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公元前221年秦的统一为标志，中华文明进入了更大规模的统一的时代。其明显特征是国家大一统政治的展开。
春秋争霸的开始
春秋时期，周王朝所确立的各种典章制度开始崩溃，出现了种种变化。但是，这个时期还不是新制度大规模创建的时代。一切制度的变迁，都发生在旧制度允许的范围内。同时，旧制度在退出历史舞台前，也在不至于使自己发生质的变化的范围内，不断地做着适应新现象的努力。这是春秋时期历史变化、发展的主要特征。
春秋时期，东周王朝直接统治的地区日渐缩小。平王东迁以后，王朝在镐京地区的土地大片丧失，这时王室所拥有的领土，东不到荥阳，西不过潼关，南不越汝水，北不过沁水，仅有600多平方里。不过，相对于此期的诸侯而言，实力还不算十分虚弱。但这之后，王室的土地有的被赏赐给诸侯，有的则被诸侯不断侵吞。所以到春秋后期，王室的力量已十分微弱，仅拥有一二百平方里土地，根本不能与拥有数千里土地的诸侯相比。此时，周王朝只是一种名义上的权力象征。
以东周王朝为中心，错落分布着大大小小的诸侯国。比较重要者，大致而言，王朝以东及东北，有郑、宋、曹、卫、鲁、齐、邢、燕等；以北主要是晋：以西则有秦；以南及东南，有许、蔡、陈、楚等。此外，今江浙一带是吴、越两国的范围；今四川东部地区还存在着一个古蜀国。可以看出，春秋时期的华夏诸国，主要分布在东部、南部、东南部及东北部一带。而广大的西部及北部地区，除了秦、晋以外，很少有华夏国家在此立足。这里更多的是戎狄等少数民族的活动足迹，其中主要有羌、翟、义渠、白翟、林胡、楼烦、潞氏、孤氏等。他们虽然不时对秦、晋国家的安全构成威胁，但总体说来，由于文明发展程度低于华夏诸国，因而实际上为秦、晋等国的发展提供了相对广阔的空间。这是春秋时期秦、晋发展迅速的一个重要原因。这一时期另外两个力量强大的诸侯国楚、齐的周边情况，也大致如此。
诸侯争霸是这个时期的总体历史特征。周平王东迁之后，王室迅速丧失了对于各地诸侯的号令能力，诸侯国不仅不向周天子纳贡、朝觐、述职，相反，无论在政治上，还是在经济上，周王都要依赖于强大的诸侯国，这样，西周时期的“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的社会政治秩序被彻底打破。与此同时，一些势力强大的诸侯国在当时的政治生活中逐渐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在这种局势下，这些大的诸侯国，为了能够在当时的政治生活中占据主导地位，开始了十分激烈的争霸战争，从而使诸侯争霸成为这一历史时期最为引人注目的政治现象。取得了霸主地位的诸侯国，可以对势力弱小的诸侯国甚至是周王发号施令。生活在春秋晚期的孔子曾用“礼乐征伐自诸侯出”来形容这一历史时期的主要特征，是非常贴切的。春秋中期以后，随着诸侯国的兴起，诸侯国内的卿大夫家的势力也开始逐渐壮大，这样，一些诸侯国的国君也逐渐丧失了对于国家政治的主导权，孔子称这种现象是“礼乐征伐自大夫出”。春秋晚期，卿大夫家的实际权力也往往操纵在一些有权势的家臣手中，这就出现了“陪臣执国命”的现象。在孔子看来，这些都是“天下无道”的表现。自今观之，这种表现所反映的正是春秋时期政治权力的中心不断下移的过程。
春秋初期，大大小小的诸侯国有100多个，但是到了春秋晚期，经过近300年的兼并，诸侯国的数量已经大大减少，并且还形成了强国更强、弱国更弱的政治局面，这就为战国时期的统一战争做了比较充分的前期准备。
首先拉开春秋时期诸侯国争霸序幕的是郑庄公。郑国的原封地在今陕西省华县一带，西周末年，为了躲避即将到来的末世之乱，郑桓公开始向今河南中部的虢、桧地区发展，后来在这里建立了新的郑国。郑桓公在西周末年的申、缯之乱中被犬戎杀害，其子郑武公率领大军为父报仇，并护送平王东迁。东周初年，周王室与郑国的关系非常密切，武公及其子庄公都在王室做执政卿士。但是到郑庄公时，周平王不满意郑国长期把持王室的大权，想起用虢公与郑庄公一起执政，周郑之间的关系出现了危机。平王死后，桓王即位，他对郑庄公的跋扈十分不满，便任命虢公为王室的右卿士，而以郑庄公为左卿士，将王朝的大权交给虢公，后来干脆连郑庄公的左卿士职务也免除了。郑庄公也不示弱，他先派人将王室的庄稼割走，后来干脆不去朝见周桓王。按照西周时期的礼制，诸侯不来朝见，天子是有权力予以讨伐的，公元前707年，周桓王率领王室及陈、蔡、卫等诸侯国的军队对郑进行讨伐。但是，郑庄公并没有将周桓王放在眼里，他派出军队对抗“王师”，两军在郑国的蠕葛发生激烈冲突。交战中，郑国的祝聃一箭射中桓王的肩膀，桓王只好率军撤退。祝聃还想进一步追击，但郑庄公并不想把事情闹得太大，因而下令收兵。当天晚上，郑庄公派大臣祭足到周的军队中问候桓王的伤势，并对其他人表示慰问，声明自己是不得已才出兵应战的，还进一步表示愿意与周室和好。在这种局势下，周桓王只好率军回到成周。蠕葛之战的规模虽然并不大，但是却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蠕葛之战后，周王室的军队不再有独立对诸侯进行征讨的能力，周天子的威风从此也一落千丈。对于春秋时期的诸侯霸业而言，蠕葛之战正像一支吹响的号角，从此揭开了大国之间为建立霸业而相互争战的序幕。
春秋五霸
王室无力统驭天下，大诸侯国相继而起，充当诸侯之长，以“尊王攘夷”的名义控制中小诸侯。先后称霸的齐桓公、宋襄公、晋文公、秦穆公、楚庄王被称为春秋五霸。
齐桓公首霸
郑庄公之后，率先建立诸侯霸业的是齐桓公。齐国早在西周时期就是东方大国，它的疆域，“东至于海，西至于河，南至于穆陵，北至于无棣”，在中原的各诸侯国中可算得上是首屈一指，此外，齐国所处的地区，兼有鱼盐之利，十分富饶。齐桓公名小白，是齐僖公的庶子，齐襄公的弟弟。齐襄公在位期间，政治昏乱，纪纲松弛。公元前686年，公子无知发动叛乱，杀死襄公，自立为君，但是不久即被大臣除掉。公子小白与公子纠在国外听说这个消息之后，都赶回来准备继承君位。在谋臣鲍叔牙的帮助下，小白最终战胜了公子纠，夺得了君位。齐桓公即位之后，听从鲍叔牙的举荐，任命管仲为相，辅佐自己治理国家；在齐国推行一系列有利于稳定及发展的措施。
管仲治国的首要举措，是对内政进行大规模的整顿，当时主要推行了三项重要的内政措施。一是整顿地税征收办法，实行“相地而衰征”，即根据田地土质的好坏以及产量的多寡，将国土分成若干等级，然后按照等级的高低，征收不同数量的田税。这一措施稳定、改善了国家的经济秩序，有效地增加了政府的财政收入。二是调整行政管理办法，实行“叁其国而伍其鄙”。所谓“叁其国”，就是将国人居住的地区划分成三个部分进行管理，使国中的士、农、工、商等“四民”各有定居，不得杂处，同时也不能随便地迁徙或转变职业。这项措施对于稳定社会秩序发挥了积极的作用。所谓“伍其鄙”，就是将全国所控制的“野”，划分成五个“属”，分别设五个大夫进行管理。对于“属”内的居民，分别建立了比较严格的行政管理体制，即规定三十家为一邑，每邑设一司官；十邑为一卒；每卒设一个卒帅；十卒为乡，每乡设一个乡帅；三乡为一县，每县设一个县帅；十县则为一属。“伍其鄙”的意义，是使齐国的行政管理体制深入到了原来相对松散的“野”、“遂”、“鄙”地区，这对增强齐国的经济及军事实力无疑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三是加强对军队的建设，实行“作内政而寓军令”。将全国军事力量编为中、左、右三军，各一万人，齐君率中军，国、高二氏率左、右军。军下有旅、卒、小戎、伍四级。将军事组织与行政系统结合起来，十五士乡每五乡为一军，乡、连、里、轨四级行政组织与旅、卒、小戎、伍四级军事组织相应合而为一。实行军政合一，利用宗族关系加强了国家常备军事力量。
此外，管仲还在齐国设“轻重九府”，管理工商业的活动，又制定刑法规定犯人可以通过出军械来赎罪。这些举措都对齐国经济力量及军事力量的加强产生了积极的影响。经过管仲对齐国的政治、经济与军事进行全方位的调整之后，齐国的国力日益强大，凭借着雄厚的实力，齐桓公也迅速迈出了谋取霸业的步伐。
公元前681年和公元前679年，齐桓公先后两度分别与宋、陈、卫、郑、蔡、邾等国会盟，在东部地区的诸侯事务中开始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由于在外交上齐桓公一直采取“轻其币而重其礼”的对外政策，即对服从自己的诸侯都以隆重的礼节相待，而不对他们征收大量的贡物，因此将众多的诸侯拉入到自己的阵营之中。公元前664年，山戎侵燕，齐桓公率军北伐山戎，保卫了燕国。公元前662年，狄人进攻邢国（今河北邢台），齐桓公救邢之后，又将邢向南迁至夷仪（今山东聊城），另筑新城安排邢人。公元前660年，狄人进犯卫国，杀卫懿公，卫人只好弃国而逃。齐桓公击退了狄人之后，又在楚丘（今河南滑县）筑城安排卫国遗民，使卫国得以保存下来。历史上称这两件事是“存邢救卫”。齐桓公的扶危救患，产生了很大的政治影响，从此以后，齐在东部各诸侯国中的地位日益提高，并逐步为自己在华夏诸国救亡图存的活动中树立了领袖的形象。
公元前651年，齐桓公在葵丘（今河南兰考东）大会诸侯，参加会盟的有齐、鲁、宋、卫、郑、许、曹等国的国君，周襄王也派了使者前来参加。会上共同订立了盟约，申明凡是参加会盟的诸侯国，从此以后，永远不要发生战争。另外，盟约还对诸侯之间的政治秩序进行了特别的规定，例如，各国都不得乱筑堤防，以保证河流的畅通；各国不得在邻国受灾的时候囤积粮食禁止出口；诸侯不得在分封卿大夫采邑之后不向周王报告，等等，这就是历史上的“葵丘之会”。“葵丘之会”标志着齐桓公所建立的霸业达到了顶峰。公元前643年，齐桓公死，他的几个儿子为争夺君位展开了激烈的斗争，齐国陷入混乱，桓公所建立的霸业很快便瓦解了。齐桓公之后，另一个想建立霸业的中原诸侯是宋襄公。宋是殷商遗民建立的国家，它的都城在商丘。春秋时期，宋的疆域主要在今河南、山东及安徽三省交界的地方，这里是中原各国通往东南地区的交通要道，战略位置非常重要。齐桓公死后，齐国陷入内乱，不再能够承担起统领中原诸侯的责任。在这种局势下，宋襄公就想接替齐桓公的角色，成为新霸主。宋襄公首先帮助齐桓公的太子昭击败了其他公子，顺利继承了君位，这样就将齐国拉入自己的阵营。随后，他又惩罚了不听从自己指挥的滕、鄙和曹等小诸侯国，俨然以新霸主自居。但是，由于宋国在当时力量并不强大，因此很多诸侯并不买账。公元前641年，鲁、陈、蔡、楚、郑、齐等国在齐国会盟，“修桓公之好”，即对齐桓公表示怀念，但却将宋国排除在外。宋襄公为了当霸主，就想借助于楚国与齐国的力量。他邀请楚、齐两国的国君到鹿上会盟，想借机谋求楚、齐的支持。但是，楚国却事先在半路布下伏兵将宋襄公抓获，还将他作为人情送给了鲁国。
遭到了沉重打击的宋襄公，却并不接受教训，他仍然还想做中原的霸主。这时，郑国又倒向了楚国，于是宋襄公就联合卫、许、滕等小国前去进攻郑国，想借机打击楚国。楚国应郑国的请求起兵前来援救。公元前638年，宋军与楚军在泓水相遇。战斗开始以前，宋军已先在河岸摆好阵势，而楚军正在渡河，这时宋国的司马子鱼建议襄公趁楚军渡河未毕立刻发动攻击，但宋襄公不同意。楚军渡过泓水之后，紧急列阵，司马子鱼又向襄公建议趁楚军立足未稳立即进攻，宋襄公仍不同意。一直等到楚军列好阵势，做好了战前的一切准备，宋襄公才下令出击。但是，宋军根本不是楚军的对手，被打得大败。襄公身边的侍从部队被消灭得净光，他自己的大腿也中了很严重的箭伤。宋国的军队在这一仗中损失惨重，国人都埋怨襄公没有听从司马子鱼的建议。但是宋襄公却说：君子在战场上不会去伤害一个已经受了伤的敌人，不会去俘虏对方军中的老人，也不会依仗地势的险要去伏击敌人。我虽然只是殷商亡国之余，还算不得什么君子，但也不会去进攻一个没有排到好的军队。
显然，观念如此迂腐的宋襄公在列国争霸的环境中只能遭受失败的结局。不久，宋襄公因箭伤去世，他想建立霸业的企图也随之走进了坟墓。此后，中原地区的诸侯都纷纷倒向楚国，楚国的势力进一步北侵。宋襄公争霸以失败告终，是有深刻原因的。宋本殷人“亡国之余”，历来受姬姓诸国监视，积弱不振。虽然宋襄公时国力有很大发展，也只是当时的一个二等国家。实力不足是宋襄公图霸失败的根本原因。宋襄公本人在军事斗争中的指挥不力，加速了失败进程。
晋文公复国
中原诸侯中，继承齐桓公建立霸业的是晋文公。公元前651年，晋献公去世，惠公及怀公相继为君，晋国始终处在内乱的状态。公元前636年，在外流浪长达19年的公子重耳在秦穆公军队的护送下回国，夺取了君位，他就是晋文公。
晋文公归国时已是62岁的老人，他在外备尝“险阻艰难”，也尽知“民之情伪”，积累了丰富的政治经验。另外，长期跟随他的大臣，也都是治国的良才，在他们的帮助下，文公很快就将晋国的政局稳定下来。在内乱刚刚弥平不久，晋文公就通过“勤王”活动协助周襄王击败了王子带的叛乱，取得了周王的支持，在诸侯中也树立了较高的威信。勤王回国之后，晋文公立即着手对晋国的政治、经济及军事进行大规模的整顿。他首先致力于缓和统治集团内部的深刻矛盾，扩大了自己的统治基础，同时大力发展农业，重视商业在增加国家财政收入方面的作用，另外，他还尽量节省政府开支，不给百姓增添更多的经济负担。公元前633年，文公将晋国的军队扩充到了三军，使晋国跻身于军事大国之列。建立三军的同时，晋文公又在被卢举行“大駀礼”，即进行军事演习，以加强军队的训练，并对三军将领进行重新任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