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我们真的无法了解战场上的人的想法，我们也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而战，仅仅就因为不杀别人也许自己就会死么？可是，一开始呢？为什么要选择去战斗呢？他们很轻易地就会死去。想起伊拉克战争。其实有不少人从一开始就是兴高采烈地在旁观着，战时翘首以待萨达姆的猛烈回击，战后幸灾乐祸美国人的遭到袭击。可是，究竟为什么如此兴奋呢？只因为我们是旁观者么？只因为流血丧命的不是我们自己么？其实，又有谁真的该死呢？伊拉克人该死么？美国人该死么？
当然，有战争，就必然有死亡。谁都不是该死的，可终会有人死去，除非没有战争。而问题的症结便在于此——怎样才能没有战争？自然状态已不复存在，人是贪婪的。
于是，终于明白，所谓“小国寡民”，老子只是在表达他的绝望而已。一个身逢乱世的人，其实不可能不会明白“鸡犬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理想是多么可笑，不过是无可希望而已。也许我们人类要学会另一种思考方式，要学会效法自然的准则，这样才能够把我们得自于自然的禀赋慢慢调出来。
二、道在粪便里
战国时期，非常热爱学习的东郭子先生与道家的大哲学家庄子相遇了。东郭子不想失去这个学习请教的机会，于是单刀直入地提问了两个关于“道”的问题：“您们道家所谓的道到底是什么啊？在哪里能够找到？”
庄子也许对他提出的这个问题很厌烦，于是马马虎虎地回答说：“大道无处不在。”
东郭子以为庄子在忽悠自己，于是紧逼一步：“还是请您说说道到底在哪吧！”庄子答道：“道在蝼蛄蚂蚁。”东郭子说：“道怎么如此卑贱？”庄子说：“在梯草稗草。”东郭子说：“唉呀，怎么越说道越卑贱了？”庄子不理他，接着说：“在砖头瓦块。”东郭子说：“怎么越说越卑下了？”谁知庄子说得更恶心了：“道在粪便里。”
通过这一番有趣的问答，庄子在告诉我们两件事情：道无所不在；道展示事物的本性。世界上的事物都在依其本性存在着，本无差别。可是，人总是用习惯的眼光将世界分出个高低贵贱、三六九等来。在庄子看来，这就是人的偏见。万物无贵贱，所谓贵贱，恰恰是人的自贵自贱。存在的都是合理的，存在的都是有道的。
从“道”这个字的字型上来看，它是由“辶”和“首”两部分组成的。“辶”，读作chuò，同“辵”。用作偏旁，俗称“走之旁”，简称“走之”。而“首”表示的“头”。如此一来，“道”的原始意义无非是：一个头形的东西经由之走出来的通道。这是一幅颇为生动逼真的胎儿娩出图。由此，后人推测，“道”的原初意义有两项：一、女人和雌兽的生殖器，即阴道，取其名词。二、导引，取其动词。而老子的“道”可能恰恰是取其两义，既是指孕育万物的“母体”，又指孕育万物的“生”的过程。前者为“道”，后者为“德”，所谓“道德”，即是由此而来。而老子的《道德经》也不过是由微见著，将之视为了天地运行流转的奥秘所在。正因如此，老子一方面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另一方面又说“道生之，德蓄之，物形之，势成之”。
庄子后来还讲了一个故事。说有一只海鸟落在了鲁国的郊外，鲁侯将它迎入庙堂之上，给它奏最高雅的音乐，给它吃最精美的食物。可是海鸟却感到满眼昏花，忧愁悲哀，不敢吃一嘴肉，不敢喝一杯酒，没过三天便死了。
庄子说，鲁侯这是以养活自己的方法来养活鸟，不是以养活鸟的方法来养活鸟，与鸟的本性不相适应，所以鸟不能生活。用养活鸟的方法养活鸟，那就是让它居住在森林里，漫步在沙滩上，漂浮在江湖中，觅食于鱼鳅间，与自己的同类共飞同止，与自己的伙伴同游共处。它们最怕人声嘈杂，为什么要用那嘈杂的声音来招待它呢？《咸池》《九韶》这些人们认为高雅的音乐，在洞庭的旷野中弹奏，鸟听到后会吓得高飞，兽听后会吓得逃走，鱼听到后会吓得深潜，就连一般的人刚刚听到，也不过是围观而已。鱼在水中才能生活，人在水中就会淹死。他们的习性不同，所以彼此的好恶也就相异。正因为如此，所以圣人不要求不同的事物有同样的习性，不要求不同的人做成同样的事情。他只要求名誉与实际相符合，做事与能力相适应。这就叫做理通情顺而福气常存。
由此看来，只要求得本性，找准了自己的“道路”，也就是“得道”了。何谓“本性”？庄子的解释：“牛马四足，是谓天；落马首，穿牛鼻，是谓人。故曰：无以人灭天，无以故灭命，无以得殉名。谨守而勿失，是谓反真。”意思是说，牛马生而有四足，可以自由自在地行走，这是牛马的自然本性。而人却要羁勒马首，戳穿牛鼻，控制牛马的活动，这就破坏了牛马的自然本性。所以，道不仅存在于高贵的事物中，而且也在“蝼蛄蚂蚁”“梯草稗草”“砖头瓦块”，甚至是“粪便”里。
世间万事万物，无不是“道”的外化，尽性即是得道。因此，万物之间其实并没有本质的差别。这就是庄子赫赫有名的“齐物论”。在“齐物论”的基础上，庄子进一步提出了“齐是非”“齐贵贱”的观点。庄子认为，所谓是非，不过是人的主观印象罢了，大化流行，是非之间哪里有什么绝对的界限？真真假假，是是非非，谁又能说得清楚呢？“是亦彼也，彼亦是也。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莫若以明”。贵贱也是如此，从“道”的角度看，是非既然不存在泾渭分明的界限，贵贱又何足为论呢？什么是贵，什么又是贱呢？难道坐轿车、吃鲍鱼就是贵，吃蔬菜、啃馒头就是贱吗？这些所谓的区别不过是人臆想出来的，跳出来看其实本无差别：“以道观之，物无贵贱；以物观之，自贵而相贱。”
三、自然忘我
从老子开始论及，由庄子阐发出来的自然的生活，它是调动人生命的潜能，是对自然本身的活力的信任，对自然的潜能的信任。追随自然之道就是要打破社会生活的种种障碍，社会习俗、文化规范的条条框框，让这个潜能发挥出来。庄子讲的人在自然状态下的生命的那种境界，就如他在《齐物论》中描述的：
梓庆是一位木匠，他擅长砍削木头制造一种乐器，那时人们称这种乐器为羢。梓庆做的羢，看到的人都惊叹不已，认为是鬼斧神工。鲁国的君王闻听此事后，召见梓庆问：“你是用什么方法制成羢的？”
“我是个工匠，谈不上什么技法。”梓庆回答说：“我只有体会，在做羢时，从来不分心，而且实行斋戒，洁身自好，摒除杂念。斋戒到第三天，不敢想到庆功、封官、俸禄；第五天，不把别人对自己的非议、褒贬放在心上；第七天，我已经进入了忘我的境界。此时，心中早已不存在晋见君主的奢望，给朝廷制羢，既不希求赏赐，也不惧怕惩罚。”
梓庆在把外界的干扰全部排除之后，进入山林中，观察树木的质地，精心选取自然形态合乎制羢的材料，直至一个完整的羢已经成竹在胸，这个时候才开始动手加工制作。
“否则，我不会去做！”梓庆向鲁王详细介绍制羢过程后，继续说：“以上的方法就是用我的天性和木材的天性相结合，我的羢制成后之所以能被人誉为鬼斧神工，大概就是这个缘故。”
通过梓庆做乐器的寓言，庄子讲的不是为我，而是忘我。忘我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忘掉人在社会生活里面的角色的种种限制，沉浸在自然本来的面目中。在做一个乐器的时候，就只是做乐器。最重要的不是技术，不是技巧，而是这种难得的心态。我们有时候做东西做不好，做一件事情做不好，比如说做学问也好，发明创造到比较艰深的时候也好，阻碍人的往往不是智力，不是人的学术修养，而是人对种种功利的考虑。这种考虑很伤害人。庄子洞察到这一点，他教人按自然的原则，以一种自然忘我的状态，做一件事情就是这件事情，这样人的自然潜能才能够发挥出来。所以我们要按自然的原则来生活，从偏执的自我中超脱出来，而不是仅仅世俗地做事情、过日子。
四、天籁之音
康德曾经对“美”下过精辟的定义：“美是没有目的性的合目的性。”这话听起来绕口，其实很简单。意思是说，所谓美，是没有目的的，你不能把美当成一个目标去追求。你可以追求功名，可以追求金钱，但你千万别去追求美。你越追求，它反而越不美了。美就是“可遇不可求”，美就是想象力的驰骋，美就是无拘无束的自由。一旦没有功利的目的，也就成全了美自身，有了美的目的。所以说，美是没有目的的合目的性。
在《齐物论》中，庄子曾通过“天籁”“地籁”“人籁”的比较生动地佐证了康德的这一定义。所谓“天籁”，就是自然界自身发出的各种声响，比如风声、水声、鸟声……属于“天籁”的声音千奇百怪，五花八门，有的像人的鼾声，有的像动物的吼声，有的声音根本无法比拟，原始而丰富，无论多么高明的乐官，多么多么精巧的乐器，都演奏不出来。它们之所以如此精妙，就在于它们都是无目的地发出来的声音，完全来自于天工造化。庄子说：“夫吹万不同，而使其自已也，咸其自取，怒者其谁耶？”天籁虽有万般不同，但使它发生和停止的都是它自身，发动者还能是什么呢？没有人强迫这种声音发出，背后没有人工的痕迹，没有人为的修饰，它们的出现毫无目的，完全出于自然和偶然，完全是自由的化身。
“地籁”就不行了，它是大地上各种孔洞发出的声音，内容虽然仍然很丰富，但却再也不是“天地相参”的产物了。“人籁”就更退化了，它是演奏者通过乐器演奏出来的，是人为强迫地发出的声音，不仅单调，而且贫乏。“地籁则众窍是已，人籁则比竹是已”。比如，我们无法用乐器演奏人的哭声、狂笑、叫嚣……我们也无法完全准确地演奏社会行为之声，比如兵刃相交的叮当声、战机的轰鸣声、炸弹的爆裂声……正是有了乐官，有了六律，有了人为，有了目的，丰富的“天籁”才变成了“人籁”。
可见，庄子笔下的“天籁”，完全来自自然，没有经过加工，没有经由乐器，是“无为”之物。但正是这种“无为”，使得“天籁”异常丰富。庄子所说的天籁，“似鼻，似口，似耳，似枅，似圈，似臼，似洼者，似污者。激者，者，叱者，吸者，叫者，者，宎者，咬者”，五花八门，千奇百怪。我们能感觉到的，仅仅是九牛一毛而已。
对于风声，庄子的《齐物论》、宋玉的《风赋》、欧阳修的《秋声赋》已经描写得很精彩。“天地之气，溥畅而至，不择贵贱高下而加焉。”风的声音，哪里会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哪里会嫌贫爱富、嫉贤妒能？“初淅沥以潇飒，忽奔腾而砰湃，如波涛夜惊，风雨骤至。其触于物也，纵纵铮铮，金铁皆鸣；又如赴敌之兵，衔枚疾走，不闻号令，但闻人马之行声。”（欧阳修：《秋风赋》）什么样的乐器，什么样的乐手，能演奏出如此奇妙的声音？风在地球上刮了亿万年，只有大文豪、哲学宗师才能捕捉到风的意境，进而把它和宇宙之理，和人事之理联系起来。
而天籁一旦进入他们的大脑，就与情感掺合起来，从而获得了生命，得以提升。所以，王阳明才说：“你未看此花时，此花与汝同归于寂；你来看此花时，则此花颜色一时明白起来。”外在世界尽管五彩缤纷，但对我毫无意义可言。唯有拥有一个自由的心灵，一份豁达的心情，一种虚静的状态，世界的美感向我迸发，目不暇给地出现在面前。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哪得几回闻。”“天上”的靡靡之音又是来自哪里呢？是乐手演奏出来的吗？是乐器发出的声响吗？不是，绝对不是，其实很简单，就是放下你人为的负担，竖起耳朵来就可以了。你静坐休息，属于你的“靡靡之音”就会不期而遇。只可惜现代人心浮躁，不良“人籁”窒息了人的心灵，远离了自然的天籁，更别说去领会哲人和音乐家们阐发的天籁了。贝多芬的《田园交响曲》，德彪西的《海》，雷斯皮基的《罗马的松树》……又有几人愿意去倾听呢？
每次读庄子的书，总能令人兴奋。因为他的理想是回归“天地之大美”，而“天地之大美”是“不称”的、“不言”的，它契合的是人的无限可能性和世界的无限丰富性。也许，只有远离乐器、远离人工、远离机械的古人，才能真正体会什么才是真正的“天籁之音”，也才能作出流传千古的诗句。而今天的我们，也许只能到练歌房去麻木于“人籁”，已经无暇去聆听“天籁”了。即使听到了，麻木的感官也无法发现真正的美了。
五、吾与点也
孔子让他的弟子们谈谈自己的志向，只有曾皙的回答最让他满意。曾皙是这样说的：“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这种场景好像今天我们所说的春游：在春天快要结束的时候，穿上春季的服装，几个大人，领着几个孩子，沐浴在大自然的美好风光和新鲜的空气里，在“吹面不寒杨柳风”中翩翩起舞，尽情地享受大自然，然后唱着歌走在回家的路上。你看，何等的惬意！而孔子之所以夸奖曾皙，正是认为做人就应如此轻松简单，而不是要摆出一幅很沉重的模样来。
孔子说：“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快乐并不是挣扎一番、追逐一番才能得到的东西，它就在身边，就在你脚下。快乐和善恶无关，它是超越了善恶的东西，不是善恶的结果，而是蕴含在善恶之中。有人企图以“为善”来作为快乐的途径，其实这种观点是苍白的，它仅仅是把“善”当成了手段，而不是目的！正因如此，这些人也不知道什么是快乐。
据《荀子·宥坐》记载：有一次，孔夫子与众弟子们在游历陈国、蔡国时被围困，连续困了七天没有食物可以吃。弟子们都饿红了眼，尤其是子路，还闹起了情绪。他质问老师：“都说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可是老师您一辈子累德、积义、怀美，为什么却总是遭遇厄运呢？”听了子路的牢骚，孔子狠狠地批评了他：一个人是否成就外在的事业，并不是品德、学识、努力就能见效的。具备这些条件之外，要成功还需要“时”，即机会。而事实上，怀才不遇的人总是占大多数的。君子需要的只能是“博学深谋，修身端行，以俟其时”。
其实，在现实生活中，更多的情况可能根本就不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那些做了恶事的人可能更有了好的结果，相反，那些积德行善的人命运可能却是很糟糕。面对这种情况，难道我们就不去行善了吗？难道我们就要去作恶吗？这个结论显然是荒谬的。孔子一再告诫我们：仁义并不是手段，它本身就蕴含着幸福。那些做了错事的人，那些不施仁义的人，即便我们不批评他们，他们在这种恶的行为中也难以感觉到幸福。
孔子还说：“知者乐水，仁者乐山。知者动，仁者静。知者乐，仁者寿。”在孔子看来，“知者”和“仁者”都是有道德修养的人，相当于我们今天讲的“仁人志士”。孔子赞美仁人志士的修养功夫，实际上是为了鼓励他的学生和广大民众都来做这种“知者”和“仁者”。这种“知者”和“仁者”既快乐又长寿，不正是人生追求的目标和最高境界么？！孔子把“乐山乐水”与做仁人志士联系起来，作为培养儒家理想君子人格的一项道德行为规范，君子要仁民、爱人、乐山、乐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