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处世的智慧(2)

在中外历史上，不少演讲大师惜语如金，言简意赅，同样留下了许多珍贵的篇章，成为“辞达而已”的典型。比如：最短的总统就职演说，也就是1793年的华盛顿总统的演说，仅用135个字，便举世闻名。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演说只有1260个字。列宁在马克思、恩格斯纪念碑揭墓典礼上的讲话只有552个字。斯大林在1941年7月3日发表的反对德国***入侵重要广播演说只有3800个字。罗斯福的就职演说仅有985个字。1984年7月17日，37岁的法国新总理洛朗·法比尤斯发表的演说，更是短得出奇，演讲词只有两句：“新政府的任务是国家现代化，团结法国人民。为此要求大家保持平静和表现出决心。谢谢大家。”措辞委婉、内容精辟。

上述这些演讲大师驾驭语言的功力都是非凡的。同时，这也就说明了简洁明快在语言交际中举足轻重的作用。

要使自己的语言简洁洗练，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从“两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吟稳一个字，捻断数茎须”等句子中，我们似乎揣测到古人追求语言简洁精当的用心何等良苦。

需要一提的是，简洁不是“苟简”，为简而简，以简代精。简洁要从实际效果出发，简得适当。否则，硬是掐头去尾，只能捉襟见肘，挂一漏万，得不偿失。任何事物都有双重性。简短的语言有时很难将相当复杂的观点认识、思想感情十分清晰地表达出来。与人交往，过简的语言有碍于相互间的了解，有碍于心灵的沟通。同时，简短也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

《论语·颜渊第十二》里有一个“子贡问政”的故事，原文是：子贡问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

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曰：“去兵。”

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

这段话翻译成现代文就是：

子贡问孔子，一个国家要想安定，政治平稳，需要哪几条呢？

孔子的回答很简单，需要三条：足食，足兵，民信之矣。

第一，国家要强大，要有足够的粮食，老百姓能够丰衣足食。第二，必须要有足够的兵力做保障。第三，如果没有人民的信任，政府便维持不住。

子贡说这三条太多了，如果必须去掉一条，您说先去什么？

孔子说，去兵。武力毕竟不是一件好事情。

子贡又问，如果还要去掉一条，您说要去掉哪个？

孔子非常认真且郑重地告诉他：“去食。”我们宁肯不吃饭。

接着又说：“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

或者是担心子贡听不懂为什么要去掉粮食而不是去掉信任，孔子便解释说，没有粮食无非就是一死，自古至今谁不死呢？如果没有人民的信任，政府便会垮台。孔子是告诉子贡，对政府而言，老百姓吃饭问题不重要，重要的是政府如果不守信任，就不能维持，就失去存在的依据。实际上，信任乃由缺乏明确秩序的人类群体组建规范以至成立国家的基本原则和必要条件。孔子非常重视“民信之”，因此多说了两句。

可见，语言的简短应以精当为前提，该简则简，该繁则繁。

口才的力量

一言而兴邦，一言而丧邦

【原文】

定公问：“一言而可以兴邦，有诸？”孔子对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几也。人之言曰：‘为君难，为臣不易。’如知为君之难也，不几乎一言而兴邦乎？”

曰：“一言而丧邦，有诸？”孔子对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几也。

人之言曰：‘予无乐乎为君，唯其言而莫予违也。，如其善而莫之违也，不亦善乎？如不善而莫之违也，不几乎一言而丧邦乎？”（《论语·子路第十三》）

【今译】

定公问：“一句话便可以振兴国家，有这样的事么？”孔子回答说：“不可以这样去期待语言呀。人们说，‘做国君艰难，做臣下也不容易。’如果知道做国君的艰难，不几乎这一句话就可以振兴国家么？”

“一句话可以丧失国家，有么？”孔子回答说：“不可以这样去期待语言呀。人们说，‘我做国君并不快乐，只是没人敢违抗我讲话罢了。，如果讲得好，没人敢违抗，那不很好么？如果讲得不好，也没人敢违抗，那不就是一句话便可以丧失国家么？”

【评注】

谢氏曰：知为君之难，则必敬谨以持之。惟其言而莫予违，则谗谄面谀之人至矣。邦未必遽兴丧也，而兴丧之源分于此。然此非识微之君子，何足以知之？

社会离不开政治风云的洗礼。古今中外的执政者和有识之士，历来看重口才的重要作用。

我国很早就有这方面的文字记述。《周易·系辞上》说：“乱之所生也，则言语以为阶。”认为制造混乱可以借言语为媒介。孔子就明确指出，“一言而兴邦”、“一言而丧邦”。刘向说得更具体：“百行之本，一言也。一言而适，可以却敌；一言而得，可以保国。”（《说苑·谈丛》）他把说话当成百行之本，这是非常有见地的。

纵观历史，横看现实，成功者无不以自己高超的口才取胜。他们机敏睿智、伶牙俐齿、巧发奇中、一言九鼎。为维护国家、民族的利益，或游说、或劝谏、或答辩、或谈判、或演讲、或辩论，均以说话水平导航政治风云，左右形势变幻。高超的口才可以叱奸佞于朝堂，醒群众于街衢；化干戈为玉帛，挽狂澜于既倒。

战国时，秦国吞并了韩、魏这两个大国之后，接着企图染指小国安陵。安陵君派唐睢到秦国交涉，同专横、凶残、贪婪的秦王赢政行了一场殊死的唇枪舌剑之战；痛斥了秦王的无理要求，打击了秦王的嚣张气焰，维护了国家的领土和主权。

汉末，诸葛亮对刘备的“隆中对”，一席话将天下三分，奠定了蜀汉的基业；他后来又巧言游说江东，劝说孙权与刘备联手共同抗击强大的曹操。

罗马共和国的执政官恺撒被布鲁特斯派刺杀身亡，名列罗马共和国“后三头”之首的安东尼站在恺撒的尸身旁发表了《灾难，你已来临》的演说。尽管他一再声称自己“只是有话直说”、“不善言词”、“又不善雄辩，所以不可能激励大家的情绪”，可是他的这一演说却煽动起国人为恺撒报仇的怒潮，从此造成共和国的长期混乱，直到覆灭。

美国南北战争中，南方奴隶主驱使奴隶为自己卖命。为了粉碎南方奴隶主分裂国家的企图，林肯总统及时在内阁会议上发表了《解放黑奴宣言》，他向奴隶们庄严宣告：“从1863年1月1日这一天起永远获得自由！”两天后，他又在白宫向群众演讲，重申这一宣言。他深信，这可以“换取这个国家未来的幸福和繁荣昌盛”。果然，宣言发布之后，奴隶纷纷倒戈、逃亡，南北形势发生巨变，很快林肯领导的：北方军获得了彻底的胜利。

这些例子无不显示出口才在政治风云中的极大威力。正因为如此，历来统治者都力图引导人们的舆论，希望人们说的话有利于自己的统治，有利于国家、社会，而不要损害自己的统治，损害国家和社会。

周厉王是一个无道的暴虐之君，国人实在忍受不了，便议论纷纷，甚至谴责怒骂。厉王找来卫巫，让他监视国人，不准他们乱说话，违者一律杀之。于是国人再不敢说话，路上相遇，只是彼此用眼睛看看而已。厉王竟自鸣得意地说：“我能够制止国人讲话了。”不让讲话，这怎么行呢？“人之所以为人者，言也。人而不能言，何以为人！”国人有愤怒而不能宣泄，必然越积越深，危害会更大。召公清楚地看到了这一点，尖锐地向厉王指出：“是障之也。防民之口，甚于防川。

川壅而溃，伤人必多；民亦如是。是故为川者决之使导，为民者宣之使言。”

召公的话是很有水平的，他从维护周朝统治的利益出发进行劝谏，比喻贴切，说理透彻。遗憾的是，忠言逆耳，厉王没有听从劝告，被愤怒的国人造了反、赶出了国门。

我国最早的典籍《尚书·尧典》中有这样一段记载，“帝曰：龙，朕疾谗说殄行，震惊朕师；命汝作纳言，夙夜出纳朕命，惟允！”（舜帝对他的部下龙说，我痛恨说坏话、做坏事，那会惊扰我的百姓；命令你做纳言官，早晚传达我的命令、收集对我的意见，一定要认真公正！）舜设纳言官的目的，就是要规范人们的言语，杜绝坏话。

语言就是力量。一人之辩重于九鼎之宝，三寸之舌强于百万之师。

精妙、高超的语言魅力非凡。

说话的技巧

言未及之而言，谓之躁；言及之而不言．谓之隐；未见颜色而言，谓之瞽

【原文】

孔子曰：“侍于君子有三愆：言未及之而言，谓之躁；言及之而不言，谓之隐；未见颜色而言，谓之瞽。”（《论语·季氏第十六》）

【今译】

孔子说：“侍奉君子容易犯三种过失：还没到说话时候而说话，这叫急躁。该说话而不说，这叫隐瞒。不看脸色、情况而说话，这叫盲目。”

【评注】

《荀子·劝学篇》曰：未可与言而言谓之傲，可与言而不言谓之隐，不观气色而言谓之瞽。君子不傲不隐不瞽。

《论语》里有许多关于说话的论述，孔门四科，“言行忠信”（《论语·述而第七》），言语即居其一，可见孔子十分重视说话。

无论什么时候，我们都要认真对待说话这件事。一个人善于言辞，口才好，就能把自己的工作生活安排得有趣而且愉快，不仅使自己快乐，也使他人快乐。在为人处世中，如果拥有良好的口才，就会赢得令他人羡慕的机遇，就会受到上司的赏识、同事的尊敬、下属的爱戴、客户的信赖。

孔子认为不该你说话的时候抢着说话，乱插嘴，是一种过失。为什么呢？

在社交场上，你时常可以看到你的一个朋友和另外一个不认识的人聊得起劲，此时，你可能就会有加进去的想法。因为你不知道他们的话题是什么，而你突然加入，可能会令他们感到不自在，也许因此话题接不下去。更糟的是，也许他们正在进行着一项重大的谈判，却由于你的加入使他们无法再集中思想而无意中失去了这笔交易；或许他们正在热烈讨论，苦苦思索解决一个难题，正当这个关键时刻，也许由于你的插话，会导致对他们有利的解决办法告吹，到后来场面气氛就会转为尴尬而无法收拾。此时，大家一定会觉得你没有礼貌，进而人家都厌恶你，导致社交失败。

孔子还认为，该你说话时而不说，吞吞吐吐，遮遮掩掩，这也是一种过失，为什么呢？这样做，会让大家觉得你和众人之间存有隔膜，会引起反感。话题到你这儿了，你为什么不说？你是有口难言，自我保护，还是故作矜持，吊大家的胃口？总之，该说的时候不说，也不好。

说话的第三种过失，就是不看对象乱说一气。

有个小伙子外语专业毕业后来到外事部门工作。由于他英语讲得流利，开始时领导很器重他，准备派他出国深造。但一年后，这个很让人眼红的机会却给了另一个和他一起进入这个单位的同事。而此后，小伙子在单位也很不顺心，最后辞职去了另一家单位。事后，有人问起他原因，小伙子不无遗憾地说自己在原单位太爱卖弄了，动不动和领导交谈两句英语，正巧这个部门的一位副职领导是位老干部，没学过英语，所以他的行为很让这位领导厌烦，于是这位领导就把“小鞋”

给他穿上了。

几乎没有一个人可以在说话的时候不考虑到彼此的身份。不分对象，不看对方的身份，都用一样的口气说话，是一种幼稚无知的表现。

虽然身份不同不会妨碍人际交流，比如下级对上级、晚辈对长辈、学生对老师、普通人对于有名气地位的人，等等，不必表现得屈从、逢迎，但在言谈举止上有必要表现得更加尊重一些。在不是十分严肃庄重的场合，身份较高的人对身份较低的人说话越随和风趣越好，而身份较低的人对身份较高的人说话则不宜太过随便，尤其在公众场合，说话要把握好自己与听者的身份差别。

民间有一个著名的故事说：

清朝时，乾隆皇帝有一次到镇江金山游览。当地的方丈派了一个能说会道的小和尚做向导。当乾隆皇帝上山时，小和尚边走边说：“万岁爷步步高升。”乾隆听了很高兴。一会儿，下山了。乾隆皇帝有意试试小和尚的口才，便问：“你在上山时说我步步高升，现在你看我怎样？”小和尚不假思索，立即答道：“万岁爷后步更比前步高！”

——下山时后面的脚当然比前一只脚要高，所以也暗含着“步步高升”

的意思。这个小和尚能注意说话对象恰当用语，体现了他随机应变的智慧。

不失人不失言

可与言而不与之言，失人；不可与言而与之言，失言

【原文】

子曰：“可与言而不与之言，失人；不可与言而与之言，失言。知者不失人，亦不失言。”（《论语·卫灵公第十五》）

【今译】

孔子说：“可以与他交谈而不谈，就是错过了人才；不可交谈而与他谈，就是说错话。聪明人不错过人才，也不说错话。”

【评注】

荀子曰：礼恭然后与言道之方。有争气者，勿与辩也。

在现实生活中，我们时时都要说话，处处都要说话。与人谈话，无非是几种目的：或者加深了解，发展相互间的合作关系；或者托人办事，有求于人；或者批评别人的错误，使对方弃旧图新；或者申述事情的原委，让对方弄清真相。但要达到上述目的中的任何一种，都必须首先使对方乐意听你谈话。而要做到这一点则又必须了解对方，熟悉对方。

不同的人爱听不同的谈话内容，这是容易理解的。但困难的是面对一位陌生的谈话者，你怎么知道他爱听什么，不爱听什么呢？这就要“看人说话”。看，就是古人说的“因说”的道理。因什么呢？因人、因时、因地、因环境中的各种内在的、外在的关系而与之交谈。“因说”才不会失人。《吕氏春秋》里对此有更加明显的解释：“善于游说的人就像灵巧的士人一样，能借助别人的力量成为自己的力量，顺着别人的来势俱来，顺着别人的去势俱去。没有固定的形态，能顺势与之一道生长，随着别人的态度而辩说，像影随形，如响应声一样，随着对方的思想情绪一起一伏，因而使道理深入人心；不这样，即使力气足，才能强，也不能控制别人的思想。顺风而呼，声音并没有增强，远处却可听得清清楚楚；登高远望，眼睛并没有加亮，但可看得远。这是因为凭借了有利的外在条件。”

说话不失人不失言，除了少说话外，更要想话说，甚至无话可说的时候想话说——比如你拜访别人，十几分钟，干坐着不行，要能想话说；想话说当然主要是想想再说，即如刚才说的那种情况，坐在人家那儿无话找话，但毕竟这些话是要经你审慎考虑的，不能说不得体的话。只有这样“想话说”的人，才真正算是“不失言”。

嘴太笨，言辞太拘谨，甚至太一板一眼，也容易失人——这里所谓失人，指损失人缘，而不是指得罪人。特别是在现代社会，人际关系很重要，说来未免使人惊讶：很多人际关系的局面，都是靠自己一张嘴巴打开的，所以不会在嘴巴上（当然不仅仅是在嘴巴上）表现自己，就可能失去很多关系，很多机会，这是一种失人。

另外，中国人天生喜欢关心别人的事，有些在西方人看来纯粹是自己私事、密不可告人的，你却需有选择地告诉别人，因为这是一种亲近的表示，你不告诉别人，就是不对别人作亲近的表示，也必然会失人。

鬼谷子在《符言》中说：“心是九窍的统治者，灵是五官的首长。

做好事的臣民，君主给他们赏赐；做坏事的臣民，君主给他们惩罚，君主根据臣民的政绩来任用，斟酌实际情况给予赏赐，这样就不会劳神。圣人这样做了，才可称赞。故而遵循客观规律，才能长久。根据所求而予之，会使对方喜悦之至。虽无珍物，勉励与赏赐也是一样的。

以上主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