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这些因为成本降低而产生的利润，我们有3种解决方案：
我们可以说：“我们要保存好全部利润，因为这笔钱是依靠我们自己的能力挣得的。”
或者说：“我们将把成本降低所带来的好处全部装进工人的工资袋中。”
或者说：“由于为客户提供服务的成本降低了，我们也将相应降低产品的价格，让客户得到实惠。”
在第一种观点中，增加的利润属于那些靠动脑筋来增加利润的人。
在第二种观点中，增加的利润应该属于产品的直接生产者——工人。
在第三种观点中，公众有权利以尽可能低的价格购买他们所需要的服务。
哪一种选择更加合理呢？
答案不言自明。
公众应当享受这笔利润。雇主不是公众，企业的员工也不等于公众。企业雇主和员工会享受到因为降低产品的价格而使企业规模扩大所产生的利益。正如以前所提到的，产业绝不能为了某一个阶层而存在。当产业的目的是为某一个阶层挣钱，而不是为全体公众提供服务时，那么，情况就变得复杂了——企业将会不断地陷入困境当中——伪科学家们将其描述为“经济周期”。
他们撰写著作来论证他们的观点，认为商业秩序只能运行那么长的时间，每隔一段时间，商业就会陷入危机。这完全是一种金钱至上的观念。
我们不想看到商业滑坡，也不需要任何失业。向西行进的先辈们每天前进12英里，那时候，每小时16英里是从来都不曾听说的行进速度，而现在，汽车一天可以行进六七百英里。问题在于，我们的行进速度这么快，在驶进繁华的城市时稍微慢一点并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它也不意味着停滞不前。胆怯者们总喜欢寻找各种被称之为“经济滑坡”的痕迹，好像是一群神经衰弱者在管理企业。
研究我们的经济机器的最佳时机已经消失了，因为在到处呈现繁荣景象之际，绝大多数人都在忙着捞取实惠，他们没有花时间去改进它。当这台机器出现故障停下来时，我们才去正视它、研究它。
等到一台机器破旧到完全不能运转，还不如在机器正常运转时去加以维护。因此，最好的研究方法是在机器正常运转之中。
然而，人们并不愿意这样做，即使一些经济观察家们也是因为要预测经济不景气而不得不观察经济运行情况。现在，观察经济不景气已经成为一个行业，那些靠此吃饭的人可以提前躲避危机，不过，仍然没有人愿意在经济健康运行时出钱从他们那里购买灵丹妙药。
如果我们认为经济衰退是不可避免的，那么，我们无疑正在丧失良机。
选择现代医学是为了尽力使人类永远保持健康，而人类的思维习惯则使我们希望社会经济永远处于繁荣状态。解决困难的“妙方”就是降低产品的价格，增加工人的工资。除了战争或其他自然灾害以外，几家大公司只要作出努力就可以消除人们对经济衰退的恐惧。
当太阳高照，并且一切顺利时，我们不愿意去思考经济问题，这肯定会给我们造成重大损失。顺利当中的失误正是未来困境的种子。然而，当一切顺利时，没有人愿意听别人说三道四、挑剔毛病。那样的做法正是“得过且过”。
由于看不到经济运行的自然规律而导致经济衰退时，人们才会去议论。但是，事情既然已经发生，我们就只有忍受经济恢复和调整所带来的痛苦。
经济运行的顺境和逆境也形成了两种与之相适应的思维模式：一种是经济顺境中的保守思想，另一种是经济逆境中的激进思想。这二者之中没有哪一理论能够单独保证经济会持续向前发展。激进派认为保守派没有推进经济发展的手段，这似乎不无道理；而保守派则反驳，认为激进派也不能处理好他们批评的任何事情。
但是有一点任何一派都不能否认：责任总是由那些实际上在负责的人来担，这些人也被划入“保守分子”——他们的职责使得他们不能像激进分子那样不负责任。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只要“保守派”和“激进派”不能达一致，保守分子将会通过客观政策继续来掌管经济机器的运行。
那么，既然如此，会出现什么结果呢？
很简单——保守派最后会以人民委托者的身份出场。为了银行和商家的利益，他们也会在一定程度上改进商业系统。他们已经显示了为美国带来比其国家更多的食品和房屋的能力。
很显然，既然他们以委托人自居，那么，他们就要为进一步提高全国人民的福利而做出贡献——这实际上是一个社会工程师的角色。它的结果或许会造成个人财富的减少，但绝不会减少有效资本。
最有害的就是这样一种思想——政府可以维修经济机器。
政府干预的结果就是征税，以用来安抚那些叫得最响的人。所谓的“进步计划”就是“我们可以强迫国家为我们服务”。政府的一系列福利援助计划实际上是一种“乞丐思维”的体现，它告诉人们：政府可以为某些人提供特权，只要你提出要求，它可以施舍给你任何东西。
这样一来好像弱者更有力量，但其实并不是这样。国家的计划并不意味着“国家”本身去向他人施舍，而是号召全国人民去执行它的施舍计划。
强者援助弱者并没有错，但是，这样并不能证明弱者就是至高无上的。为弱者提供服务如果不能达到帮助弱者独立自强的效果，那么，这种服务就是错误的。
形成伸手讨要的思维习惯是极其恶劣的。这也正是我们的慈善行为的弊端之所在，它既削弱了那些捐助的人，也削弱了那些接受援助的人。慈善是对一切努力上进的毁灭。
培养某些人依赖政府的习惯，这本身就是错误的；同时，它也将使政府的财富不能投入到其他必要的方面。例如，当沙皇俄国被推翻时，它留下什么了？什么也没有！所谓的太平盛世并没有出现，相反，倒是出现了混乱的局面，旧秩序中某些好的方面也不再存在了，新制度的创建者们这才发现他们手中并没有可供支配的资源——甚至连面包都不充足。
我们的各级立法机关成天被包围在各种施舍方案中，这些方案本想形成一种机制——使全国各地没有一个地方不得到实惠，其结果却是使各阶层之间、各利益集团之间的对立没有休止。立法者起初在很大程度上认为，他们的职责就是像护士一样为人民服务，而不是为自立自强清除障碍，铺平道路。立法机构错误地坚持认为，这些活动会使他们深受人民群众的欢迎，认为这样做才真正代表了人民群众的愿望。
立法组织也试图用法规制度来修正不完美的经济机器，可是政府的经济理论十分荒谬，它颁布的绝大多数法律都是为了限制人类的自私行为——这能促进经济进步，但实际上任何法律也做不到这一点，相反，却严重地束缚了经济的发展。
再来看看税收吧！
在全世界中规模最大的政府行为就好像是征税。似乎没有几个人了解高税收和贫困之间的关系——高税收导致生产的低效益，进而造成社会贫困。人们也没有充分研究政府的真正职能应该是什么。
但是，有一点至关重要的是，政府的税收不能危害到下一代的生活。
有关税收的一个很重要的理由就是阶级意识。根据人们的收入情况进行征税是对的，但是将税收的职能看成是阶级宣传的工具是错误的。实际上，税收中并没有阶级的区别——全体人民都在纳税。拥有巨资的人通过诚实劳动赚钱，并且如实地大量纳税，实际上是公众在支付这笔钱。逃税者所留下来的税收负担最终还得由公众来负担。
因此，正确的方法就是透过金钱的表面现象认清它的本质，这样我们就可以克服税收上的许多错误。
假如某个企业处于扩张态势之中，税收员来向它征收个人所得税：“请缴纳新机器设备税。”
请问，在这种情况下，政府所获得的税收价值难道会和一个企业扩张时所增加的就业和利用资源所带来的效益一样大吗？
事实上，这样做是在征税呢？还是在真正没收社会商品呢？
让我们设想一下，征收遗产税不以金钱形式而以实际财产形式进行，会出现什么情况呢？
税收人员会说：
“我们将运走一座高炉、两台升降机、10台机器和25%的煤炭作为遗产税。”
这样做是可以理解的——如果认为那些对社会造成危害的罪犯所拥有的财产也是有罪的，如果认为剥夺活人的财产是错误的，而剥夺死人的财产则是对的，或者坚持认为政府可以容忍罪恶的雇主在活着的时候扩张企业，而在他死后则必须剥夺他的企业，那么，上述行为也是可以理解的。
然而，无论如何，抽走企业的部分财产作为遗产税，比以金钱形式缴纳遗产税要好得多。遗产总是以货币数量的形式表现出来，但是，事实上并不存在货币。绝大多数人继承的只是一个职位、一个需要管理的企业、一份要承担的责任。
继承亲人去管理或控制一个企业，这实际上是在接受一项任务，而这项任务完成的好坏直接关系到许多人的就业和许多家庭的生计。
这种谬误不同程度地存在于我们国家和其他国家，它影响和束缚了企业的发展——那就是把企业当做金钱、大企业就是一大笔钱的错误观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