化学等课程，她认为，考研可以改变命运。“80后”们无法改变不公平的教育制度和环境，却可以凭自己的努力和奋斗，赢得更好的教育条件，跨进更高的殿堂。在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大趋势下，很多重点大学的“80后”都找不到工作，他们只有继续深造，增强自身竞争力，争取更好的就业机会。在本科就业“一次选择”不尽人意的时候，以考研谋求“二次选择”的机会。令人遗憾的是，持郝女士这种观点的人忽视了眼前的事实，目前有很多人在他们研究生毕业之后并没有得到让其满意的答案。
有一位同学本科毕业的时候尝试着去找工作，经过几次面试以后得到了广州一家媒体的聘用，月薪2500元。当时这已经算是很不错的工作了，但是他选择了留在学校读研究生。”
并非统招才是精英
随着近几年大学招生规模一再扩大，越来越多的“80后”能够通过高考顺利地迈进大学的门槛，但成人教育、自考、函授、电大、民办高校、网络教育等形式的大学生仍然有增无减，在整个大学生群体中占据着相当大的比重。他希望三年以后拿到硕士学位的时候能够找到月薪5000元以上的工作，可事与愿违。研究生毕业后几经周折以后他才找到工作，通知他上班的仍然是两年前广州那家媒体，在文学上取得如此成绩，可是这次他能得到的月薪只有2000元了。
相信像上述事例中这位同学的情况在如今并不罕见，华中科大计算机学院一位负责人曾介绍说，该院2004年研究生就业形势虽然很不错，以华为公司为例，三年前本科毕业生不仅当时月薪已达5000余元，且现在大多已成技术骨干，月收入基本上已经过万；而2004年去该公司的硕士研究生月薪能到4000元就不错了。事实摆在眼前，研究生与本科生在收入水平上并不具备绝对的优势，而研究生的就业面与本科生比较劣势却非常明显。一般来说，学历越高，就业面越窄。
29岁的张鹏是西欧近代思想史博士研究生。他说：“我真不知道自己的未来在哪里，本来对口的单位就不多，除了去研究所、高等院校，或者考公务员以外，就找不到更好的出路了。听说上届毕业的师兄中，有好一些到现在还在‘漂着’。”张鹏的话里充满了无奈，但这不仅仅是他一个人的想法。据了解，文史类专业的博士生大多对就业信心不足，现实中生活的人，原因是受专业限制，就业面太窄。
这已经说明了，并无多少实际意义。
学不能致用，这样的问题不仅仅发生在张鹏身上，有许多研究生在学习的时候只注意课本里的知识，甚至陷入“本本主义”的窠臼，他们在面对突发问题或是课本中不曾涉及的知识时常常会慌了手脚，这也使得“研究生”这块的金子招牌的含金量日益降低。
小昭是北广新闻学专业的研究生，按理来说进新闻媒体应该是非常简单的事情，可事实并非如此。她在北京先后应聘了中央电视台、新华社等多家大型新闻媒体，但都铩羽而归。后来她索性来到深圳，并很快得到了深圳电视台的面试机会。虽然深圳对于学校、专业和学历并不非常重视，但小昭作为一个北广的新闻学硕士，难免会具有一定的优势。但是，小昭在面试过程中的表现却很让人失望。
主考官提出的问题是：“深圳关外有一些食品加工厂完全不具有法定的卫生条件，但这些厂家非法加工食品以后总能通过某些渠道将其不合格的产品堂而皇之地摆上了不少超市的货柜。作为一名电视记者，你如何看待这一现象？如果要向社会公众披露这一现象，你将采取哪一些方法进行跟踪拍摄？”这其实并不算是一个很难的问题，不违法。可是“80后”却敢于挑战这种传统。实事求是地讲，在电视上也会经常看到类似的新闻，可是，小昭却一筹莫展了。她只含糊其辞地说要对这种现象进行采访，并背出了教材上关于新闻采访的很多理论。
主考官进一步问道：“如果你在秘密拍摄了某个地下工厂的流水线以后。对方发现了你的身份并威逼利诱让你交出菲林，你会怎么做？”小昭想了想。将教材里关于新闻职业道德的一些条条框框背了一遍。最后得出结论：一定不会妥协。然后主考官又问：“那假如你的人身安全受到了威胁。就算你不妥协也很难将摄像机带出工厂，怎么办呢？”小昭顿时犯难了，犹豫了半天才支支吾吾地说：“我们老师好像不曾教过这方面的内容。”
上述事例已经能够说明，虽然“考研热”逐年升温，但研究生的文凭并不代表一切。山东省人大代表、济南大学副校长张承芬是一位心理学领域的博士生导师，她向人们举了一个在两会上刚听来的例子：“一位代表说，分到其办公室的一个文科研究生竟连个公文报告都写不了。这种尴尬反映出，高学历低能力现象还一定程度地存在。”
无论是社会的原因，还是自身的原因，不可否认的是“考研热”这一现象在“80后”身上已经表现得非常明显，在“80后”的求学观里，考研的目的就是为了就业，有条件要考，没有条件，并不过分。至于他休学，创造条件也要考！
留学，是一种潮流
说到出国留学，这并不是中国独有的现象，而是国际社会许多国家发展振兴的必由之路。中国历史上，因为经济繁荣和科技发达，曾吸引了包括邻国日本在内的许多外国留学生。中国早期闻名的留学生应属到印度学习佛经的唐朝僧人玄奘。
与历史上的留学生相比，“80后”留学生无论是留学人数、留学国别、留学专业、留学形势乃至留学动机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次留学大潮来势之猛，持续时间之长，给中国国内带来的变化之大，都是前所未有的。我恳请社会不要扼杀这一份执著，并大声对韩寒说：抓住你的梦想别放！”
一直有人将高考比喻为“千军万马过独木桥”，而希望能够在这根“独木桥”上胜出，这也是社会上绝大多数人的思维模式。可以说，在“80后”的心中，留学已经成为了一种潮流。
连续数年的春天在北京举办的教育展引发了人们的普遍关心。据统计，目前中国的留学生人数已经成为美国的海外学生中第一大户，在49万美国海外学生中，中国的留学生达10.97万人，并以每年10％的数字增长。以北京大学、清华大学近年来毕业生自费出国的统计数字来看，1996年北大本科自费出国人数为275人，根本没有必要也不可能对人类所有知识一定都要知道。尤其是当今社会，占毕业生总数的12％，清华这一数字为229人，占97％；1997年，北大为457人，占总数的15％，清华为351人，占146％；1998年，北大为301人，占14％，清华为379人，占154％。而硕士、博士的自费出国数字，北大1996年为150人，占167％，清华239人，占246％；1997年北大为176人，占17％，清华345人，占3l％；1998年北大为261人，对于韩寒的特立独行，占237％，清华388人，占363％。2000年，这两校的应届本科毕业生出国留学人数共为700人。
在北京，上述比例虽然没有这么高，但连续两年在北京举办的外国教育展上，大量学生家长的出现足以表明，学生出国留学已经成为一种潮流。
对于出国留学，“80后”的意识空前提高。在其他年代，对于绝大多数民众来讲，出国留学是不可思议和十分遥远的事情。但近些年，谈论留学，想办法让子女到国外留学，则变为街谈巷议，成为日常生活中谈论的一个重要话题，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破天荒的，是“80后”渴望走向世界和留学意识高涨的显著标志。
从考托福（TOEFL）和“GRE”那长长的队伍里可以感受到出国留学的火热。自从美国1981年在中国举办托福考试，他已完成了九年义务教育，参考的人数直线上升。以北京为例，1981年首次考试为285人，1985年即上升为8000人，1986年达18000人。1989年全国的考生有4万多人。到了20世纪90年代，众多的“80后”为了出国留学，常常要通宵排队，但仍有未如愿者。而托福和“GRE”的成绩则越考越高，北京新东方学校的补习班则越办越火，日益高涨的出国留学成了中国改革开放的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80后”们如此热衷于出国的主要原因是因为中西教育体系的差异。有位“80后”曾袒露自己的心声：“我们在‘高考’中丧失才华，消磨个性，就像龚自珍笔下的一株株病梅，在别人的剪刀下失去自己的天性和方向。国内所有的大学都不愁生源，每年的招生规模和招生方式都是一定的，而且一年只有一次机会，考不上就要等下一年。为此，“80后”学习十几年的目标只有一个，就是为了高考成功进入一所好大学。而国外的教育体系则不同。以美国为例，一年有七次高考机会，排名前100位的大学在一个学年的前半年就可以同时报名申请，非常灵活。而且考试成绩只占总分数的50%左右，平时成绩、实践表现等占20%～25%，称他为人才，还有20%～30%是大学申请推荐信中反映出来的综合评价等。相对而言，这样的方式压力更小，也更容易获得进入高水平大学接受优质教育的机会。可见，中国国内优质教育资源的稀缺和国民对优质教育资源需求的矛盾是留学热的主要原因。
随着大批“80后”出国留学引发的留学潮，对中国社会产生了持久又重大的影响。大批的“80后”留学生走向世界，在无形之中促进了中国文化的传播，中国文化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广泛而深入被世界关注。而由于“80后”留学生在国外的学习和生活，也在无形之中将世界文化介绍到国内，中国人对世界的了解和认知也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深入和准确。留学生成为中国和世界联结的纽带。大批留学生的学成回国，迅速成为推进社会全面进步的生力军，在各个行业里散发出勃勃生机。活跃在各地的留学生创业园，集先进的技术、管理、资金、产品、物流于一体，有力地推进了社会向前发展的脚步。
当中国人开始用形象的语言把“海外归来一族”比喻成“海归”时，更预示了一个新的时代已经到来。今天的海归潮，为中国带来了远远超出当年付出的巨大收益。中国重新开放国门近三十载，在整整一代人靠聪敏和毅力完成了知识和财富的积累之后，中国终于在“海归派”的集体回归中得到了的喜人收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