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整人过度的积极份子,通常都伴有其不可告人的目的。这也是我们过去亲身经历的政治运动中,所深刻体会的。他们无非是想通过非正常的竞争手段,获得从正常途径得不来的一切。因此,为达到比正常途径更丰厚的回报率,在手段的使用上,随着恶的程度增高,无所不用其极的可能性,也就更大;受害者的痛苦,也就更深。
司马光在他愤而辞去一切职务时,给神宗上书,指斥王安石“以为贤则贤,以为愚则愚,以为是则是,以为非则非。谄附安石者,谓之忠良,攻难安石者,谓之谗慝。”小人,植根在社会的肌体之中,一遇机会,就要爆发出来。不过,君子当道,正常细胞能够抑制得住病菌的繁殖,小人被抑制,即使闹,也不敢太张狂。但有的时候,邪恶占了上风,正派受到排斥,于是,病毒泛滥,不可控制,小人便把自己的快乐,建筑在别人的痛苦之上,苏轼这样正直的人,就要吃苦头了。
于是,派中使皇甫遵到湖州,将苏轼押往开封,接受乌台御史的审判,罪名就是他借写诗宣泄不满,这也是古往今来发动文字狱的小人们的惯技。
中使皇甫遵到了湖州,捉拿苏轼,那情势就十分可怕了。苏轼在给文潞公的一封信里写过:“某始就逮赴狱,有一子稍长,徒步相随,其余守舍皆妇女幼稚。到宿州,御史符下,就家取书。州郡望风,遣吏发卒,围舟搜取,长幼几怖死。既去,妇女恚骂曰:‘是好著书,书成何所得,而怖我如此?’”他在给陈师仲书中,很痛苦地回忆这件往事。“悉取焚之。比事定,重复寻理,十亡其七八矣。”
这种焚稿的场面,对于以文为生的人来讲,当不是什么陌生的镜头。
好在这世界对苏轼来讲,还不至于太绝望,至少在他被捕的当时,所有人都躲得远远的,不敢沾边,还有人挺身站出来,并不避嫌的,这实在是难能可贵的支持了。“予得罪于吴兴,亲戚故人皆惊散,独两王子(立、敏)不去,送予出郊,曰死生祸福,天也,公其如天何!返取余家致之南都。”不但亲自送他上路,还照顾他的家属,给予妥贴安置。
《宋史·鲜于冼传》载,“元丰二年召对,命知扬州……苏轼自湖州赴狱,亲朋皆绝交。道扬,冼往见,台吏不许通。或曰:‘公与轼相知久,其所往来诗文,宜焚之勿留,不然,且获罪。’冼曰:‘欺君负友,吾不忍为。以忠义分谴,则所愿也。’”这位太守宁肯担风险,也要招待一下犯了错误,被押往京师而路过他治下的一位老朋友,这种古道心肠,就绝不是那些小人所能理解的了。
受他这次案件牵连的人不少,驸马王诜因来往甚密,被削除一切官职,司马光、范缜等被罚铜二十斤。还有一位王巩,也因与他来往,被发配到荒僻的地方。苏轼后来在一篇文章里写道:“饥寒穷困,本书生常分,仆处不戚戚固宜,独怪晋卿以贵公子罹此忧而不失其正,诗词益工,超然有世外之乐。此孔子所谓可与久处约长处乐者。”
一个已经失去了一切的人,便不怕再丢掉什么的了。落寞对苏轼来讲,是不存在的,他的一生,又是何时不曾坎坷,不曾跌跌撞撞的呢?更何况,幸好还有这些不肯划清界限,不怕担干系的友人,与他同在。要不然,生活的意义对他来说分文不值,他打算自杀的,但想到身后在为他祝福时,他决定活下去。
苏轼在《观棋》诗里,曾经写下四句话:“胜固欣然,败亦可喜,优哉游哉,聊复尔耳。”以这样态度对待生活,也就是像苏轼所说的“超然自得,不改其度。”“杜门默坐,喧寂一致”的境界了。能做到热闹和冷清都无所谓,也就置落寞于不顾了。后来,他获释出狱了,这位因诗被捕的大师,走出牢门的第一件事,还是做诗。“平生文字为吾累,此去声名不厌低,塞上纵归他日马,城东不斗少年鸡。”从这首诗中,看不到他一点颓唐,仍旧那样自负,那么豪迈,挫折于大师,只不过是烈火炼金,使他愈益真纯成熟罢了。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经得起挫折,甚至连落寞也受不了。我也发现,那些标榜甘于寂寞的人,十个有九个半,不过嘴上说说而已。会为得不到一个芝麻绿豆大的官位,沮丧痛苦,难过万分。会为得不到一个狗屁不顶的虚衔,哭天号地,哀哀欲绝。还有一些人,一天到晚,怀蠢蠢欲动之心,存绝不退却之念,用东张西望之眼,作掂斤簸两之算。哪怕大幕已经落下,也还是不肯脱下戏装头面,擦去铅华脂粉,还自己一个本色的人的。
现在,再来看看那些整治苏轼的官员们,后来又如何呢?
舒亶,当时批判苏轼最甚的一个人。他,作为一个诗人的名字,早就湮没在历史的故纸堆里了。这倒合乎晋人桓温所言,“既不能流芳百世,复遗臭万载邪”的效果了。若是仅仅想把自己的名字附着在历史上,向大师发难,倒不失为一种“不朽”的捷径。
后来,宋哲宗罢新政,他比较早地就败落了。但舒亶总梦想着有一天能够东山再起,从他的一首《蝶恋花》词中看出来此人的落寞心境:“芙蓉落尽天涵水,日暮沧波起。背飞双燕贴云寒,抛向小楼东畔倚栏看。浮生只合尊前老,雪满长安道。故人早晚上高台,寄我江南春色一枝梅。”
这首词可能写于“元佑更化”新党人物遭受打击贬斥时期,诗中不禁写了那种失意的凄凉,更写出了盼着重登政治舞台的强烈欲望。“故人早晚上高台”的希冀,表明了他还是梦想着王安石东山再起。因为尝过飞黄腾达,春风得意的人,尤其是一个追名逐利的人,更是留恋那逝去的光辉岁月,只好端着酒杯,倚着东楼栏杆,惆怅地眺望长安道上的雪,但那已是别人的风景了,能不让这位告密专家暗然神伤嘛!被抛弃的小人,比作长门之怨的弃妇,还要痛不欲生啊!
王安石罢相后,也就真成了话本小说里的“拗相公”了。
在金陵赋闲时的一首《桂枝春》,写尽他失落无依的心态。
登临送目,正故国晚秋,天气正肃。千里澄江似练,翠峰如簇。征帆去棹斜阳里,背西风,酒旗斜矗。彩舟云淡,星河鹭起,画图难足。念往昔,繁华竞逐。叹门外楼头,悲恨相续。千古凭高,对此漫嗟荣辱。六朝旧事如流水,但寒烟衰草凝绿。至今商女,时时犹唱,《后庭》遗曲。
金陵这个地方,是王安石的发迹之地,当时,求贤若渴的宋神宗,一天几道诏书,要他到开封去任相国。现在,过气政客,失意明星,落魄文人,和不修边幅的前宰相,再度出现在金陵,那百无聊赖的萧瑟悲怆情绪,与“城东不斗少年鸡”的苏轼,他的斗而不败,愈败愈斗的对手,毫无共同之处。
不过,在钟山脚下,苏东坡,倒有机会与王安石相遇。
王安石最后的失败,倒不是正人君子把他挤出朝廷的,老实说,善与恶较量,善是绝对不会操胜算的。相反,恶与恶斗,倒必有一场全武行的好戏。王安石实际是败在了他一手提拔的吕惠卿手里。
苏轼在南京见到下野的拗相公时,还曾关注他过去一些政治上的举措得失。他连连摆手说:“别问我,别问我,现在已是吕惠卿主政了。”而且还神秘兮兮地对苏轼嘱咐,“此话出于我口,入于你耳,万万不可为他人所知。”
他如此小心谨慎,紧张其事,不是没有来由的。由于王安石当年给吕惠卿写过一封私下的信,上面特地注上一笔:“勿使上知”,也就是不要让皇帝知道他们之间的秘密。结果,吕惠卿成了彻底的两面派,随时准备反戈一击的叛卖者,把这封“勿使上知”的信件,交给了皇帝,结果自然是可想而知的了。
王安石下台以后,过度失落造成心理的极不平衡,时常“喃喃自语,有若狂人”地发作歇斯底里,还用手指对空书写“福建子”三字,一写就是半天。他为什么写这三个字呢?因为把他整苦了的吕惠卿,是福建人的缘故。据野史记载,王安石临死的前一天,在野外骑驴独行,他看见一位农妇向他递交诉状,然后就消失不见了。回到家后,一摸衣袋,那份诉状也无影无踪,但他确切记得当时,是很认真地接过来放得好好的。这样,越想越怕,第二天,就在恍惚和惊吓中而死去了。
从此,王安石因为变法的种种而遭受了世人无尽的猜测和怨恨,千百年来还是不断地有人站出来为王安石伸冤叫屈。苏东坡呢?凡他足迹所至的地方,无不给后人留下景仰,留下诗文,留下在挫折中不屈不挠的身影,留下做一个光明磊落文人的风范。历史的价值,也就体现在这种公平上了,否则,小人岂不更得志了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