２０世纪３０年代初，德国经济学家Ｗ．Ｃ．霍夫曼根据工业化早期和中期的经验数据推算出了该定理。他把工业化某些阶段产业结构的变化趋势外推到工业化后期。通过设定霍夫曼比例或霍夫曼系数（霍夫曼系数＝消费品工业的净产值／资本品工业的净产值），对各国工业化过程中消费品和资本品工业（重工业）的相对地位变化做了统计分析。得到的结论是，各国工业化无论开始于何时，一般都具有相同的趋势，即随着一国工业化的进展，消费品部门与资本品部门的净产值之比是逐渐趋于下降，霍夫曼比例呈现出不断下降的趋势，这就是著名的“霍夫曼定理”。
霍夫曼把工业化过程分为四阶段。
（1）消费品工业在整个制造业中居于占压倒优势的地位，其净产值平均为资本品工业净产值的５倍。
（2）消费品工业最初所具有的主导地位被削弱，资本品工业逐渐发展起来，但前者的产值仍是后者净产值的2.5倍。
（3）两类工业的净产值大致相当。
（4）消费品工业远不及资本品工业增长来得迅速，后者的净产值将大于前者。
“对同一个问题，10个经济学家会给出11种不同的答案。”有人主张中国应走“重工业化道路”，通过投资拉动经济增长，随后这一理论在我国很快风行起来。２００４年年底，著名经济学家吴敬链先生对这种说法进行了批驳。他认为，霍夫曼定理对应的是依靠大量资源和资本投入支撑的外延（粗放）增长。当前，信息化时代方兴未艾，服务业成为国民经济的主导部门，这种由重工业推动经济增长的模式已经过时，我们大可不必重走西方国家的老路。
■ 为什么必须明确产权？——科斯定理
当大家都认为“外部影响”是市场机制失灵的原因的时候，科斯却认为市场机制可以解决“外部影响”问题，前提是必须让它产权清晰。
“科斯定理”是对美国著名经济学家、现代产权理论开拓者、１９９１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Ｒ．Ｈ．科斯提出的产权理论与观点的通称。科斯是最早对产权安排、交易费用与资源配置效率之间内在联系进行研究的经济学家，其有关思想见诸《企业的性质》和《社会成本问题》这两篇著名的论文中。后来人们把科斯有关产权的思想归纳为“科斯定理”，并做出如下区分。
科斯定理Ｉ。在法律及市场结构可以保障自由交换的条件下，如果交易费用为零，那么不管财产权利的初始安排如何，当事人之间的谈判都会导致财富最大化的安排，即市场机制会自动使资源配置实现帕累托最优。
科斯定理Ⅱ。在交易费用为正的世界里，不同的财产权利界定会产生不同的资源配置效率。换句话说，由于交易是有成本的，不同的产权安排会使交易成本有很大的不同，因此会对资源配置的效率产生不同的影响。为了保证资源配置的优化，法律制度对产权的初始安排和重新安排的选择是至关重要的。如果不能保证资源的最优配置，产权就会让渡或交易。实现这种产权交易的有效途径之一，就是在市场上通过等价交换，实现财产权利的重新配置。
科斯定理Ⅲ。任何制度的选择与取舍均存在着一个成本比较的问题。如果成本大于收益，制度创新就没有必要。这个定理说明，由于清晰的产权制度安排有助于降低交易成本，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率，因此，使得包括产权制度在内的制度选择，在经济运行和发展中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而制度选择本身不是无代价的，而是有成本的。这种制度选择成本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制度的制定者和实施者所直接耗费的成本，即内在成本或私人成本；二是制度的制定和实施给接受者造成的资源耗费，即制度的外在成本与社会成本。
科斯定理宣称，在交易费用为零的条件下，只要产权明晰化，不论产权归谁，私有制的市场机制总会找到最有效率的办法，从而达到帕累托最优状态。
科斯定理的精华在于发现了交易费用及其与产权安排的关系，提出了交易费用对制度安排的影响，为人们在经济生活中做出关于产权安排的决策提供了有效的方法。
根据科斯定理，外部影响最终导致资源配置无效的原因在于产权不明确。如果产权明确，有些外部影响就不会发生。也就是说，解决外部影响问题时不一定要求政府干预，只要产权明确，市场就能自动解决外部影响问题。但是，在该理论提出以前，传统经济学认为解决外部影响的问题时要求有政府的干预。当出现外部不经济时就要进行征税，征税的数额应等于外部不经济给其他社会成员造成的损失，从而使得私人成本等于社会成本；当出现外部经济时，政府就要采取津贴的办法，使私人收益等于社会收益，从而使得资源配置达到最优。可以说，科斯定理对传统的经济学解决外部影响问题的方法提出了挑战，并且在理论和实践中也得到验证。
■ 产权和资源配置有什么关系？——产权理论
“产权理论”是指研究财产所有权的性质、起因及其对经济社会活动影响的理论。
产权或财产所有权是一个历史的概念。早期的产权概念着重于它的哲学和伦理学含义，例如，休谟和穆勒从功利主义方面提出产权存在的理由，康德和黑格尔把产权当做人类自由的表现形式，马克思则把财产所有权视为人受控于物和产生“异化”的起因。
现代产权理论着重于分析产权的经济学含义，即把产权看做一切有助于确定每个人占有、使用和转让财产的权利的法律、规章、惯例和条例，并把制度因素视为影响经济增长和资源配置效率的一个内生变量。一般认为，罗纳德·科斯是现代产权理论的主要奠基者，其他代表人物还包括Ｄ·诺思、哈罗德·德塞茨、Ｏ·Ｅ·威廉姆森、Ａ·阿尔钦和小钱德勒等人。
产权的基本形式主要有两种：公有制和私有制。产权的功能在于使外部性内部化，尤其是合理的产权能够解决激励问题。产权具有完备性、排他性、明晰性、实物性、可分割性、可分离性、可转让性以及延续性和稳定性的特点。
产权理论主要研究产权与资源有效配置的关系，产权与企业组织行为的关系，以及产权与社会结构的演进规律，具体包括如下五个方面。
（1）交易成本理论。依据在市场背景下企业得以产生的历史现象，逻辑地推导出人们之间的市场交易是有成本的，并根据企业规模的变化，断定企业内部交易也是有成本的，这就彻底否定了正统经济学的“市场交易无摩擦”或“零交易成本假设”，并以此为基础描述交易成本为正的现实世界。
（2）产权起源理论。产权的产生在于资源的稀缺性。认为建立产权实际上就是在不同的社会成员之间对资源权利进行界定、保护和行使。关键在于权利的私有及相互间的明晰和排他性。稀缺性使资源的相对价格提高，因此，对资源建立排他性的产权的成本要低于潜在的收益。产权的产生降低了交易成本，促进了资源的有效利用。
（3）企业理论。企业作为一种替代市场交易的组织方式，实质上是要素所有者的长期契约安排。在市场交易的背景下，之所以会出现企业，是因为这种组织方式相对于市场交易而言，能降低人们的交易成本。而企业规模及其内部组织结构的变动，也是由这种交易成本的变动所决定的。关键在于坚持交易成本的最小化原则，追求有效的激励和约束。
（4）制度比较与选择理论。产权制度的比较与选择也就是交易规则或方式的比较与选择，包括公有产权、私有产权、权利划分、市场交易、内部交易、权利结构等方面的比较与选择。
（5）制度变迁理论，即用交易成本方法考察西方经济史，也称为新经济史学说，以诺思为主要代表。该理论主要研究谁、为什么，以及怎样实施产权制度的变迁，制度变迁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如何等问题。把国家、意识形态和产权联系起来进行综合分析，认为制度变迁决定或推动经济增长，社会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都依赖于有效的产权制度，而不是相反。
现代产权理论是在“交易成本”和“科斯定理”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交易成本被定义为制度的运行费用，包括制度的建立、改变、自身运行的费用，以及交易者在该制度下从事交易活动所花的费用。这个概念由科斯在《企业的性质》一文中提出，是产权经济理论体系的一个基本组成部分，是经济学的成本—收益分析方法的具体化。科斯认为，不论产权的初始分配合理与否，只要产权界限定义清晰，则市场交易成本为零，此时市场机制就充分有效，从而通过市场机制能够使资源得到最有效的配置。反过来说，为了保证资源的有效配置，必须明确产权界限，同时保证产权在法律上是可以转让的。
■ 为什么扩张性的货币政策会失效？——流动性陷阱
２００８年２月以后，中国货币利率和投资利率利差缩小到通常低点０．１％以下。这种情况说明，扩张货币政策的激励作用已迅速降低，进一步降低利率对总需求的扩张作用已不大。２００８年６月，投资利率进一步降低到了货币利率下方，说明经济基本面变化已使社会投资需求迅速降低，再采用货币激励手段，功效已完全失去，流动性陷阱风险迫在眉睫。
“流动性陷阱”这一名词大家并不陌生。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们一般是从利率下调刺激经济增长的效果来认识流动性陷阱的。一个国家的中央银行可以通过增加货币供应量来改变利率。当货币供应量增加时（假定货币需求不变），资金的价格即利率就必然会下降，而利率下降可以刺激出口、国内投资和消费，由此带动整个经济的增长。如果利率已经降到最低水平，此时即使中央银行靠增加货币供应量再降低利率，人们也不会增加投资和消费，那么单靠货币政策就达不到刺激经济的目的，国民总支出水平已不再受利率下调的影响。经济学家把这种状况称为“流动性陷阱”。
通俗一些的说法是，新增流动性宛如流入了黑洞一般。尽管央行加大基础货币投入，在货币乘数非常低的状态（伴随着投资、消费低迷）下，货币供应量始终无法对应相当的商品供应量，无法抑制通货紧缩的发生。
造成流动性陷阱的直接原因是货币利率和投资利率的偏离，两者间的利差是用于警示一国货币政策是否陷入流动性陷阱的重要判断指标。
据日本银行的公布，２００３年８月份货币供应增长２％，较７月份的１．８％为高。数据符合预期，但仍较上年增长有放缓，反映日本经济有复苏迹象之余，银行借贷收缩，货币流通有待改善。８月份银行借贷为连续６８个月下跌，年跌幅４．７％，７月份跌幅４．３％。数据反映出，金融企业仍不愿意申请新贷款，从上述日本的货币供应扩张与信贷持续萎缩来看，日本当时正处于流动性陷阱之中。
根据凯恩斯的理论可知，人们对货币的需求由交易需求和投机需求组成。在流动性陷阱下，人们在低利率水平下仍愿意选择储蓄，而不愿意投资和消费。此时，仅靠增加货币供应量无法影响利率。当利率为零时，即便中央银行增加货币供应量，利率也不能降为负数，由此就必然出现流动性陷阱。另一方面，当利率为零时，货币和债券利率都为零，由于持有货币比持有债券更便于交易，因此人们不愿意持有任何债券。在这种情况下，即便增加货币数量，也不能把人们手中的货币转换为债券，从而也就无法将债券的利率降低到零利率以下。因此，靠增加货币供应量不再能影响利率或收入，货币政策就处于对经济不起作用的状态。
解决流动性陷阱最根本的办法在于给储蓄资金找到新的出路，也就是通过别的渠道运用于企业，而不是变成银行存款。这一方面有待于资本市场的成熟，另一方面也有待于保障体系的完善，让人们没有后顾之忧。目前我国并不具备“凯恩斯流动性陷阱”发生作用的基本条件。国民经济市场化和货币化的比重还没有达到足够高的程度，还有相当比重的国民经济活动是非市场性的。至今我国还未形成普遍的利率回升预期。在财富持有者一致预期利率已经很低且不会更低、债券价格已非常高且不会再升高的条件下，人们才会在持有更多货币与更多债券之间做出倾向于前者的选择。只有在这时，才可以说经济运行有可能进入“流动性陷阱”。我国经济的这一轮大调整过程也未结束。经验表明，“流动性陷阱”往往发生于跨过衰退后的经济复苏阶段，而不是发生于由结构调整支配的经济衰退时期。
■ 如何吸引企业投资非经营性的基础建设？——影子价格
上海市近几年通过采用政府固定补偿加利差微调的融资方式，吸收了大量的企业资本投资城市建设。例如，对黄浦江越江隧道、卢埔大桥等项目，在其经营期内，政府将银行长期固定资产贷款利率作为影子价格，每年以财政补贴的形式作为企业的收入回报。通过这一方式，近几年上海仅８条高速公路和４条越江工程就吸引了社会资本２３５亿元。
影子价格是一种理论价格。影子价格是从资源有限性出发，以资源充分合理分配并有效利用为核心，以最大经济效益为目标的一种测算价格，是对资源使用价值的定量分析。
影子价格又称“最优价格”、“预测价格”，是荷兰经济学家詹恩·丁伯根于２０世纪３０年代末首次提出来的，是运用线性规划的数学方式计算的，反映社会资源获得最佳配置的一种价格。丁伯根认为影子价格是对“劳动、资本和为获得稀缺资源而进口商品的合理评价”。１９５４年，他将影子价格定义为“在均衡价格的意义上表示生产要素或产品内在的或真正的价格”。
从影子价格引申出影子收费的问题。因为在运用影子价格的方式来解决非经营性城建项目没有正现金流的问题，以利于融资工具的操作，达到借用社会资本目的的过程中，并不存在非经营性城建项目所提供服务的现实交易市场，即每个享受服务的个人并不会马上为此付费，而是通过市政府的转移支付间接付费。这里只存在影子价格而不存在市场价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