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帝肯把自己最心爱的小女儿和孝公主下嫁给和珅的儿子丰绅殷德，并赏赐给他们极其丰厚的妆奁与礼物，这不仅意味着乾隆帝对和珅的极为宠幸，同时也是提高和珅身份与地位的一个手段。另一方面，也意味着和珅从此与乾隆帝结成了儿女亲家，双方彼此关系更进一步加深了，同时也是对和珅在他面前积极表现的一种肯定，也表明和珅权势和地位的进一步加强和提高。
不仅如此，和珅的女儿也嫁给了皇族。他的女儿是贝勒永鋆（号“丽斋”）的福晋（满语，意为“夫人”）。和珅的侄女、其弟和琳之女嫁给了乾隆帝的孙子绵庆。绵庆年幼时聪明伶俐，讨人喜欢。十三岁时，曾经陪同乾隆帝到避暑山庄练习射箭，他因连中三箭，得到乾隆帝嘉奖。嘉庆十一年（1806年），丰绅殷德写了一首《极乐寺少憩用紫幢轩独游水南韵》，其中有：“乾隆己酉年（即乾隆五十四 年，1789年）秋，先叔希斋（即和琳）公巡漕回觐，曾宿此室。予自城来接待，谈竟日，回忆忽已十八年。而妹倩质恪郡王‘书香世界’额，犹悬楣端，伊已下世将二载矣。追思二事已成千古，曷胜撼怆。”
经过这一系列和皇家的联姻，和珅不仅加强了和珅与乾隆帝彼此之间的关系，而且也反映了和珅家族在整个朝廷的地位，和珅从此成为了朝廷炙手可热的新贵。
全国贪污建体系
和珅在朝廷内结集众多党羽之后，逐步形成一个以自己为中心的贪污网络。在这个体系中，既有朝廷大员，又有封疆大吏(如一省巡抚等)，甚至包括自己的管家，可谓大小通吃。而且，随着乾隆的年事已高，让和珅有了越来越多的特权，这张网越铺越开，越撒越大，可谓无孔不入，在乾隆后期的贪污案中，都与和珅有着千丝万缕、若明若暗的联系。
在中国封建社会里，每当一个封建王朝创立之始，往把注意力集中在着手恢复社会经济与稳定社会秩序上，因此生产得到恢复和发展，社会财富也在不断增加。在满清刚刚入关时，由于连年征战，物资匮乏，因此，清太祖至康熙都注重发展生产，屯田积粮，恢复国力。在这个时候，由于社会财富并不丰富，文臣武将也大都经历过贫穷的生活历练，所以无不对收受贿赂者嗤之以鼻。所以在创业时期的开国功臣鲜有此种现象。随着生产的恢复和社会的发展，社会财富逐渐有了积累，而官员薪俸又没有随着水涨船高，所以贪污受贿的风气逐渐旺盛起来。到了雍正期间，已大有泛滥之势，雍正甚至实行了“高薪养廉”制度，可惜沦为一纸空文。
到了乾隆时期，历经数十年的休养生息，社会、经济已经有了大的发展，人民的生活也有了极大改善，官员也已经开始趋于贪图安逸，这就为行贿受贿创造了条件。到了乾隆晚年，各省官吏贪污成风，尤以湖北福建为最。湖北以“吏治阖葺，地方大吏于监务厘费任意染指，滥觞已极”。福建则“吏治亦复松弛，营伍毫无整饬”，此二省“通省官吏贪黩懈弛，相习成风，日甚一日。”可见在和珅之前，吏治已经腐败了。
其实，这一切都是由乾隆造成的。他好大喜功，既要四方征战“开疆拓宇”，又注重生活享受，国库在晚期以后几乎消耗殆尽。此时，他需要一个人去努力为他筹钱，以此满足他的各种欲望。和珅正是那个的人，他的及时出现满足了乾隆帝的需要，同时乾隆也把权力适当的赋予和珅，双方各取所需，一拍即合。
和珅专权之后，吏治就极度腐败了，这也有乾隆的原因在里面。他把国家财政(户部)和用人(吏部)大权全部交给和珅，却没有人对和珅进行有效监督，而权力如果没有了制衡，腐败的产生就不可避免了。所以当财权与用人集中于和珅一身之时，也意味着腐败的根已经扎下了。乾隆挥霍无度又不愿用国库开支，全赖和珅向各省摊派和贪污受贿，和珅当然不会只为皇上敛财，而自己置身事外，他也会趁机中饱私囊。
和珅为了讨得乾隆的欢心，他软硬兼施，对各级官员进行教导和逼迫，以此让他们进贡。各省巡抚不得不应酬答对，史书有记载，说他们“出巡则有站规、门包，常时则有节礼、生日礼，按年则有帮费。升迁调补之私相馈谢者，尚未在此数也。以上诸项，无不取之于州县，州县则无不取之于民。钱粮漕米，前数年尚不过加倍，近者加倍不止，督、抚、藩、臬以及所属之道、府，无不明知故纵，否则门包、站枧、节礼、生日礼、帮费无所出也。州县明言于人曰：‘我之所以加倍，加数倍者，实属层层衙门用度，日甚一日，年甚一年。’究之州县，亦恃督、抚、藩、臬之威势以取于民，上司得其半，州县三人已者亦半。初行者有畏忌，要一年，二年，则成为旧例，牢不可破矣。”
和珅获得乾隆的专宠和信赖，行动就更加肆无忌惮了。他迅速建立了全国的贪污网络和一套完整的贪污体系，如多少钱才能见到他的家人，多少钱才能进他的家门，多少钱才能最终见到他，这都是明码标价的，而且那些趋炎附势的贪官们也无不乐于向其多作贡献。他们知道有和珅作后台，相当于抱住了皇帝的半条粗腿，于是贪赃枉法的贼胆更大了。他们不顾百姓的死活，一个比一个贪得无厌，拼命地向百姓搜刮财富。除了中饱私囊外，他们还要细心揣摩，迎合皇帝的喜好与需要，必须及时献上各种珍奇异物和稀世之宝，而且同时还要把大量金钱呈献给和珅用于保证这条道路的畅通，这样以来，和珅就可以坐享其成，等着金银财宝、珍珠玛瑙源源不断地涌向他家。于是，和珅对自己建立的这个网络更加自鸣得意，而地方人民却更加遭受苦难了。
地方官员知道朝廷是无法时时看到地方上的具体情况，所以他们想尽种种办法贪赃枉法、欺民害政，就算弄得民怨沸腾，总归是朝廷来收拾局面，所以更加不受约束。著名学者洪亮吉就曾指出：他们“出巡则有站规、门包，常时则有节礼、生日礼，按年则有帮费。升迁调补之私相馈谢者，尚未在此效也。以上诸项，无不取之于州县，州县则无不取之于民。钱粮漕米，前数年尚不过加倍，近者加倍不止。督、抚、藩(布政使)、臬(按察使)以及所属之道、府，无不明知故纵，否则门包、站规、节礼、生日礼、帮费无所出也。州县明言于人曰：‘我之所以加倍、加数倍者，实属衙门用度，日甚一日，年甚一年。’究之州县，亦恃督、抚、藩、臬之威势以取于民，上司得其半，州县之人已者亦半。初行尚有畏忌，至一年、二年，则成为旧例，牢不可破矣”。这段话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官员贪污的内在原因在于需要层层进贡，这样看来，最后获利最多的当然就是出于这个贪污体系最高层的乾隆与和珅，而且乾隆又让和珅替他掌管大权。因此，我们可以这样说，和珅才是这个贪污网络的核心。
乾隆中后期，贪污已经蔚然成风，大案要案层出不穷。乾隆终于下决心治理贪污，杀了几个贪官，可他不知道，他自己才是这股风的源头，只要他的欲望还在，贪污之风就会永远刮下去。
和珅见乾隆无法控制这种局面，就更加大胆了。和珅作为贪污网络的中心和枢纽，还掌握着各省地方官员向皇上进贡特产和其他礼物收退与否的大权，和珅利用一切机会中饱私囊。嘉庆曾说：“只因和珅揽权，纳贿，迅遇外省督抚等呈进物件，准递与否必先问和珅，伊即擅自准驳明示有权。而督抚等所进贡物，在皇考不过赏收一、二件，其余尽入和珅私宅。”
不仅如此，和珅把持吏部长达数十年之久，控制科举亦有数年，故他利用手中职权，将好差使分给自己党羽和亲信，而不听话的政敌则被他以莫须有的罪名革职或降职。其亲信捞到各地的肥缺后，自然先把自己搜刮的财物先孝敬和珅。
就这样，和珅提拔自己竞羽亲信→亲信掌握实权→捞取好处孝敬和珅→和珅再度提拔亲信，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不断循环的贪污体系，在这个网络中，和珅明显处于操控地位，他利用这一链条为自己聚集了大量财富。这一链条直到嘉庆亲政后赐死和珅才消失于无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