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将国泰、于易简二人赐死，是迫于当时的形势：先是大学士阿桂、大将军福康安联名弹劾国泰，只是建议将国泰调动职务而已，这是成熟考虑后的谨慎处罚，给足了皇帝的面子，也为国泰留好了后路，只要他善于走动，定能得以全身而退。谁知乾隆拿不定主意，非要询问于易简不可，结果于易简担保没事。乾隆帝在此情况下还是留了一点后手，又派刘墉、和珅这两个与国泰都有密切关系的人查处此案，本来的意思是想达到一箭双雕的目的：一方面向所有大臣表明自己的皇妃家人的确从来没有贪污索贿的行为发生，进一步表明自己的清白。即使有这样的贪污索贿的行为发生，也会被刘墉、和珅这两个满汉大臣干净利落地处理掉。另一方面也是通过自己一而再、再而三的表白说明自己对于处理贪污索贿行为的重视程度。结果呢？一箭双雕的目的没有达到！自己还被别人装进去了！真是死要面子活受罪。
况且，这时候的乾隆帝向皇妃也没法交代呀！他信誓旦旦地表示国泰会没事，可惜还是出事了，他的威严何在，皇权何在？国泰贪污索贿数额巨大不假，但是再大的数额，看皇妃的面子上，还不能让他留下一条小命？怪只怪这个刘墉太死板，他难道真的不知道乾隆帝派他去的用意？总之，他恨透了刘墉。
皇帝的这些心思岂能瞒过朝夕相伴的和珅？世界上再没有什么人比和珅更加了解乾隆帝的了。所以，此时的和珅非常明白乾隆帝的心思。他想，我一定要充分利用乾隆帝对于国泰贪污案的事后反思，合众人之力，共同对付这个可恨的刘墉。不除掉刘墉这个绊脚石，他早晚还会查处到我头上来的！
此后的刘墉面前，有三个人—乾隆帝、皇妃、和珅—时刻都在想着如何利用一切机会全力以赴地打击刘墉。
刘墉办了一件案子，却同时得罪了皇妃、皇帝和和珅，今后，刘墉的日子可就难过了。这三个人，哪个他都惹不起。
这样一来，刘墉在朝中的日子可就真的不好受了，我们还是先来看看刘墉查处国泰贪污案后在朝中遭受的际遇吧。
1787年初，刘墉因为漏泄他和乾隆帝关于当时另外两个大臣评价的谈话内容，不仅受到申饬（chì），而且失去了本应获授的大学士一职。1787年八月，乾隆委托刘墉主持祭拜文庙。因他没有行规定的一揖之礼受到太常寺卿德保的弹劾。1788年夏天，刘墉兼理国子监，发生乡试预选考试中学生向监考老师送礼的事，被御史祝德麟弹劾。但是，当时御史祝德麟本来弹劾的是具体的监考老师黄寿龄受贿，而且祝德麟在奏折中还夸奖了刘墉一番。说，“国子监考试惟刘墉、邹炳泰二人清介素著，诸生不敢向其馈送营求”。此事件的最终结果是，乾隆帝借题发挥，刘墉受到了不应该有的处分。 1789年二月底至三月初，负责皇子教育的上书房诸师傅因为连天阴雨没有入值，乾隆帝得知这个情况十分恼怒，时任协办大学士、吏部尚书、上书房总师傅的刘墉被责处得尤其严厉，降为侍郎衔，不再兼职南书房。乾隆帝还专门为此下了一道上谕，大意是说因为刘墉是大学士刘统勋之子，念及刘统勋为朝廷效力多年，才对刘墉加恩擢用。而刘墉在府道任上还算勤勉，及至出任学政就不再认真办事，在湖南巡抚任上官声也平常。入京为尚书，办事情更是一味模棱两可。我曲意优容，未加谴责，原以为他会感激圣恩，勤勉办事，不想竟然发生上书房诸师傅旷工七日之久而刘墉置若罔闻之事。并说刘墉这样事事不能尽职，于国则为不忠，于父则为不孝，其过失甚大，实在不能宽恕。应当说，措辞相当严厉。 1793年，刘墉为当年会试主考官。因为安排失当，阅卷草率，违制和不合格的卷子很多。按规定，刘墉等至少要罚俸10余年。乾隆帝虽然作了宽大处理，刘墉还是被“严行申饬”。 1796年（嘉庆元年），因为大学士一职空缺多时，破格增补户部尚书董诰为大学士，而资历更深的刘墉被排斥在外。不提拔就不提拔吧，还做贼心虚地发表了一篇上谕，在上谕中毫无来由的又一次批评刘墉“向来不肯实心任事”。并举例说，皇帝曾向刘墉询问新选知府戴世仪可否胜任，结果刘墉对以“尚可”。而戴本来十分庸劣，断难胜任。可见刘墉平日里对于铨选用人全未留心，只是以模棱两可之词敷衍塞责。要他“扪心内省，益加愧励”。 1797年，授刘墉体仁阁大学士，但仍旧指责他“向来不肯实心任事，行走颇懒”，并说“兹以无人，擢升此任”，可见其评价。当然，以上两条嘉庆初年的上谕，代表的仍然是乾隆帝的意见。
从刘墉的遭遇，我们可以看出，和珅在其中肯定发挥了特殊的作用——大丈夫报仇，十年不晚！一定要压制刘墉的发展。但是，无论如何，刘墉照样在这么现象丛生的官场中游刃有余，可见他是一个非常善于总结经验教训、非常善于反省的人，他的家庭早就教会了他这些。他知道，这是乾隆帝在故意找茬收拾自己；他也知道，和珅在这中间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怎么办呢？只能是一方面努力安抚怒气冲冲的乾隆帝，另一方面极力与和珅等贪污集团周旋。这个工作不好做，而且是费神费力。刘墉居然熬过来了，真是难为他了。
刘墉知道，无论你做的对与错，只要皇上看不上你这个人，解释真能越来越糟，所以他干脆不解释，免得越描越黑。只要小心伺候皇上，总会有机会获得皇帝的好感的。怎样博得皇上的开心呢？他充分利用自己诗、词、歌、赋、书法、文章等方面的聪明才智去讨好皇上，让他消除对自己的戒心，一定有机会东山再起的。
刘墉的书法可谓一绝，又善于对对子，于是决定以此为突破口，与皇上消除隔阂。国泰案后的一天，乾隆帝率领几个有文采的大臣去盘山散心。
今天天津市蓟县的盘山因为很像江南的山而很受乾隆帝的赏识。乾隆帝曾八游盘山，并留下了“早知有盘山，何必下江南”之句。因此乾隆帝每次遇到不开心的事的时候就会想到盘山来散心。
每次都少不了刘墉，这次乾隆帝虽然不想带他出来，但是刘墉太有文采了，只有带上他一路上才能和自己吟诗作对。不仅如此，乾隆帝还带来了一个戏班，在盘山上面的“江山一览阁”的大戏台上唱戏。乾隆帝一边听戏，一边思考。忽然心血来潮，要群臣为戏台拟联。某大臣才思敏捷，立即献上一联：
听律吕，点破世态炎凉；见衣冠，描尽人间冷暖。
这副对联生动传神地概括了戏曲的艺术规律，对仗工整，寓意深刻。但乾隆觉得它过于文雅，少了一丝生气和活泼。片刻之后，另一大臣交出了第二副对联：
似我非我，我看我我也非我；装谁像谁，谁装谁谁就是谁。
这副戏联就像佛家的谶语似的，让人觉得玄之又玄，难以理解。况且也不太合律，难怪乾隆嫌它粗浅，要求众臣再想一想。此时，戏台上刚好在演《空城计》。诸葛亮端坐城楼抚琴饮酒，司马懿率领大军兵临城下。刘墉见此情景，忽然来了灵感，就新手拈来下联：
三五人可做千军万马；六七步如行四海九州。
乾隆很满意，认为此联平易朴实，更没有那些生涩难懂的词句，但却寓意深刻，雅俗共赏。乾隆帝兴致勃勃地命令刘墉立即笔墨伺候，将这幅对联写好。现在这幅对联还在“江山一览阁”的大戏台上。
众人继续前行，乾隆帝忽然想到了蓟县周围的几个县名很有意思，就有意将他们串联起来作为上联：
密云不雨旱三河，虽玉田亦难丰润。
刘墉一听，乾隆帝的上联用了蓟县周围的四个县名，那我也用蓟县周围的四个县名对下联吧。于是刘墉很快就给出了下联是：
怀柔有道皆遵化，知顺义便是良乡。
下联不仅对仗工整，而且寓意深刻，是妙对，乾隆帝非常赞赏刘墉的这个对仗十分工整的对子。此后，这种事情发生的多了，乾隆帝对刘墉的火气也就逐渐地消失了。
这样，刘墉在无形间就化去了乾隆的恶意，只有和珅仍然对他虎视眈眈，和珅不是乾隆，光对句作诗可不能让和珅满意，刘墉该如何与和珅等贪污集团周旋呢？
刘墉虽然对贪官恨之入骨，自己不屑与之为伍，但还知道对于贪官，就要投其所好！但这并不说要向和珅投降，这可不是刘墉的风格。
刘墉在国泰案件之后，立即主动与和珅讲和。怎么开始呢？总不能直接就表示服软，所以，刘墉就想起了自己的书法。说起刘墉的字，那还算是有名的书法家。史传其“书名满天下，政治文章皆为所掩。”
乾隆时期，翁方纲、梁同书、王文治、刘墉并享书法声誉。当时人们称翁、梁、王、刘“四大家”。其书法艺术成就，当推刘墉最高。亦有以来其与翁方纲、成亲王永瑆、铁保并称“翁刘成铁”。包世臣《艺舟双楫》称：“文清少习香光，壮迁坡志，七十以后潜心北朝碑版，虽精力已衰，未能深造，然意兴学识，超然尘外。”近人康有为《广艺舟双楫》称“石庵亦出董（其昌），然大厚思沉，筋摇脉聚，近世行草作浑厚一路，未有能出石庵之范围者，吾故谓石庵集帖学之成也。流传书迹较多。著有《石庵诗集》，刻有《清爱堂帖》。《小楷册》，书于嘉庆元年（1796年）。纸本墨迹。凡24行，共360字。各页均纵 11.8厘米，横 6.9厘米。故宫博物院藏。刘墉的书法，初看圆润软滑，若团团棉花，细审则骨络分明，内含刚劲。刘墉精于小楷，其特色由此件作品可窥一斑。他书的蝇头小楷具有擘窠大字的恢宏气象，结体丝毫不令人觉得拘紧，点画洁净讲究。尤其粗重与纤细交织在一起，加之偶尔揉入行草笔意，使得整个作品在规模的大效果中不乏生动活泼的情趣，这是十分难能可贵的。后世人们称许他的小楷不仅有钟繇、王羲之、颜真卿、苏轼的法度，还深得魏、晋小楷风致，实不为过。
和珅为了迎合皇上，所以也总爱以文人自居。他久闻刘墉书法之名，总想得到刘墉的字。正好国泰案发生的前些天和珅向刘墉索取字画，但是刘墉借故推脱没有给和珅写。刘墉心想，我何不干脆现在给他写个条幅呢？说不定能缓和双方关系呢。二话不说，他写完了就主动给和珅送去了。
刘墉为什么这么急于与和珅修好呢？原来，刘墉认为和珅当时气焰熏天，不可与其彻底撕破脸皮，这个时候，千万不能着急，心急吃不了热豆腐。收拾和珅这个贪官、这个天下贪官的总后台，不能因为一时的冲动而撞在他的手里，只有忍耐，坚持下去，等待彻底剿灭他的时机。最终，刘墉终于等来了和珅倒台，家产被抄的好消息。
为私利毒死福崧
和珅在朝中的权势越来越大，为官之道也不像刚开始那么小心翼翼。他对自己的亲信极尽笼络之能事，而对冒犯他的人，公开的打击报复则是常有的事。
浙江巡抚福崧为人正直，豪爽不羁。因不愿与和珅结交，也从来不去和珅府上拜会走动，和珅就衔恨在心，居然派人鸩杀了福崧，其嚣张程度，令人发指。
福崧是朝中老臣、大将军阿桂的部下。乾隆四十六年，二十多岁的福崧跟随阿桂出征，在一次战斗中，福崧身先士卒，冲锋在前。就连敌人的火枪把福崧帽子上的花翎打落下来，他也毫不惧怕，丝毫没有退却的意思。战斗胜利结束后，阿桂对他的英勇表现非常赞赏，有意抬举他。经过多年磨练，乾隆五十五年，阿桂举荐他做了浙江巡抚。
福崧为人正直，做事也非常果断明确、毫不含糊，下属都十分敬畏他。此时的和珅因为乾隆的倦勤而更加受到乾隆宠信，权倾朝野。外地的督抚大员每年回京述职，都要带着重礼前去拜会，以求和珅不找自己麻烦。福崧身为一省巡抚，对这种事情也是见怪不怪了，可他就是看不惯贪得无厌的相坤，不愿与其同流合污。每次回京也不登门拜访，送礼更是没影的事，这就公然挑战了和珅的权威。和珅对福崧就怀恨在心，想报复却一时间难以抓住把柄。和珅就要求自己在浙江的耳目密切注意他的动向，一有对福崧不利的罪证，立即向他报告。功夫不负有心人，他终于等到了机会。
事情是这样的，和珅有个亲信是两淮盐政全德。此人正是在和珅的关照下获得这一职位的，所以他向来对和珅感恩戴德，暗中给了和珅不少好处。
有一天，全德派人飞驰送给和珅一封密信，报告了福崧在浙江的一件事情。全德是盐官，偶然发现两淮盐运使柴桢挪用了两淮课银二十二万两，悄悄调查后发现，其中牵连了很多人，他不敢擅自决定，于是飞马向和珅请教真么处置。
原来这柴桢本是浙江盐道，没有什么政务能力，靠贿赂、溜须拍马才入仕做了官。他在浙江盐道上任不到一年，很快升任为两淮盐运使。离职前，还有二十二万两银子的亏空无法交代，柴桢肯定是拿去巴结上司了。他于是向福崧求情，请求让他先去扬州就任两淮盐运使的新职，亏空的银两他随后筹集齐备，尽快将亏空补上。福崧与他有些交情，就答应了他。
柴桢果然说话算话，到扬州就任后，发挥他贪墨挪用的强项，不到五个月就筹措了二十二万两银子，送回浙江补足了亏空。官府的银子也没有损失，此事按说已经了结。然而恰好被两淮盐政全德知道了。全德认为：柴桢只不过一个小小的两淮盐运使，到哪里筹措那么多银两？觉得有贪污挪用的嫌疑，全德就留了个心眼，暗自打探，原来是商人王履泰等五人缴纳的钱粮被柴桢私自截留，用这个办法挪用了二十二万两银子。
查到最后，全德为难了，因为他利用自己盐官的便利，悄悄查了盐道的旧档，查到柴桢“馈福公金一千两”的记录。连户部尚书福长安都和柴桢有非同一般的关系，这事儿全省上下都知道，大家只是心照不宣罢了。全德见此事涉及朝中一品大员，不敢随便做主。他顾忌到和珅与福长安的交情，把这件事情压了下来，不敢张扬，然后派人来请示和珅，下一步应该怎么办。
和珅与福长安向来走动密切，关系非常好，于是和珅来到福长安的府上商议对策。正值寒冬，福长安免不了一番热酒热菜招待。酒过三巡，菜过五味，和珅屏退左右，问福长安：“你跟两淮盐运使柴桢，是不是素来交往甚密？”福长安在和珅面前也不隐瞒：“确实如此。此人向来对我忠心耿耿，就是办事不是很谨慎。”
和珅一杯酒下肚，意味深长地说道：“你估计的很对，这个柴桢现在已经出了问题，很快就要被弹劾。两淮盐政全德在盐道旧档中查到有‘馈福公金一千两’的记录。他怕那个‘福公’就是你，特意千里报信给我，我这才找你搞清楚。”
福长安一听大惊失色，吓得手足无措，对和珅说：“和兄，你一定要想办法救我，最好把这个事情压下去，不让他们闹大，更不能弹劾。”
和珅说道：“你与他交往频繁吗？，有什么证据没有？不要被人抓住了把柄。如今皇上正在严查京官与地方官勾结，一旦被人抓住把柄，弹劾你结交外地官员，那就算是撞到墙上了。”
福长安唏嘘一声：“这倒没有，我做事一向小心，我们都是私下联系，并没有什么证据。这个记录也是他私自记的，我这里查不出半点儿证据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