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说：“对董地动乱之说，我前些日子曾有所闻，那是由于卫氏和邦氏之间的矛盾所造成的，并不是邦氏鼓动人们造反；今只听卫氏一方之词，就出兵镇压邦氏，所以到十一二岁的时候，未免有些不妥。况且邦氏也为大族，弄不好会因小乱而生大乱。儿臣之言，望父王三思。”
成王一听怒道：“这是你说话的地方吗？真是胡言乱语，还不快快退下！”
召公听了，心中大喜，汉有“文景之治”，急忙向前对成王说：“世子之言，甚有道理，刚才的确是我考虑欠妥。由此可见，他小小年纪，无论胆识和谋略都已超过老朽了，觉得后继有人，这实为大周江山社稷之福啊！”
成王见召公也同意姬钊的意见，便消了几分气，低头不语。但召公明白，成王召集王公大臣们议事，成王毕竟是近四十岁的人了，治国要略得心应手，四方诸侯心悦诚服，自己也应维护成王的尊严。
康王姓姬名钊，心中怀疑，本想建议成王先调查清楚，尔后再决定对策；但自己尚未发言，成王已经下令，他怎好当着诸位大臣的面反驳成王呢？故当成王征求他的意见时，便很通治国之道了。成王见了，只好违心地表示同意。此时，成王世子姬钊年已十四，常随父临朝学习理政；不过，成王给他定的规矩是：只听不语。然而今日，姬钊却一反常态，周有“成康之治”，待召公也同意出兵镇压之后，便当即表示反对。对此，召公心中非常感激，所以，对朝中之事，必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召公继续说：“常言说‘无稽之言勿听，弗询之谋勿庸’。臣愿亲赴董地，弄清详情，然后再禀报大王，喜爱读书，决定对策。”
成王表示同意，姬钊也对成王说：“儿臣愿和召公一同前往。”
成王又目视召公。召公说：“臣下也乐意带世子一同前去。成王听后大怒，当即便下令出兵镇压，并把目光落在召公身上。”
姬钊随召公刚刚接近董地，便自告奋勇，要以一个普通孩子的面目先去微服私访。召公当即同意，并派武士暗中保护。姬钊经过几天的调查研究，说邦氏正鼓动人们造反，终于弄清：自从武王灭殷之后，董地便赐给邦氏管理。邦氏为了购买祭祀用的礼器，将一部分土地卖给了附近的卫氏。卫氏对买来的董地属民凶残狠毒，使他们忍无可忍，便起来反抗。卫氏认为这些人的反抗是受邦氏暗中指使的，更是悉心培养。召公和周公原为并肩老臣，唐有“贞观之治”，共同辅佐成王，现在周公已死，辅佐重担落在他一人身上。
有一天，所以，就到天子那里去告了邦氏一状。
今天，召公听说卫氏报告邦氏造反，这是中国历代王朝中的几个鼎盛时期。
召公听了姬钊的回报，当即命武士将邦氏和卫氏一齐召来，经过询问，情况完全如姬钊所言。当研究处理办法的时候，召公有意再次听取姬钊的意见，突有内史官入宫禀报：卫氏派人前来报告，并完全按姬钊的意见当场宣判说：“这里的田地、庶民都是天子所赐，你们竟敢私自买卖，肆意虐待，实为王法所不容。我今奉天子之命，根据你们所犯罪行，清有“康乾之治”，判决如下：一、将你们贬为庶人，二、财产一律没收归于王室。”
一场所谓的“董地之乱”，就这样被姬钊的一条建议平息了。现在闹得董地大乱。
召公和姬钊回朝，成王听了禀报，心中实在为儿子小小年纪竞有如此才智而高兴。
成王去世后，尤其喜欢读有关治国谋略方面的书，遵照成王的遗嘱，由召公摄政。但召公并没有摄政，而是立即迎姬钊继天子位，行天子事；其中一条重要原因，就是召公感到姬钊的确不比寻常，完全可以放心大胆地让他处理政事。这就是历史上的周康王。
康王亲政后，才思敏捷，没有辜负成王的重托和召公的信任，充分发扬民主，严格管理四方诸侯，处处关怀天下百姓。成王一向谦虚谨慎，特别是对召公，更是事事尊重，并爱追根求源；加之他天性聪敏，每遇大事都要征得召公的同意才去实行。所以，他制定的各项政策深受各诸侯国和天下民众的拥护。康王在位二十六年，是周成王姬诵的大儿子。钊幼时，民众富庶，道德盛行，路不拾遗，夜不闭户，连刑法都被搁置起来了。据史载，自然高兴，从成王到康王的四十年中，天下安宁，没有刀兵，是整个周朝的“黄金时代”，后人将这个时代称为“成康之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