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故事同时揭示了心理学上的一个规律，就是人们对权威的信任要远远超出对常人的信任。
每个人都对身边的人或者对社会有一定的影响力，但影响力的大小各有不同。一般来说，权威人物容易对其他人产生更大的影响。
假如你眼部不适，到医院就诊，如果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在一位眼科专家和一位刚从医学院毕业的年轻大夫中，你会选择哪个呢？相信你一定会选择专家。
一篇医学论文是被推荐到联合国的某个组织去作报告，还是只刊登在普通杂志上，这种反映医学成就的信息，其影响肯定是不同的。
这些都说明，权威对我们的影响力要超出常人。有一个著名的心理学实验证明了权威的力量。
美国某大学心理系的一堂课上，—位教授向学生们介绍了一位来宾——“施米特博士”，说他是世界闻名的化学家。施米特博士从皮包中拿出一个装着液体的玻璃瓶，说：“这是我正在研究的一种物质，它的挥发性很强，当我拨出瓶塞，它马上会挥发出来。但它完全无害，气味很小。当你们闻到气味，就请立刻举手。”
说完话，博士拿出一个秒表，并拔开瓶塞。一会儿工夫，只见从第一排到最后一排的学生们都依次举起了手。但是后来，心理学教授告诉学生们：施米特博士只是本校的一位老师化装的，而那种物质只不过是蒸馏水。
这个实验中，人们宁可相信权威，而不相信自己的鼻子，这是多么荒唐啊！
权威也许有更多的经验和资历，但是我们应该时刻记住的是，权威也是人，虽然他对我们来说可信度也许比一般人高，但是在倾听权威的意见时，永远也不要放弃自己的独立思考和判断。其实，如果总是相信权威，人类社会根本就不会取得进步。
洛德·卢瑟福是英国著名核物理学家，因对元素裂变的研究获得１９０８年诺贝尔物理学奖。他曾断言：“由分裂原子而产生能量，是一种无意义的事情。任何企图从原子蜕变中获取能源的人，都是在空谈妄想。”但数年后，用于发电的原子能就问世了。目前原子能已经成为主要的发电新能源。在法国，原子能的利用率甚至已占各种能源的４０％。
在科学大发现的１９世纪，当牛顿发现宇宙定律，伦琴发现Ｘ射线后，有科学家曾断言：“科学的路已走到头了。以后科学家的任务就是尽量使实验做得更精确一些。”但不久之后，爱因斯坦就发现了“相对论”，给科学界提供了一个新的视野。
权威是相对的，我们自己如果有足够的努力，也可以从非权威变成权威。所以对权威永远不要盲目地信从。
■ 名人对社会的影响力要超乎常人——名人定律
《韩非子》中记载：齐桓公喜欢穿紫色王袍，因而全国的老百姓都穿紫衣，弄得紫布紫绢大涨价。齐桓公问管仲该怎么办？管仲说：“你若要阻止这种风气，只能自己不穿，再跟别人说你讨厌紫色。”齐桓公这样做了，果然没多久老百姓都不穿紫衣服了。
为什么齐桓公的喜好会领导全国的风潮呢？并不是因为齐桓公更精通服装的设计，而是因为齐桓公是名人，而且是当时齐国最大的名人。
人们不仅对权威，对名人也容易有超乎寻常的崇拜和信任。名人在我们的生活中似乎是一群“特殊”的人，他们是社会的宠儿，拥有比一般人更大的影响力和权利。这就是名人定律。
２０世纪３０年代初，美国有两位大学生做了一个实验，他们寄出了一封不写收信地址，只写“居里夫人收”的信，看它能否寄到居里夫人手里。结果，这封信真的寄到了居里夫人手里。试想，如果换了一个普通人，信还可能寄到吗？
人们对名人的追随有时比对权威的盲信更加缺乏理性。因为权威毕竟是在某个领域里达到较高造诣的人，而人们对名人的遵从往往和他的专业能力并无关系，而仅仅是因为把名人神化了。
中国自南唐李煜起开始欣赏女人的小脚，以至于兴起了缠足风，一直延续到民国时期。究其原因，只是因为李后主宠爱的名妃为了可爱的小脚，用绫子缠足，结果这种风气蔓延到全国，乃至对后世的无数中国女性带来了极其严重的摧残。
歌德失恋后写出了名著《少年维特之烦恼》，轰动一时。小说是一部悲剧，其主人公维特最终因失恋自杀，写得非常逼真感人。没想到，小说发表后不久，社会上青年人自杀的比率骤然升高。这都是受到小说中主人公的感染，于是在心情悲伤的时候模仿主人公的做法而导致的。当然只有像“维特”这样的“名人”才会引起这样强烈的模仿效应，如果是一个普通人自杀了，肯定无法引起这种大面积的模仿，所以当局不得不一度将此书列为禁书。
上面这两个例子中对名人的追随和模仿都是非常盲目和不理性的，而且可以看出对名人的追捧是古已有之。
很多时候，人们还会利用名人效应为自己服务。
明朝年间，江西吉州有个名叫欧阳伯乐的秀才到省城赴考，他在行李担上插了一面旗，上写写着“庐陵魁选欧阳伯乐”，以标榜自己是宋朝大文学家欧阳修的后代。众考生见此便赋诗一首加以嘲讽：“有客遥来自吉州，姓名挑在担竿头。虽知你是欧阳后，毕竟从来不识修（羞）。”
沾名人光的现象在今天也绝不少见。企事业单位、商场、酒店、学校、娱乐场所，大都愿意请党和国家领导人或名人雅士题写名称；很多书籍也喜欢请名人作序；有的药品、保健品的宣传资料上，常常见到政界高级知名官员的题词和董事长、总裁被接见的照片。他们这样做就是因为名人更容易被人们买账。还有许多人初次见面，总爱向对方夸耀自己认识某某大人物，一提到那些官居要职的人，即便攀不上亲戚之类，也一定要说成是自己的熟人，或曰“朋友”，或“朋友的朋友”。这些人都是想“狐假虎威”，借名人之名为自己捞取好处。
其实作为名人，如果只因为自己有点名声，就以为自己是拥有特权者，是高于公众的人物，那么只能说他们简直“不知道自己姓什么”了，狂妄自大的人只能为人所不齿。如我国某著名影星，走路都要别人让道，只因为她是明星；还有的名人以为自己拥有特权，人家如果不知道他是谁，他还感觉特别不可思议。相比之下，美国前总统克林顿的夫人希拉里则表现出谦逊的、平民化的风范。希拉里和朋友在一家酒吧喝酒，到打烊的时候，兴致正浓，但是酒吧服务人员不管你是谁，到点了都得走人。作为第一夫人，希拉里也没有表现出任何不满，也没有要求任何特殊待遇。
实际上，世间每一个人从本质上看，都是普通人。每一个人的成就，都不可能纯粹是自己的成就，背后都凝结着许多其他人的劳动，只不过名声碰巧属于你而已。而且名声也不一定是永久的。把自己看得高人一等的人，不仅被人瞧不起，而且迟早要栽跟头。
■ 旁观者越多越不会有人见义勇为——冷漠旁观定律
２００５年１２月２８日，家住四川省武侯区的熊伟和妻子一起骑自行车出门上班，谁知途中竟被人追杀。当熊伟身中数刀，趴在地上呼救时，围观的数百人竟然都无动于衷。无人出面制止，也无人拨打电话报警。其他的例子还有很多，比如２００５年４月２５日下午，一个１９岁女孩被一男子尾追进公厕，惨遭２０余分钟的蹂躏。尽管女厕内不断传出痛苦的嘶喊声，但围观的４０多名市民竟无一人前去制止。
孔子说过：“见义不为，无勇也。”见义勇为一直被我们当做美德，可是在今天的社会中，见义不为，冷漠旁观却成了经常发生的现象。对这种现象，社会上当然是一片道德谴责之声，但却不能减少它发生的次数。
这种现象并非中国独有，在国外也时有发生，只不过国外的心理学家从心理学的层面，挖掘了这种现象背后的原因。
１９６４年３月，在纽约昆士镇的克尤公园发生了一起谋杀案，使全美感到震惊。吉娣·格罗维斯是一位年轻的酒吧经理，她于早上３点回家途中被温斯顿·莫斯雷刺死。使这场谋杀成为大新闻的原因是，这次谋杀共用了半个小时的时间（莫斯雷刺中了她，离开，几分钟后又折回来再次刺她，又离开，最后又回过头来再刺她），这期间，她反复尖叫，大声呼救，有３８个人从公寓窗口听见和看到她被刺的情形。但没有人下来保护她，她躺在地上流血也没有人帮她，甚至都没有给警察打电话。
当时，新闻评论人和其他学者都认为，这３８个证人无动于衷的表现是现代城市人，特别是纽约人异化和不人道的证据。可是，生活在这个城市的两位年轻社会心理学家约翰·巴利和比博·拉塔内却觉得，事情没有这么简单，人们无动于衷，一定有更深层次的原因和更令人信服的解释。
他们认为：这种现象不能仅仅归结为众人的冷酷无情，或是道德日益沦丧。因为在不同的场合，人们的援助行为是不同的。当某人遇到紧急情境时，如果只有一个人能提供帮助，那么这个人会清醒地意识到自己的责任，对受难者给予帮助。如果这个人见死不救，他自己就会产生罪恶感、内疚感，这需要付出很高的心理代价。而如果有许多人在场的话，帮助求助者的责任就由大家分担，造成责任的分散，每个人分担的责任很少，旁观者甚至可能连他自己的那一份责任都意识不到，这就容易造成“集体冷漠”的局面。
他们的这个结论是通过一个心理实验得出的。在他们组织的一项实验中，纽约大学心理学入门课的７２名学生参与其中。讨论以两人组、三人组或者六人组的形式进行。这些学生将分别被分配在隔开的工作间里，并通过对讲机通话，轮流按安排好的顺序讲话。这些不知情的参与者，被告知他是与其他一个人、两个人或者五个人谈话。而事实上他听到的话都是由录音机播放的。第一个说话的是一位男学生，他说出了适应纽约生活和学习的难处，并承认说，在压力的打击下，他经常出现半癫痫的发作状态。到第二轮该他讲话时，他开始变声，而且说话前后不连贯，他结结巴巴，呼吸急促：“老毛病又快要犯了。”接着，他开始憋气，并呼救，上气不接下气地说：“我快死了……呃呦……救救我……啊呀……发作……”然后，在大喘一阵后，就一点声音也没有了。
在以为只有自己在和有癫痫病的那个人在谈话的参与者中，有８５％人冲出工作间去报告有人发病，甚至远在病人不出声之前就这样做；而在那些认为还有另外４个人也听到了这个发作的人的参与者中，只有３１％的人这样做了。后来，当问到学生们别人的在场是否影响到他们的反应时，他们都说没有。看来他们并没有意识到这有什么影响。
巴利和拉塔内现在对克尤公园现象有了令人信服的社会心理学解释，他们把这叫做“旁观者介入紧急事态的社会抑制”。也就是说：正是因为一个紧急情形有其他的目击者在场，才使得旁观者无动于衷。这种冷漠旁观的行为，“可能更多的是在于旁观者对其他观察者的反应，而不太可能事先存在于一个人‘病态’的性格缺陷中。”
■ 在感人场景中人的行为会失控——社会感染
二战期间，德国纳粹头子希特勒很善于在大型集会中，举行煽动性的演说，以此来煽起民众的“大日耳曼主义”情绪。群众对希特勒报以近乎疯狂的欢呼，在场的每个人都做出了平时羞于做出的夸张动作，并喊出平时无力喊出的歇斯底里的叫声。
这种个体在感人场景感染下，表现出情感和行为上不同程度的失控的现象，在心理学上叫做“社会感染”。
这种情况在生活中也可以见到。比如观众们在一个剧场里安静地观看表演，突然间浓烟滚滚，大家发现着火了！所有的人都惊呆了，有的人猛地冲向安全出口，然后所有的人马上都跟着向出口挤去。结果人多门小，反而都被堵在了门口。这就是社会感染的一个好例子。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群众中的社会感染与心理暗示。
还有，在公共场所，我们看到别人起立，自己也会起立；看人家鼓掌，我们也会鼓掌，甚至看到别人打哈欠，自己也会情不自禁地打起哈欠来。法国社会学家加布里埃尔·塔尔德认为这起源于人与人的模仿。他的一句名言是：“社会就是模仿，而模仿乃是一种梦游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