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振就不那么客气了，他想方设法地寻找任何可乘之机，构陷排挤“三杨”。
王振真是老奸巨猾，在他构陷排挤三杨之前他先把三杨的势力削弱，把三杨架空，那时他再动手，更为容易了！首先他把目光瞄准了六部和地方官身上，大搞“顺我者昌，逆我者亡”，一方面拉笼班底，一方面排除异己。同时，还把“三杨”和内阁给逐渐架空，使他们指挥失灵，让地方要听司礼监的指挥。
这种办法，多半是假借英宗之手而得逞的。
英宗登基不久，王振就用这一手段整治过原兵部尚书等人。原兵部尚书王骥、兵部侍郎邝野按朝廷旨意研讨边防军备。此事关系重大，他们多讨论了几天，所以其中有好几天没有回奏。本来这种情况也是允许的，过去也不是没有先例。可是，王振在英宗面前大加煽动说：“陛下，这是他们眼里没有圣上，欺负圣上年幼无知。要是在先皇帝那里，他们敢这样做吗？”
英宗年少气盛，经王振一煽动，不禁勃然大怒。他把王骥、邝野等人招来，当面加以训斥，并以欺君之罪把他们逮捕下过狱。被关的不过几个人，它起到的作用却是使其他朝官一个个心惊肉跳。
后来，王骥出狱后，就乖乖地站到了王振一边。王振要他干什么，他就干什么。他对军事比较在行，王振仍然让他到兵部供职，他对王振的主张完完全全做到惟命是从。
兵部被摆平了，王振又把手伸向六部的其他部门。户部尚书刘中敷、侍郎吴玺；刑部尚书魏源、侍郎何文渊；礼部尚书胡荧都被王振以种种罪名逮捕下狱。没多久，六部中竟有一半尚书下过狱，礼部尚书胡荧还是朝廷执政的顾命大臣之一。这些人都能被抓起来，“三杨”心里是什么感觉？
这种威慑，不仅使群臣镇恐，连“三杨”都不会不感到可怕。
俗话说，柿子挑软的捏。王振看准了户部尚书刘中敷软弱可欺，便一而再、再而三地整他。第一次逮捕，是为了吓唬吓唬他。没过多久，王振又一次借故找茬，再次逮捕刘中敷，同时逮捕的还有侍郎吴玺、陈常等人，甚至准备将他们置于死地，还无端地折磨他们。当时京城中的官员们都在谈论一件“重大新闻”：刘中敷、吴玺、陈常等人在长安门外的监狱中，被戴上了重枷，并长达16天之久。堂堂朝廷命官，竟然被施行如此大刑，实在是令人感到震惊。
如果说，刘中敷是王振“杀鸡儆猴”的一个活样板，那么，对于谦的冤狱，就是对“三杨”的直接威胁了。
于谦是永乐年间中进士的，他有德有才，有勇有谋。宣德年间，他以朝廷御史的身份巡按江西期间，曾经以不凡的胆略和卓识，为地方昭雪冤案达数百件之多。他的政绩引起了内阁大学士杨士奇的注意，以后又在杨士奇的举荐下擢升为兵部右侍郎。
于谦禀性耿直，为政清廉，不仅自己两袖清风，而且从来不向上司献媚。相比较而言，当时确实有些官员在争相逢迎王振。于谦身为朝官，又经常奉命巡按地方，按理说，他想要讨好王振，机会很多。可是，他每次进京，从来不去拜谒王振，更不会去向他送礼巴结。王振对于谦的傲慢，简直到了恨之入骨的地步。
对任何人来说，要找点茬，挑点毛病，那是轻而易举的事。为了教训教训这个傲慢的于谦，同时也警告警告“三杨”，王振找了个借口，也把于谦投入了监狱，一关就是3个月，甚至还想把于谦置于死地。后来于谦获释出狱，官职又被降为大理寺少卿。
可以说，这是王振在直接向“三杨”发起挑衅。
这年十月，太皇太后张氏不幸去世，朝廷里失去了唯一一位能钳制他的人。而当时的内阁，准确地说也失去了它昔日光辉灿烂的时刻。三杨之一的杨荣因接受靖江王朱佐敬的贿赂，已被群情激愤的大臣所不容，再加上王振有意地火上加油，精神随之崩溃，在两年前郁郁而终。杨溥年老多病，无力料理朝政，并在三年以后溘然谢世。三杨内阁只有杨士奇苦苦支撑局面。但遭糕的是，就在太皇太后张氏去世的当月，便遇上了麻烦。事情是这样的。原来，杨士奇的儿子杨稷在地方上仗势欺人，犯有命案。其实，杨士奇知道这些事，这也正是他的一块心病。杨稷这孩子不成器，杨士奇几个儿子中就数他最不争气，大概和从小娇生惯养有关。为了这事，杨士奇真是伤透了脑筋，不知费了多少口舌，甚至重棍也打过好几回，结果都无济于事。
王振对此先是不露声色，接着便是派人到杨士奇的老家暗中调查，搜集到不少材料，然后指使亲信狠狠地向英宗奏了杨士奇一本，说他纵子肆虐乡里。可是，英宗这点头脑还是有的。他知道，杨士奇是朝廷重臣，要搬动杨士奇必须经过太皇太后。所以，凡是涉及杨稷的奏章，他都一概压下不问。
王振见英宗对此事不予追究，知道这事不能着急，便变着法子，隔三岔五地指使亲信弹劾杨稷。这些事，杨士奇怎么会不知道呢？这事，犹如把他放在文火上慢慢地煎熬那么难受。终于有一天，杨士奇向英宗提出，自己老病在身，要告老还乡了。
当然，这正是王振所希望的。
80岁那年，杨士奇离开了人世。尽管英宗给了他很高的名誉，赠与他太师头衔，还授予他封号“文贞”，然而还是没能保住杨稷。
太后和三位老臣相继殁世，使王振彻底摆脱了一切束缚，他可以大胆妄为了。
以史为鉴：
所谓“明枪易躲，暗箭难防”，背后来阴招这一方法一直为历代奸臣奉为生存之道，多少正直忠臣也因为这一招而落得个丢官掉脑袋，所以历史上才有了那么多的小人得志，好人不长寿的事情。
★教训98：权力让他“龙性难撄” ——顺治继位
从懂事起，顺治就完全生活在一种和平常儿童截然不同的环境中。每日晨昏参拜，四时祭祀叩首，数不清的繁琐礼节要遵守，汗牛充栋的典籍须学习，最使他伤心的是在睿王多尔衮摄政期间，“皇太后与朕分宫而居，每经累月方得一见”。
多尔衮摄政长达7年，这就是说，顺治从6岁到14岁亲政之前，每隔几个月才被允许见一次仅隔几墙之遥的母亲，人间还有比这更摧残人心、冷酷无情的事情吗？因此，顺治视“竭尽心力、多方保护自己”的乳母李氏如同亲生母亲，感情十分挚厚，甚至超过其生母孝庄皇太后。而对于给他带来痛苦的帝位却看得很轻，或者说十分反感。
顺治的童年生活，就在这缺少母爱、缺少温暖，更无儿童天然情趣可言的冷酷刻板的宫廷内悄悄逝去。这种儿童时期所蒙受的巨大心理创伤，是终生也无法弥合的。
顺治(名福临)能够以清太宗皇太极第九子的身份登基称帝，完全是一场历史的偶然巧合，是多尔衮和豪格两人争夺皇位斗争相互妥协的结果。
61-顺治
随着顺治皇帝年龄的增长，多尔衮的地位日益强烈地受到潜在威胁，他不得不日甚一日地加强对皇帝的控制。多尔衮辅政不久，便借故将政敌豪格和济尔哈朗贬下政坛，其权势已达到“代天摄政，赏罚拟于朝廷”的地步。但他十分清楚，对手的势力仍十分强大，一直耿耿在心等待着反戈倒噬的时机，一旦即将亲政的顺治皇帝倒向对手一边，自己的后果将不堪设想。早在顺治即位之初，多尔衮就采用阻止其学习的愚昧政策，企图将少年皇帝变成无知无识的玩偶以达到自己进取帝位的目的。
顺治还在盛京(今沈阳)时，都察院承政满达海、给事郝杰等人就多次疏请选择博学之士，对皇帝“朝夕论讲，及时典学”。入关以后，大学士洪承畴、冯栓等人鉴于统治汉族地区的需要，联名上奏，称：“皇上满书俱已熟悉，但帝王修身治人之道，尽备于六经。一日之间，万机待理，必习汉字、晓汉书，使上意得达，而下情得通。伏祈择满汉词臣，朝夕进讲。”
但多尔衮一律回绝，不予采纳。顺治后来回忆道：“朕极不幸，五岁时先太宗早已晏驾，皇太后生朕一身，又极娇养，无人教训，坐失此学。年至十四，九王(多尔衮)薨，方始亲政，阅诸臣奏章，茫然不解。”根本不像《清实录》中吹捧的“一目辄数行下，不由师授，解悟旁通，博于经籍……”云云。
施行愚昧政策者只能说明自己的愚昧。多尔衮对顺治的一系列控制措施，恰恰“为渊驱鱼，为丛驱雀”，把顺治更快、更坚决地推到了反对者的行列内。
亲政之前的顺治皇帝，除了暗自痛恨这位身材细瘦、一脸虬须的皇叔父之外，更多的却是恐惧和不安，因为多尔衮是清帝国的实际创造者，而且可以随时用各种借口和方法废掉福临。
“睿王摄政，朕惟拱手以承祭祀。凡天下国家之事，朕既不预，亦未有向朕详陈者。”这种徒居皇帝之名而无其实的状况，一直折磨着顺治，使他常常处在巨大的自卑、痛苦和压抑感之中而无法自拔。于是他常常借故鞭打近侍，以发泄无名怒火。直到木陈态和尚入宫时的顺治十六年，时距顺治帝之死不到两年，他还见顺治皇帝“不时鞭扑左右”。因借“禅问”时劝谏道：“参禅学道人不可任情喜怒，故曰‘一念嗅心起，百万障门开’者是也。”顺治点头道：“知道了。”时隔不久，近侍李国柱悄悄对木陈态说：“如今万岁爷不但不打人，即骂亦希逢矣。”可见顺治皇帝打骂近侍是多年的老毛病。而挨打者只知皇帝“龙性难撄”，却不知这是顺治对皇叔父淫威不满的间接发泄方式。
福临的母亲孝庄皇太后，为巩固福临的地位依满族习俗下嫁多尔衮。
多尔衮则从摄政王进叔父摄政王，进皇叔父摄政王，进皇父摄政王。并遵满蒙联姻的既定国策，行皇父为皇子择婚之权，为福临迎回了他的第一位皇后——蒙古科尔沁部博尔济吉特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