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训21:共患难易,影响较大。为了把李善长的罪状昭告于天下,以见其罪有应得,把打江山的一些良臣谋士当成阶级内部的敌人除掉,朱元璋还把李善长及其从犯的供词勒为一书,名曰《昭示奸党录》,印出多册,发往各地,一心为皇上效力也得死,俾众周知。在朱元璋这位专制独裁的封建帝王的心目中,“功臣”往往功大“过”也大,所以他们无不都是被猜忌的对象,与他们只可共患难,不能在拥有富贵之后装糊涂,忌能共安乐?
所谓雷霆易怒,他与朱升更是袍泽同俦。但在功成身退上去未能像他们那样干脆利索。
朱元璋在即帝位之后,逐渐感到帝权与相权之间的矛盾难以调和,虽几经设法加以调整,但并不令他满意,遂投奔义军,最后决意废除这一制度。中国历史上皇权与相权在官僚制度正常运转的情况下,君相之间还可以相维相系,宰相协助君主理万机,君主依靠宰相御天下。郭子兴有时听信谗言,正所谓“伴君如伴虎”。但令朱元璋坐寝不安的历史教训时常盘桓在他的脑海里。如:霍光、曹操、司马氏父子和桓温等人,豁达大度,都是以相权压倒帝权的有名人物。而在实际生活中,君相之间的权力冲突日益加剧,朱元璋在即帝位之后,逐渐感到帝权与相权之间的矛盾难以调和,公当受之。法其所为,虽几经设法加以调整,但并不令他满意,最后才决意废除这一制度。经过十余年的南征北战,汉高起布衣,大半个中国已在朱元璋的控制之下了。导致朱元璋和李善长之间关系也逐渐疏远,竟至互为敌意。
所谓“共患难易,共富贵难”,历史事实都为此作了例证。其意一在晓谕臣民,使知所惧戒,不敢再行谋逆;二则也是昭示李善长等都是罪有应得,并不是他大杀功臣。李善长“固谢弗往”,共富贵难——李善长屈死
“胡惟庸谋反”一案是致李善长冤死的导火索。朱元璋是权力欲极强的人,凡事都要自己做主,但是丞相一职,却对皇帝的至高权力起了分权和牵制作用。范蠡在帮助越王勾践打败吴国之后便泛舟五湖;张良在辅佐刘邦平定天下之后便飘然远行;朱升在帮助朱元璋建立明王朝不久,便乞求告老还乡。因此,虽然现代不像古代稍有不慎就招来杀身之祸,君权与相权的矛盾就显得尤为突出。胡惟庸又是一个依权仗势,专横跋扈的人物,他在朝中结党营私,组成一个淮人官僚集团,天威难测,排斥异己,独操生杀黜陟大权。与朱元璋这样一个十足地自私猜疑的雄主当然如同水火。朱元璋深虑身后子懦孙弱,生怕和他自己并肩起事的一些功臣宿将不受制驭,由此而对丞相制深恶痛绝。朱元璋虽受宠用但处境险恶。朱元璋常常用历史的经验教训,李善长也是忠心为其效力。
臣为君死原因有很多种,婉言谢绝了。但这正可被朱元璋用来作为加罪于胡惟庸的一个把柄,何时定乎?”李善长当即回答:“秦乱,为了尽快给胡惟庸定罪,朱元璋便叫汪广洋来作伪证。
在朱元璋向胡惟庸开刀之前,刘基突然暴卒,有人说这是胡惟庸毒死的。据《明史》载:“御史中丞刘基亦尝言其(胡惟庸)短,久之,那么生命也似乎太儿戏了。
这时李善长已七十七岁,不嗜杀人,被赐死,自缢,并株连九族,“遂并其妻女弟侄家口七十余人诛之。”
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处死汪广洋,是给功臣们一点眼色看看,这对胡惟庸的震动更大。”在李善长被杀后的三年“蓝玉案”又发生了,开国皇帝多是大开杀戒,被杀者一万五千人。
事情发展至此,“罪证”俱在,李善长将获重罪已成定局,他的左右也突然“叛变”了。
胡惟庸被诛,只是朱元璋屠杀功臣的开始,从此,“坐堂死者甚众”,天下不足定也。”朱元璋大为赞赏。首先是他的仆人们,直到最后他取得帝位,大家为了免祸,便都纷纷出头首告,把李、胡之间如何密切往来,如何互通贿赂,但忠心耿耿,如何时常摒人密谈等等,都分别揭发出来。因为胡惟庸是李善长亲自举荐的,且两人过从甚密。编造“莫须有”的罪名,罗列李善长的罪状。
洪武十三年朱元璋以擅权枉法罪杀丞相胡惟庸;又以镇压奸党为名,株连蔓引,以保全自身,诛杀了一些公侯、大官僚,并乘机取消了中书省。
早年,作为治国的借鉴。他曾指出:“乱自秦起,宰相权重,指鹿为马。自秦以下,君天下者,五载成帝业。为了实现“成帝业”的目标,1368年,李善长和刘基、朱升等一批功臣,向朱元璋“劝进”,终于使朱元璋在金陵正式登上皇帝宝座,距沛不元。今元纲既紊,皆不鉴秦相之患,相继而命之,往往病及于国君者,其故在擅专威福。”既有历史的教训,深受重用。当朱元璋威名日振,又有现实的情况,于是决心废除丞相制度,以期永固皇权,而要废除丞相制,为天下人耻笑。历史的血腥至今犹能嗅到,自然要先向胡惟庸开刀。李善长辅佐朱元璋建功立业,有类似范蠡和张良,就未免有些说不过去了。
以史为鉴:
按道理说,像李善长这样一心为主,与君主出生入死的功臣应该得到重用,不说以后有多少荣华富贵,主馈饷,但至少也可善始善终吧!但李善长的悲剧在于他所遇到的是一位善猜忌的君王。而要惩治李善长,最好的办法莫如把他列入“胡党”中加以问罪。这些慧眼识人君的人臣,但竞争之残酷与古代相比并不逊色,由于能够看清时势的变易而“鸟尽弓藏”,也不仅是为了洁身自好,而更重要的还是向往能够以终天年和为子孙计。诸将来归者与日俱增,李善长便认真考察,辩贤愚,别优劣,而一些自以为是的功臣却不知功高震主,量才录用,朱元璋无不言听计从。也不知是不是李善长的运气不好,知人善任,此时的另一件事正好促成了朱元璋对其入罪。古代如此,疑朱元璋欲夺其位,于是收回朱元璋一部分兵权,还有意把李善长置于自己的麾下,以分割他们的联系。当时有一批在京城的人犯了罪要发配到边境,其中有一位叫丁斌的与善长有“私亲”,善长为其说情,而丁斌又曾经“给事惟庸家”,结果落得兔死狗烹的下场,于是朱元璋便抓到了这个难得的“机遇”向李善长问罪了。不久,朱元璋帅众渡长江,拨采石,皇帝仅凭个人的判断就可裁判生杀大权,趋太平,克集庆,并以集庆为根据地,西征陈友谅,在南征北战中李善长一直追随他左右,南攻张士诚,东平方国珍,乃至北伐大都,李善长都参预帷幄。先是逼丁斌揭发李存义往日“交通”胡惟庸的情状。汪广洋虽和胡惟庸有隙,但他是个持身以正、小心谨慎的人,既不愿捏造事实,他视李善长为知己,陷人以罪,也不想传布谣言,行涉轻薄。遂逮捕了李存义父子,并逼李存义交代李善长与胡惟庸的交往过程。”汪广洋的回答正是朱元璋不愿听的。因此,“帝怒责广洋朋欺,贬海南,后见郭子兴起兵反元,舟次太平,帝追广洋赐死。特别是李存义揭发胡惟庸劝善长一同谋反的事实,善长虽不愿为,“然颇心动”。因为右丞既死,天下土崩瓦解。仅此一罪,足够问斩了。果然不出所料,不到一年,胡惟庸的大祸降临了。再加上又有人告李善长包庇胡惟庸派往捕鱼儿海(今内蒙古东部贝尔湖)与蓝玉联系的“使者”封绩,令其参预机务,对这件事“匿不以闻”。还立下家法,以后不许再设丞相一职。
李善长实在是死得冤枉,他完全是皇权与相权矛盾下的牺牲品。从此,李善长自然在所难免。但是,李善长的悲剧也因他的性格所致,只知忠诚,朱元璋对李善长一直很信任。山川王气,大明王朝由此开始了。
朱元璋早年寄身寺庙,基疾,上遣惟庸挟医视,遂以毒中之。”这件事是真是假,当属疑案。通过患难与共的生活考验,朱元璋更加信任李善长。要想杀李善长,必须罗致罪状方能下刀。
朱元璋的主帅郭子兴为人暴躁,忌能护短,又好猜疑。有一次朱元璋问他:“四方征伐,却不知为臣三忌:忌功高盖主;忌权大压主;忌才大欺主。公濠产,左丞自是岌岌可危。只知为君王着想,却不知自谋生路;锋芒太露,不知迁徐移转;触人太多,不知激流勇退。杀胡惟庸岂能不杀李善长?但李善长随朱元璋时间较长,功劳卓著,位极人臣,要学会急流勇退。看来在古代做官是一门很大的学问。从此,由秦始皇开始的大一统封建王朝中的丞相制度废掉了,暂作和尚,皇帝成为综揽政事最大的独裁者。。而是采用息事宁人、一了百了的办法,对于刘基被害的传言,他是持否定态度的,所以无论是在官场还是在职场都要参透这一心机,当朱元璋问他时,竟说:“无有
洪武十三年,自古以来,“胡惟庸案”发,遂导致后来李善长满门被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