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在主义的先驱克尔凯郭尔稍早于尼采，认为传统哲学理论使人忘掉了“自我”，而现在应该让人回到真正“自我”上来，把人的存在放在首位；哲学的起点是个人，是“孤独的个体”的存在。这些话太像尼采的语言了，如果有什么不同，在克尔凯郭尔那里还有上帝的地盘，他把哲学的终点留给上帝，而尼采否定上帝，只留给个体的存在。个体，个体存在的价值和意义，是克尔凯郭尔的出发点，也是尼采的落脚点。
另外，海德格尔、雅斯贝尔斯、萨特等人的理论可以从尼采的著作里寻找到印证。在海德格尔看来，人的本质在于他的“此在”。人的“此在”与其他一切东西不一样，他是不断实现自己、超越自己、创造自己的。雅斯贝尔斯认为，“超越”是人的本质特点，人不会满足于自己当下的存在，他的内在冲动使他超越自身。萨特说人是“存在先于本质”，人是自己规划自己的本质，人不外是由自己造成的东西。用尼采的话来说，人是“未定型”的，他的本质不是别的什么东西赋予的，而是人自己创造的，人是“自我超越”的动物。
存在主义者的人生体验也是尼采式的悲剧体验。海德格尔提出人的不可避免的状态是“被抛”和“沉沦”，失落和孤独是人的命运，只有死亡才是人惟一存在的例证，只有在烦忧、畏惧和死亡中才能领悟到人的存在；雅斯贝尔斯认为人显然是在走向虚无，但人生应该在无中把握有；萨特一方面认为自由是人的属性，另一方面又把人的特性归之于烦恼、孤寂和绝望。他们是人生的悲观主义者，但是，他们又反对听天由命、无所适从。这是尼采所倡导的人应该在悲剧的必然中去创造自己生命的意义，尽管这个意义到头来仍然是无意义。
生命哲学流行于20世纪初期，其创始人之一柏格森认为，宇宙间的一切皆是生命冲动的结果，千差万别的事物源于生命冲动。生命是一股无限的流，生命之流的绵延性创造了一切，生命欲的冲动性使万物发展、变化；理性是无能为力的，人只能凭直觉把握生命之流和生命欲。如果我们把柏格森讲的生命概念换成意志概念，把生命之流和生命欲换成尼采的生命意志，把直觉换成尼采的意欲，就可以把柏格森的观点看成是尼采观点的再版。当然，历史不能完全重演，这样换也是不适合的，但尼采思想与生命哲学相通，这是事实。柏格森自己也讲得十分清楚，他的生命生生不已、自强不息，不是指物质的肉体，而是指心理体系的东西；生命欲即是生命的欲望和本能；直觉是处于意识深处的东西，而不是一种有意识的活动。
对于现代西方思想和文化具有巨大影响的另一流派是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弗洛伊德以精神分析学说闻名于世。弗洛伊德主义就其本身来说不是一种哲学，而属于心理学范围，但是它已经如此深刻地渗透到现代哲学之中，对多种学说构成了极大的影响。
如果人们读过尼采对基督教的批评再来看弗洛伊德，那么你就会有似曾相识的感受。弗洛伊德的无意识理论与尼采对人的深层心理的分析确实有相似之处。在弗洛伊德看来，意识好比浮在海面上的冰山峰顶，无意识的心理好比看不见的海面下面的巨大冰块，意识以无意识为基础。本我、自我和超我构成精神分析学的基本框架。
本我是性欲和本能，它按照快乐的原则追求实现和满足；自我主要由理智和意识组成，它按照现实的原则寻求“本我”满足的机会，但又不能绝对驾驭“本我”，因为无意识领域是一种巨大的能量；超我代表道德限制的理性，它依据“道德原则”行事。“本我”与“自我”，“本我”与“超我”会发生矛盾，“本我”奔腾不息，要求实现自己和满足自己，但现实的生活不允许“本我”为所欲为，于是由“自我”协调，“超我”压抑“本我”的冲动，监督“本我”的实现，要求本能升华。当人在这种矛盾中无法解脱时，就易于产生精神病。
弗洛伊德立足于“本我”，认为性欲和本能支配着人的各种行为和动机。弗洛伊德致力于揭示人性中的本来面目并加以分析，而尼采一生也在不懈地追求人对自我的超越。当然，尼采不像弗洛伊德讲得那样系统，那样深入。他还是一种粗线条的描述，但他们的共同语言是：人的根本既不在他的社会性，又不在他的理性，而只在于非理性的无意识状态。所以，当弗洛伊德读尼采的著作时，不会不惊奇地发现他所感兴趣的东西。
弗洛伊德对于尼采极为敬佩，据他的传记记载，他常常说尼采“比其他任何活过或者似乎活过的人更能深刻地认识自己”。弗洛伊德自己在自传中也谈到，尼采是一位“其猜测、直觉不期而然与精神分析学的许多千锤百炼的发现相同的哲学家”，为了独立地完成自己的学说，他逼迫自己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不去读尼采的著作。
事实上，尼采对于深层心理的开掘，确实预示了精神分析学的建立。精神分析学家阿德勒和荣格，还在相近的意义上采用尼采的“权力意志”概念，以表示心理复合体的一个要素。
在历史学领域中，在斯宾格勒的分析中可以看到尼采的影响。斯宾格勒认同尼采对人生意义的把握。他称尼采是“能把当代全部有决定意义的问题抓在手里”的惟一哲学家，“在尼采首先写出‘重估一切价值’这句话以后，我们生活其中的这个世纪的精神运动才最后找到了自己的公式。”他自己承认，尼采给了他质疑的能力，他的历史哲学是“把尼采的展望变成了一种概观”。斯宾格勒的基本思想，即文化循环论，是有尼采的永恒轮回说和关于现实是一有机体的思想作为其准备的。
二、尼采眼中的自己
尼采在世时，对于他人的评价总是不屑一顾。在他看来，这些所谓的评价完全是对他的思想的不理解。他自己也不再对世人持多少肯定的看法。他把希望寄托于后来人。他相信自己的预言会为以后的人见证，他的聪明会为后来人所敬仰。
1.瞧，这个人
1888年10月尼采开始写作自己的传记《瞧，这个人》。在一个月的时间内他完成全书。出于种种难以名状的原因，尼采在他的精神病发作之前，为自己描绘了一幅自画像。尼采说它是给自由精神写的书，其中每一句话都标志着一次胜利。
“这本书具有绝对重要性，它为我本人和我的著作提供了某些心理学和传记性材料：人们对我的情况将会一目了然。”这本文字激越的自传，主要不是记述他自己的生活历程，而是勾勒他自己思想发展的草图。他是在渴望最后一次凝神思索自己，也许他希望世人可别把他同他人混为一谈。
这本书讲述了尼采自己的精神演进过程。尼采哲学的思考紧扣人生的意义问题。这本书也正可以看作是他对这个问题的一种回答。而在这种回答当中，与瓦格纳的交往无疑是极富影响的。认识瓦格纳之前，尼采立志做一名语言学家，想终生埋头于语言学的考据功夫，追求那“味同嚼蜡的学问渣滓”。
一晃10年过去，尼采感到自己得到的可怜的知识，是他的惟一的收获，而他付出的代价却是自己宝贵的时光与最佳的体力。他发现自己非常瘦弱、憔悴了。反省自己的过去，不正是一种可怜的浪费吗？尼采认为，经过这一转变，他“回到了自己”，成为“自由人”，这种“最大的复原”不仅是体力上的，而且还是精神上的。
尼采认为，他与瓦格纳的一致性是建立在对叔本华哲学的理解上。他们都是在厌恶这个空虚的无意义的世界。不过，尼采不是叔本华，瓦格纳也不再如以往那样出众了。瓦格纳变成了一个平凡而庸俗的德国人。他成为一个地道的德国艺术家。作品中充斥着德国啤酒的气息，成为“日尔曼帝国所赖以建立的精神典型”。但是，一旦尼采不再崇拜叔本华的时候，他完成了自己精神上的独立，他发现自己“几乎不认识瓦格纳了”。一向对德国文化持批判态度的尼采，忍痛与瓦格纳分手了。他是与瓦格纳分手了，是与平庸分手了，也是与彻底悲观的叔本华分手了。
这本书的题目是《瞧，这个人》。尼采是一个狂放的人，他敢于蔑视一切的世俗道德与价值。他无保留地抨击了那位钉在十字架上的人，并结束于声讨基督教以及所有染上了它的毒菌的基督徒们的电闪雷鸣之中。在价值翻转的年代里，在孤独、痛苦、郁闷的人生道路上，在脱出常规的生活环境中，尼采对生命意义的执著追求已近乎于疯狂，他高喊着：
我不是一个普通的人，我是炸药？！
我为什么如此智慧？！
我为什么如此聪明？！
我为何写出如此卓越的著作？！
我为何便是命运？！
人类历史将因我分成两个部分。
我将取代耶稣成为纪元的依据。
我们要成为我们之为我们者，成为新人，独一无二的人，无可比拟的人，自颁法律的人，自我创造的人。
他自诩他的《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一书是“给人类的空前伟大的赠礼”，“声音响彻了千古”，“是一种永不枯竭的泉水，没有吊桶放下去不能满汲着黄金和珠宝上来”。
正是这种狂放，尼采批判基督教道德；或者说，正是因为他敢于批判以基督教道德为中心的一切价值判断，所以尼采是狂放的。在尼采看来，他所面临的世界，是被上帝统治的基督教世界，人是浸透着基督教文化的人。尼采的目标是“重估一切价值”。
“重估一切价值”，这等于向基督教世界公开宣战，意味着推翻占统治地位的基督教所享有的一切。尼采看来，上帝是人的敌人。上帝剥夺了现实世界的价值、意义和真理，使人类最基本的天性变得厚颜和虚伪，上帝的偶像把人压扁了，而上帝的种种价值，已经被人们尊崇，成为人们生活的准则，人已经抛弃了人所应有的东西。
因反对传统的基督教世界而被这个世界抛弃的尼采是一个孤独者，感受着“寒冰在近，孤独可怕”的境遇。哈列维在《尼采传》中一针见血地指出：“不，尼采是个圣徒，而不是森林之神，他是一个受了伤并且渴望死亡的圣徒。……因为他的精神受过极大的刺激……尼采不曾获胜。瞧，这个人：他已经头破血流，可是还不愿意坦率承认。”
尼采的话语虽然疯狂，但正是用这种近似疯狂的语言，清楚地表达了他一生为之奋斗的基本目标，即使真的是一些疯话，那也恰恰是他一生中最难以忘怀的东西。如果说尼采在几近疯狂时还念念不忘自己的奋斗目标，至少说明其著作中所说的话准确地反映了尼采一生难以解开的情结。
2.“我为什么如此智慧”
尼采常常夸耀自己的贵族血统，在他看来，他的智慧是超人的，而且是天生的，这就是因为波兰贵族血统，在他的血液中凝结着众多的种族本能。同时，由于他既有波兰贵族的血统，又是德国人，而且还有一位为4位公主做过宫廷教师的父亲，因而他认为自己“有一种超越地方、民族和有限范围的眼光”，可以毫不费力地做一个优秀的欧洲人，而不仅仅是一个有点儿德国味儿的德国人。
由此，尼采骄傲地认为自己生活的幸福和举世无双的特性也许是命中注定的。他认为自己恰恰具有父亲与母亲双重的特点。因为他在身体极度衰弱、痛苦的同时，却具有理智上的极端清醒。健康时的理智绝没有这样的细密和冷静。36岁重病是尼采理智上的新生。作为一般的生命过程，重病使生命承受了巨大的负担，然而作为生命最高层的理智过程，追求超越的过程才刚刚开始。
这时的他，自认为“有明察秋毫的感悟力，有种种领悟和理解的精巧技艺，有种敏锐感的触觉，以及我所掌握的其他所有技能，都是在那时学会的，这是那个时代万物在我心中都变得精微化的时代——的馈赠”。
从尼采的著作出版情况我们可以看出，他的一些主要著作，特别是有影响的著作，绝大多数都是36岁以后写成的：《曙光》（1880—1881年，37岁）；《快乐的科学》第一、二、三、四部（1881—1882年，38岁）；《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第一、二部（1883年，39岁）；《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第三、四部（1884年，40岁）；《善与恶的彼岸》（1885—1886年，42岁）；《论道德的谱系》（1887年，43岁）；《瓦格纳事件》《偶像的黄昏》《反基督徒》《瞧，这个人》（1888年，44岁）。
尼采认为，自己之所以变得如此智慧，是因为长期的孤独。浓重的基督教气息弥散在这个世界，使得尼采渴望孤独，渴望返回自我，呼吸自由的、轻松的、令人振奋的空气。这便形成了尼采在人群中感到孤独，与朋友交往感到孤独，常常喜欢到几千英尺的高山或者静寂的海边进行思索的独特个性。这种孤独具有一种天然的抵触和敏感，成为一种精神上的洁癖。与他人交往，尼采感到一种窒息，而尼采认为自己能够成功地克制这种厌恶感，带着某种同情与他们继续交往，正是因为内心的纯洁。
孤独为他选取了一种有利的治疗方式：“使自己处于绝对孤独以及脱离日常生活习惯”，不放纵自己，使自己不被照顾，不被服侍，“把自己置于自己的掌握之中”。对他来说，“患病甚至可以成为生命的特效兴奋剂……我好像重新发现了生命，也发现了自我。”
孤独为尼采确立了一种人生的目标——自然中最卓越的人。
这种人是由一块既坚硬光润，又香气袭人的奇木雕琢而成的。他只享受对他身心有益的东西；一旦超出这个尺度，他的欢愉，他的欲望也就戛然而止了。他发现了抗御损伤的良药；他善于化偶然之害为有益；凡是不把他置于死地的东西，都使他变得更坚强有力。他本能地汇集所见、所闻、所经验的一切，他就是总和。因为他就是遴选淘汰的原则，他滤掉了许多东西。无论是看书、处人，或是欣赏景物，他胸中自有定见；因为凡是经他选中、认可的东西，他便给予尊重。他对各种刺激反应迟缓，慢条斯理，这是长期的谨慎和有意的高傲造成的——他考验迫切的刺激，他避而远之。他不相信“噩运”，也不相信“过失”；他能对付自己，也能对付别人；他懂得忘却；——他坚强到足以使一切都不可避免地变为使自身得到最大利益的东西。
尼采认为自己具有天生的敏感性，有坚定的信念，尊崇自己的选择；审慎而高傲，因而对于迫近的刺激并不急于做出反响；有充分的自信心和坚强的意志。因而他大胆地说出了“我刚才描述的那个人，不是别人，正是我自己”。
周遭是一片的死寂，无边的孤独笼罩着他。尼采仿佛生活在一个梦境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