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人类，生活在社会中，就要受到社会的限制，不可能像一般动物一样在自然界中绝对自由。美国一直认为只有他们才是自由的与民主的，而别国不是自由的与民主的，这种对民主与自由的价值观念就存在偏见。民主有民主度，自由有自由度，就是说民主与自由的程度是不断扩展的，而且再怎样扩展，也不能达到绝对化。
胡克曾经讲过下面一段话：
民主这种生活方式，普遍同意只有在不同的意见能通过自由的、批判性的讨论而得到磋商的时候，才能发扬光大；而在这种讨论中，那些无论在什么时候和在什么问题上原来是一个少数派的人，可以在他们服从民主程序的条件下成为多数派。
胡克就是只承认美国是民主的，他认为：“幸运的是我们在美国还没有达到一种群众绝望的精神状态。”而别国的民主不是民主，只是一种极权主义的文化，出现了群众绝望的精神状态。这种指责是很不公正的。因为，在事实上，美国的民主与自由在某种情况上讲并不比别国先进。就以美国社会的维护者希尔斯曼来说，他在一本书中研究民主概念时，曾举了不民主的例子，而且是普遍存在的例子。他说，在美国，要是有一个衣冠楚楚的中年白人，有高收入，受过高等教育，开一辆帝国型克莱斯勒牌轿车，在州际公路上行驶，因超速被拦阻，他很可能受到几次警告就被放行。如果是一个蓄长发，着紧身裤，开一辆破旧的双座小车的年轻人，可能就不会被轻易放过。假使是一名黑人青年，当然也不会被轻易放行。这说明什么呢？说明美国人是分等级的，美国的机会永远是不会平等的，民主与自由也不是一致的。
有些美国青年也认为美国是最民主与自由的国家，可是当他们看到了美国飞机轰炸利比亚，美国前总统里根在电视中宣布美国“已经采取了我们不得不采取的行动”时，许多大学生震惊了，有些则哭了，难道这就是自由民主的美国所干出来的事吗？民主与自由的价值观念在美国被滥用了。
美国文化是多元文化，这种多元文化是由于美国特殊的情况而形成的。各国移民纷纷来到北美洲，并不是赤手空拳而来，而是带去了自己民族的文化。
各种文化在这一块新的土地上一方面进行融合，形成美国文化特色；另方面各民族又保持了自己文化的传统特色。
就是在这种多元文化的基础上形成了美国的文化模式，它既是开放的，又是不保守的，具有一种进步优势。可是后来，由于美国发展成为高度的资本主义国家，在文化上保持着开放，而在制度上保守，出现了开放保守型模式。这便阻碍了美国进一步的发展，使其在前进的道路上遇到了危机。如果不能正确对待自己，美国将进一步发展成为封闭保守型模式的国家。
美国的文化价值是有特点的。美国的文化价值和美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是相适应的。美国最重要的价值观念是个人主义价值观念，一切都和个人发生联系，强调个人独立、个人尊严、个人自由、个人机会均等。
但美国的个人主义核心是互利原则，一切以利益作为衡量的标准。
无论是贸易来往，人际关系，婚姻家庭，民主，自由，道德风尚，无不有利益的影子。美国的工资政策，是为发挥知识分子的高效能；对国外留学生的奖学金，是为了利用他们的大脑灰质。
任何事物都有发生、发展与衰亡的过程。美国的发展阶段已进入晚期，美国的文化已经接近衰亡的边缘，不会像他们预测的那样，美国资本主义文化永存。正像一位美国青年所讲那样，什么上升工业、第三次浪潮、后工业社会，实在是一派自欺欺人的胡言，不仅不能对美国现实有所改善，而且把美国卷进了全国性的灾难。
杰弗逊式的民主如果有人问谁是美国最伟大的哲学家，答案将是托马斯·杰弗逊，除非我们对于“哲学家”一词的理解是错误的。我们倾向于认为，用约翰·杜威的话来说，哲学家，就是把自己关在“设备精良的健身房里，从事辩证思维训练”的人。
如果我们认为最伟大的哲学家这一称谓的意思是指产生最伟大思想的一个人，那么只有杰弗逊当之无愧，他影响了美国思想的全部状况。
如杰弗逊所言，汉密尔顿哲学思想和杰弗逊哲学思想转化为两种基本态度：害怕人民和信任人民。这两种态度孰是孰非，只能靠历史去检验了；害怕人民和信任人民，从根本上来讲，都属于人类本能，人类预感。
杰弗逊预感到，人民是有信心管理好他们自己的，这是历史上美国人有幸产生的最明智最重要的预感。也许，我们可以换一个角度讨论这一问题。上述两种哲学思想是由两种恐惧心理引发的：汉密尔顿害怕人民，杰弗逊害怕某个阶层会永远控制政府。杰弗逊不信任政府，正如汉密尔顿不信任人民一样。因为杰弗逊怀疑政府中的统治阶级，今天的美国人民没有必要害怕他们的政府；汉密尔顿害怕人民，如果当时他取得了胜利，今天的美国政府将不会害怕人民。
为什么杰弗逊害怕特权？他从欧洲带来的不仅有启蒙哲学，还包括他对欧洲大陆上社会罪恶和经济罪恶的个人见解，这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他为何不信任特权阶层。有一次在用晚餐的时候，麦迪逊告诉人们，“有人反对民选总统，而赞成世袭统治者。”杰弗逊站起身来，满含讽刺意味而又不失幽默地说道：他听说，在某地的一所大学里，数学教授是世袭的。
杰弗逊非常了解他那个时代的欧洲国家当权者们的情况，他认为他们不是傻子就是疯子。事实上，他描绘出了欧洲大陆统治的全景图。他在给约翰·兰格顿（John Langdon）州长的一封信中写道（1810年3月5日）：
在思考当时的欧洲各主权国的管理特点时，我常常会哑然失笑。路易十六是一个傻子，这是我自己的看法，而不是按照当时对他的审判结果。西班牙国王是一个傻子，那不勒斯王也是傻子。他们在狩猎中度过一生，他们每周派遣两名送快信的使者，长途跋涉一千英里，相互通报在过去的几天里他们分别捕杀了多少猎物。撒丁岛王是一个傻子。所有这些统治者都属于波旁家族的成员。葡萄牙女王，一位布拉干萨王室成员，本来就是白痴。丹麦国王也是白痴。他们的儿子们作为摄政王，行使政府权力。普鲁士国王，伟大的弗雷德里克的继任者，在身体上像一头肥猪，在思想上是一个白痴。瑞典的古斯塔夫和奥地利的约瑟夫真是两个疯子。英格兰的乔治王，你知道，总是穿一件笔挺的西装背心。于是，只剩下年事已高的凯瑟琳了，由于她是后来才开始执政的，她还没有失去普通的理性。在这样的情形下，波拿巴（拿破仑）妄想打垮欧洲诸国，而欧洲诸国的统治者几乎没有进行一场有效的斗争就丧失了他们的王国。这些动物一样的统治者们变得没有主见，没有能力。于是，这样的世袭君主延续了一代又一代。亚历山大，凯瑟琳的孙子，至今仍是一个例外。他能够把握好自己的方向。可他在其家族中才属于第三代君主，他的家族尚未消亡。说到这里，关于君主的话题就告一段落。上帝把我们各位从他们手里解放出来，并且把你，我的朋友，和所有像你一样优秀的人，以及真理，牢牢地掌握在他那神圣的手中。
分析了所有这些事例之后，杰弗逊得出一个极其重要的结论：既然特权会导致腐败，政府体制又不能依赖武力去维持，一个优秀的政体就必须建立在培植民众势力和政令上通下达的基础之上。“我并不支持一个权力集中的政府”，他给刚从巴黎归来的麦迪逊通了一封信（1787年12月20日），在这封重要的书信里，他提出了自己对于宪法草案的批评。信中的这段话显示了他的个性特征：“自始至终，它都主张压制人民。实际上，它是以牺牲人民的利益来换取统治者们的舒适生活……握在政府手中的权力，无论是大是小，都不能压制住人民的反抗情绪。”他在这里提到的反抗是指法国和土耳其的人民起义。他请求麦迪逊考虑这些情况。“最后，我要说的是，是增强政府权力，还是放权于人民，究竟如何去做，才能最大限度地维护和平。放权于人民，是最可靠最合理的政府发动机……为了保护自由的权利，我们只能依靠人民的力量。”
了解清楚杰弗逊的民主思想是非常重要的，我们用下面的几个要点作一概括。
一是只有把权力托付于人民才最可靠。
为了搞清共和主义的内涵，杰弗逊在写给约翰·泰勒的信中说道：
“如果让我来给这个术语下一个精确的定义，我会毫不犹豫地认为，它是一个由多数人管辖的政府，每个人都遵照多数人建立的制度直接参与到政府的管理之中；其他任何政府体制均在一定程度上属于共和政体，从组织结构上来说，这与它们的公民在多大程度上参与政府的直接管理是完全一致的。”他又说：“在共和国一词的概念问题上，我们无须再说：‘它含义丰富或者毫无意义。’我们可以在真正理解的基础上认为：‘所有政府均在一定程度上属于共和政体。’因为从其组织结构上看，它们在选举和管理上都具有一定的受欢迎程度；我一直认为，把人民大众自己的权利托付给人民自己才最可靠，尤其认为，由于人民的所谓代表的损人利己而造成的罪恶现象比起涉及欺诈人民行为的罪恶更加有害，因而，我欢迎这样的政府机制：人民大众尽可能多地参与政府管理。”
二是通过直接参与政府管理，实现人民自治。
杰弗逊坚决主张把国家划分为不同的行政区。他写信给与他一起创建弗吉尼亚大学的合作者约瑟夫·C·卡贝尔说道：“建立一个可靠、有效的政府的途径，就是不要把政府委托于一个人去管理，而是让很多人分而管之，让每个人在自己合适的位置上充分发挥自己最大的潜能……通过这种划分和再划分，共和国从作为一个整体的最高主权国家，由上而下，层层分解，最后到达最底层的形式，即，每个人管理好自己的农场；把一个人目光所及的范围划归他来监管，如此这般，人人尽职尽责，国家繁荣昌盛……古代的加图每次演讲的结束语是‘摧毁迦太基’，与他相似，在每一次阐述自己的观点时，我都要在最后提出自己的忠告，‘把县划分为行政区’。我确信，行政区的划分将使我们的国家变得更加强大，我们的政府将不会发生蜕变，政府权力将不会集中于个别出身显赫的贵族手中，也不会全部集中于多数人手中。”在写给约翰·泰勒的信中，他更加详细地阐述自己的立场：“我内心坚信两个伟大的方案，只有借助于它们，共和国才能强大起来。
第一种方案就是大众教育，使得每个人对于怎样做将会保障自由，怎样做将会危害自由有能力做出自己的判断。
第二种方案是，把每个县划分为若干个百户邑，确保每个百户邑都建有一所中心学校，这个地区的所有孩子都能够去那里上学。然而，这种划分要符合其他许多基本规定。每个百户邑除了有一所学校外，还应该拥有一名治安法官、一名行政长官和一名民兵组织指挥官……”
所有选举活动都应该以百户邑为单位分别进行，然后把所有百户邑的选票集中到一起。由于有些行政区太大，人们很难聚集在一起投票选举。考虑到达一点，他给塞缪尔·柯切沃尔写信说：“每一个行政区的区长将把他的选民召集在一起讨论问题，比如讨论现在的这个问题，然后把选民赞成和反对的简单表决结果汇总起来交给县法院，县法院再把所有辖区的选民意见汇总起来，做出权威性的合理裁决。于是，通过这种全社会的共识，全体人民的呼声得到了公正、充分、平静的反映、讨论和裁决。如果关闭人民的这一自由言路，人民的呼声将会通过武力形式传递出来。于是，就像其他国家的现状那样，我们将没完没了地陷入压迫、反抗、改革，再压迫、再反抗、再改革的怪圈，周而复始，永远没有尽头……”
三是多数人法则，是共和政体的重要原则。
1801年，在他的总统就职演说中，杰弗逊认为，美国政府的基本原则“包括对多数人所作决定的绝对服从，这是共和政体的重要原则；与此形成对照的是诉诸武力，这是独裁政治的重要原则和直接根源”。
他在写给伟大的自然科学家亚历山大，冯·洪堡的一封信中说道：“共和政体的首要原则是多数人法则，它是一个社会的基本法则。在这个社会里，每个人都拥有平等的权利；对社会的意愿所做的一次性表决中，多数人的共同心声是如此的神圣，仿佛所有人的意见都达成了一致。认真考虑这样的意愿，这在政治体制中是最重要的一条教训，但它也是人们最容易忘记的一条教训。这一法则一旦被忽视了，就只能诉诸武力方式，这必然会导致独裁政治。”
自从人类历史开始以来，没有哪两个人会对一系列问题达成完全的一致。无论如何，问题都必须得到解决，要么像有智慧有教养的人们那样接受多数人的决定；要么通过击败对方，使这一决定成为唯一的选择。对于这一点，即使联合国宪章的制定者们不知道，杰弗逊也会很清楚，不会有第三种选择。只有傻瓜或者空想家才会相信人们的意见会达成完全一致。英国政府内阁成员的意见达成完全一致，只是内阁的共同责任理论所衍生的一种虚幻的情况，而这种一致性本身却是建立在下面的基础之上的，即：在多数人的意愿公布于众之前，人们在内阁会议上可以发表不同的意见。联合国中的五个大国（常任理事国）希望保持一致性原则，只是因为每个大国都想维护自己作为“独裁者”的权威，并且，只要它愿意，它就会肆意表现自己的意愿，而丝毫不理会联合国大多数成员国的共同意愿。
四是信仰自由和新闻自由。
多数人达成民主共识的整个进程中，有一部分属于言论自由和信仰自由。杰弗逊曾经起草在弗吉尼亚颁布的《建立宗教自由法案》，在这个法案中，他清楚地表达了上述观点——“最后一点，这一真理是伟大的，只要不干涉它，它将会发扬光大；它是谬误的真正对手，在与谬误的冲突中它无所畏惧，只要没有人类的介入，它就不会丧失自己的天然武器，即自由辩论；当它可以自由地与谬误对抗时，谬误将不再具有危险性。”至于新闻自由，他在第二次总统就职演说中说道：“令世界很感兴趣的是，我们应该公正地、毫无保留地完成一个实验，无论独立于权力之外的言论自由对于宣传和保护真相是否充分……在这里，我不想做出任何这样的推理：国家为了反对不正当的、诽谤性的出版物而颁布的法律不应该得到执行……然而，这一实验影响深远，它证实，既然真相和理智坚持自己的立场，反对由虚假事实造成的错误观点，只注重真相的新闻舆论就不需要其他的限制了。”
杰弗逊是一个满怀信仰的人。“我喜欢憧憬未来，讨厌回顾历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