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中国新生代科幻小说的领军人物，刘慈欣的作品因其宏伟的格调和绚丽的想象而受到广泛赞誉。这位娘子关电厂的高级工程师，利用闲暇时间从事文学创作，几乎凭一己之力创造出了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科幻文学样式。《赡养人类》并不是刘慈欣最为精彩的作品，比起《流浪地球》、《乡村教师》、《吞食者》等作品的宏阔气魄和悲壮情怀而言，《赡养人类》的逊色之处还是极为明显的，但后者绝对是刘慈欣最具现实关怀的作品之一。王晋康是一位著述颇丰的“科坛老将”，其作品风格苍凉沉郁，冷峻峭拔，富有浓厚的哲理意蕴。有关技术进步和现实的犀利思考，是他小说一贯的主题。在《2127年的母系社会》中，王晋康想象了一个新的女性社会。在此社会中，借助女性干细胞转化为男性精子的技术，女性之间实现了无性繁殖，由此一个克隆人时代迅速地转向了母权主义。于是，由来已久的两性繁衍的巨厦开始彻底倒塌，男人们沦为被抛弃的物种，受到女权社会的歧视和奴役。这无疑是对当下科学家们有关同性繁殖研究的现实思考。同样，星河也是一位极具现实关怀的多产作家，作为当代中国最富创造力的科幻作家之一，星河早年代表作《决斗在网络》，被认为是中国第一篇有影响的“赛博朋克科幻作品”。《动若脱兔》是一篇描述未来人类控制地震灾害的科幻作品，作品刊发于2008年第1期的《科幻大王》，就在小说发表4个月后，我国四川省汶川地区就发生了特大地震。于是，现实与小说之间发生了一种异乎寻常的呼应。现在看来，小说本身似乎又要回到科幻文学最初对科技的浪漫想象，即让人们相信，终有一天，人类会有能力做到有效地控制地震灾害。
相对于现实社会问题的呈现，新生代更多以“软科幻”相号召，挖掘科幻想象力的寓言意味，这突出地表现在有关“恶托邦”的想象之上。相对于大家熟知的乌托邦而言，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乔治·奥威尔的《1984》等小说表现出明显的“反乌托邦”主题。在这些小说中，人类所苦苦追求的纪律、和谐、幸福、效率等种种理想，却带来了始料未及的结果。于是，所谓的以理性挂帅的现代性、合理化的经营，或者是启蒙所带给我们的对人类理性主体前所未有的信心，似乎走到了反思的层面。就中国科幻而言，这种“恶托邦”的想象突出地表现在韩松的小说之中。和刘慈欣一样，韩松也是当今中国少数具有世界水平的科幻大家之一。韩松的小说极为另类，在他的小说里，没有温馨生活的清新面目，也没有任何有关美好未来的深情向往。相反，他将科幻小说的“末日情节”发挥得淋漓尽致，赤裸裸的人性本能描绘中，夹杂着卡夫卡式的隐喻和预言。由于韩松的小说将人性中的黑暗世界暴露得太彻底，他被认为是承继了从鲁迅到先锋文学的余脉，进而被评论界普遍赞誉。从《红色海洋》、《2066 年之西行漫记》等鬼气森森、怪诞可怖的故事开始，韩松便以黑色寓言的文学方式，对于科幻所折射的时代文化形态进行了强有力的批判。《地铁惊变》是韩松地铁系列小说的代表作品，小说表达了个体在现代社会中对本体安全和存在性的不确认和恐惧。除韩松之外，在中国科幻界，潘海天亦旗帜鲜明地为“软科幻”大声发言，这位出身清华富有灵气的建筑师正是以布拉德伯里式的清淡悲伤和诗意忧郁，创作出了清新不群，自成一派的科幻作品。绝境中人性的变异是科幻文学常写常新的题材，而“大角”潘海天的《饿塔》将封闭空间之中人性的黑暗放在舞台中心，让其赤裸裸地上演。上尉、矿工、教授、神父，不同的人物身份似乎有着不同的象征寓意，作者将故事中的各色人等放在同一个绝境之中，让他们面对凶猛的食人兽和更加凶猛的原始欲望——饥饿，从而让人性的冲突自然地发生乃至升级。何夕（何宏伟）是获得中国科幻银河奖最多的小说家之一。在他一系列以“何夕”为主人公的小说中，《六道众生》无疑是最为惊悚的一篇。小说以“厨房闹鬼”的悬疑开头，惊人地揭示了“平行世界”的秘密。作为国内第一位获得中国科幻银河奖特等奖的女作家，赵海虹的作品以细腻的文笔、充沛的情感赢得了众多科幻迷的喜爱。从最初的《伊俄卡斯达》，到后来的《异手》、《永不岛》等篇什，都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小说《蜕》被认为是赵海虹的转型之作，即是作者本人的一次“蜕”。而同为杰出女科幻作家的郝景芳，则在《星潮·皇帝的风帆》中为我们塑造了一个子虚乌有的“宇心国”形象。作者以近乎童话般的夸张笔调呈现了类似斯威夫特的《格列佛游记》中对“恶托邦”的想象。
在科幻文学作品中，对末日的想象一直是常写常新的主题。好莱坞电影《后天》和《2012》，突出地表现出了环境问题和自然灾害给人类社会心理带来的莫大焦虑，而刘慈欣《三体》中四百年后“三体人”的进攻，更是酷烈地呈现了人类面对外太空文明时在劫难逃的悲剧宿命。在对世界末日的想象中，苏学军的《末日火种》给了我们诸多启示。小说最后，一颗文明的火种，带着尼雅人类最后的希望，去找寻生命的另一个家园，这终究给了人们些许希望。同样，江波的《时空追缉》也包含着末日景观中常见的荒凉意味。在那里，“金灿灿的宇宙无比辉煌，然而在下一瞬间，也许一切都将湮没。”燕垒生被称为中国网络小说第一人，从早期文学网站“榕树下”起，其作品便一直活跃于众多网站和杂志上。其短篇小说《瘟疫》通过几个简单的人物和故事，勾勒了一幅独特的“末世景象”。同样，在刘维佳《来看天堂》中所描述的未来社会中，近乎天堂般完美世界里，物质生活已经得到了极大满足，但没有能力为社会做出贡献的人只是如行尸走肉般活着，人的生存的意义在技术所维护的进化论之下彻底地丧失了，这无疑是一种莫大的精神摧残。
科幻就其起源来说，应可追溯到欧洲工业革命。科幻文学常被视为最具“世界性”的文字，包括许多中国科幻作家，在构筑其小说世界时，其基本的科学理念无不是来自国外，甚至人名、地名都是“洋味十足”。中国“新生代”作家中一批更年轻的写作者无疑看到了这个问题，他们开始尝试创作具有中国作风、中国气派的科幻文学作品。《天意》、《偃师传说》、《远古的星辰》、《春日泽·云梦山·仲昆》、《新宋》等获得好评的作品，无不是以科学幻想对中国古代神话传说予以重写。这些小说既有着当下极为流行的玄幻小说的影子，又有着非常明显的中国传统志怪文学的神韵，它们虽然并不像传统意义上的科幻文学，却显示了独具的艺术魅力。
《春日泽·云梦山·仲昆》是拉拉的科幻处女作，也是给他带来广泛赞誉的一篇小说。单从题目上看，《春日泽》并不像是“中规中矩”的科幻，它取材于古代偃师造人的神话，包含着浓郁的“中国作风，中国气派”。长铗的《昆仑》同样是重述偃师的故事，从潘海天的《偃师传说》到拉拉的《春日泽·云梦山·仲昆》，这位富有传奇色彩的古代机械师勾起了科幻作家们的无限兴趣。然而，长铗的这篇小说极为严肃地讨论了文明及其嬗变的问题，从神所建立的秩序到人的秩序的迈进，不仅仅是一个技术取代法术的过程，更包含着科学精神对神的权威的颠覆。青年科幻作家飞氘的小说一直得到业内人士的好评，选辑在此的这篇《一览众山小》便是其代表作之一。严格说来，这并不是一篇真正意义上的科幻小说。惶惶如丧家之犬的“孔夫子”登泰山的故事，想必大家已经了然，而“古今杂糅”的“油滑”手法，则毫无疑问地受到鲁迅《故事新编》的启发。夏笳是“后新生代”科幻作家的代表人物，这位成长于互联网论坛的“美女作家”近年来多有精彩作品发表，最新小说《百鬼夜行街》亦是出手不凡。“百鬼夜行”，本指流传在日本民间传说中出现在夏日夜晚的妖怪大游行。夏笳的这篇小说将兰若寺、聂小倩、燕赤霞等中国元素融汇其中，使得这个“百鬼夜行”的故事打上了鲜明的本土特色，其风格直逼《聊斋志异》。
从最初的《黑客帝国》、《异次元杀阵》，直到最近的《阿凡达》、《盗梦空间》，以及《源代码》，电脑和人脑的连接是无数科幻小说乐此不疲的主题。在这赛博空间之中，文学叙事的自由空前张扬，而技术的突显与对技术的忧虑也相伴而生。在此，现实抑或代码，别开生面的游戏还是生死逃亡的历险，终究让人莫衷一是，而科幻的想象力却达到无以复加的地步，令人胆战心惊却又大呼过瘾。早逝的科幻小说天才柳文扬的名作《废楼十三层》，以极富想象力的方式表现了这一主题。女作家迟卉的小说感情细腻，文字极富感染力。从《独子》到《虫巢》，都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归者无路》亦是以网络游戏的沉迷为基础，讲述人脑与电脑连接的故事。在这篇小说中，迟卉编织了诸如“刀手”、“潜手”，以及“渊隐”的故事，整个小说奇崛而诡异，令人过目难忘。陈楸帆这位北大才子，常常自谦为“业余科幻作家”，但其不多的几篇小说却体现出十足的实力派的气象。从之前的《递归之人》（与罗亦男合作），到最近的《丧尸》、《鼠人》，他以卡夫卡式的阴郁之笔，揭示现代社会“人之异化”的荒谬本质。选择在此的这篇《丽江的鱼儿们》包含着极为强烈的人文主义诉求，顽强地表达了资本全球化时代，技术理性全面操控下人类自由选择的历史命运问题。
科技伦理及其悖论的揭示，是近二十年科幻小说中常见的路数。相对于“恶托邦”叙事的阴郁想象，这一类型的故事往往相对平和，运用不长的篇幅故事，讲述有关科技与未来的深刻道理，令人若有所悟。吴岩的《鼠标垫》和郑军的《说谎的权利》都讲述了有关现代科技的便利和荒诞的故事，具有深刻的启示意义。陈茜在《捕捉K兽》中提出了一个十分有意思的问题：假如有一种动物能够预知未来，那么怎样才能捕捉到它？而且既然这种动物可以预知它的被捕，那么当人们捕捉到它时，又有可能是什么原因？女作家凌晨是最富创造力的新生代科幻小说之一。从早年的《信使》、《猫》，到后来的《潜入贵阳》，都显示了其卓越的才华。选辑在此的《在烈日与暴雨下》并不是其最优代表性的作品，但却是别有意味的一篇。
四
以上便是新世纪中国科幻小说十年来成就的一个匆匆过眼，这种挂一漏万的选辑当然谈不上是全面展示，但可视作一次颇具意义的集体亮相。在如今科幻试图由边缘向中心缓缓切入之际，这种集体亮相便显得弥足珍贵。这不仅是因为作为一种面向未来的文学，科幻在对现实与未来的想象性认知中理应获得更多的关注，更重要的原因却在于，对于当代汉语写作的世界性意义而言，中国科幻已然走在了“纯文学”的前面，更具世界影响。事实也证明，科幻文学处在主流文学格局之外，却于当代文学已历经嬗变、丧失活力的时候，以新奇的面貌将文学的先锋性重新张扬出来。它们“像是被放逐在正统文学体制之外的‘幽灵’，自由跨越雅俗的分界，漂浮在理想和现实之间，显现出文学想象中丰富而迷人的复杂性”。宋明炜：《弹星者与面壁者：刘慈欣的科幻世界》，载于《上海文化》2011年第3期。因此，用吴岩先生在《科幻文学论纲》中的话说，“科幻不但被当成一种叙事文学来考量，更被当成一种文化存在、一种可能进入未来文化核心的、具有充足价值的边缘存在被重新估价”。参见吴岩：《科幻文学论纲》，“总序”，重庆：重庆出版社，2011年。在这个意义上，推广科幻小说，促进中国科幻文学走向繁荣，便具有了不同凡响的意义。早在上世纪80年代，日本科幻小说作家岩上治曾这样祝愿中国科幻小说：“只要能正确地使用科学知识并具有对人类社会敏锐的观察力，就一定能写出流芳百世的优秀作品。我相信在产生《三国演义》、《水浒》这样巨著的国度里，一定会再出现更伟大的作品。”【日】岩上治：《我的祝愿》，载于《科学文艺》1986年第4期。多年后重温日本友人的这段真挚的话语，相信我们会有更多的感慨。
那么，就让我们共同为中国科幻文学衷心祝愿吧！
徐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