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老走访加尔桥小客栈的第二天,一个年约三十一二岁的年轻先生来找马赛市长。那先生身穿淡蓝色燕尾服,紫花布长裤和雪白的背心,听他说话的腔调和口音,像是英国人。
“先生,”他对市长说道,“我是罗马汤姆生—弗伦奇商行的高级职员,我商行和摩莱尔父子公司建立业务往来已有10年时间,商行先后投资约10万法郎。最近我们听说该公司濒临倒闭,本商行不无焦虑,我专程从罗马赶来,向您了解该公司情况。”
“先生,”市长回答道,“我的确知道,最近四五年摩莱尔先生似乎流年不利,接连损失了四五条船,吃了三四笔死账。关于该公司的财务状况,虽然本人也是上万法郎的债权人,但我无权向您通告。假如您要我作为市长谈谈对摩莱尔先生的印象如何,本人可以告诉您,摩莱尔先生为人正直,极其严谨,到目前为止,他都完全按规定如期如数支付每一笔账。先生,我所能奉告的不过仅此而已。假如您想进一步了解情况,您不妨去找监狱总监波维勒先生,他在诺阿耶街15号办公。我想,他在摩莱尔公司投放了20万法郎,假如有什么不放心的地方,他的资金比我的大得多,应该比我更了解情况。”
英国人似乎很欣赏这一番极其委婉的话,于是鞠躬向市长告辞,转而迈着大不列颠人氏特有的步伐向诺阿耶街走去。波维勒先生正在他办公室。那位英国人一进来,便惊诧了一番,好像是在说他们并非初次见面。但是波维勒先生正在日坐愁城,心中的愁事已经使他伤透脑筋,所以他的记忆力和想像力都无余暇去回顾往事。那位英国客人以英国人的冷漠神情,把他刚才问马赛市长的那句话,又大同小异地问了一遍。
“噢,先生,”波维勒先生喊道,“很遗憾,您的担忧有充分理由,您现在看到的,不正是一个万分绝望的人吗?我在摩莱尔公司投放了20万法郎,这20万法郎是我女儿的嫁资,再过两个星期她该结婚了。这笔钱到期应偿还,10万在这个月15日到期,余下10万在下个月15日到期。我已通知摩莱尔先生,希望款子能按期付清。半个钟头前他来告诉我,先生,说假如他那艘‘埃及王’号船本月15日前回不来,他就无力支付。”
“看来,”英国人说,“这很像是拖延。”
“先生,还不如说成了死账。”波维勒先生绝望地喊道。
英国人似乎思考了片刻,然后说:“所以说,先生,这笔期货让您很不放心?”
“老实说,我觉得这钱是收不回来了。”
“那好,本人买下您的这笔资金。”
“您?”
“是的,本人。”
“可是,折扣一定很大吧?”
“不,照付20万法郎。我们商行,”英国人笑了笑接着说,“从不做这种事。”
“怎么支付?”
“付现款。”英国人说完从口袋掏出一大沓钞票,看样子要比波维勒先生担心丢失的钱多出整整一倍。
波维勒先生脸上顿时掠过一道喜悦的光彩,但是他努力克制自己,说:“先生,我可要预先说明,从各方面估计,您可能连这笔款子的六厘息都拿不到。”
“这与我无关,”英国人回答道,“那是汤姆生—弗伦奇商行的事,我只是受命而行。他们或许故意加速一家敌对商号倒闭,我所知道的,先生,就是我可以把这笔款付给您,同时请您把账转过来。只是,我希望得到佣金。”
“还用说吗,先生?您的要求非常合理。”波维勒先生喊道,“一般佣金是一厘五,您的意思是二厘?三厘?五厘?或者再高一些?您尽管说。”
“先生,”英国人笑着说,“本人同我们商行一样,决不做这种事。不,我要的佣金完全是另一码事。”
“请讲,先生,我愿洗耳恭听。”
“您是监狱总监,对吧?”
“在任已14年多了。”
“入狱出狱的档案都归您掌握?”
“当然。”
“档案包括犯人在押记录?”
“有一个人立一份卷宗。”
“是这样的,先生,我在罗马受教于一个苦命的长老,他后来突然失踪了。我听说他被关在伊夫堡,我想了解一下有关他死亡的情况。”
“他叫什么名字?”
“法利亚长老。”
“啊,我完全想起来了,”波维勒先生喊道:“他是个疯子。”
“据说是。”
“唔,他的确疯了。”
“可能吧,他发疯的症状是什么?”
“他一口断定自己发现一个巨大宝藏,并且说只要能释放他,他愿意向政府献出巨款。”
“实属可怜,他真的死了吗?”
“是的,先生,死了差不多五六个月了,今年二月死的。”
“您的记忆力很不错,先生,时间记得这样清楚。”
“我之所以能记得,只是因为这可怜家伙死后又发生了一件罕见的怪事。”
“是否可以了解一下这是什么样的怪事?”英国人好奇地问道。他那冷漠的脸上竟然出现这样一种神情,只要是细心人见了,没有不感到惊异的。
“啊,我的上帝,当然可以说说,先生。离长老暗牢四五十尺远的地方关着一个拿破仑党徒,此犯为篡权逆贼1815年复辟立下头等大功,是个非常危险的死硬分子。”
“是吗?”英国人说。
“可不,”波维勒先生回答说,“在1816年或1817年的时候,我曾有机会见过此人一面,下地下室去他暗牢,我们带了一整队的士兵,此人给我的印像很深刻,我永远不会忘记他那张脸孔。”
英国人暗暗地微微一笑,然后,说:“先生,您刚才说那两间黑牢……”
“相隔约50尺,然而好像是这个爱德蒙·唐泰斯……”
“这个危险人物名叫……”
“爱德蒙·唐泰斯。是的,先生,好像是这个爱德蒙·唐泰斯弄到,或者是自己制造了一些工具,因为事后监狱发现一条暗道,那两名犯人通过暗道相互乱窜。”
“挖这暗道无疑是为了越狱吧?”
“对,是这样。但是那两个犯人很不走运,法利亚长老发了一场僵直性昏厥死了。”
“我明白了,这一下彻底打断了越狱的计划。”
“对死去的那名犯人而言,确是如此,”波维勒先生回答道,“但对还活着的那一个却不然,正相反,这个唐泰斯觉得机会来了,可以及早逃跑。他很可能以为伊夫堡的犯人死了,会找块一般的坟地给葬下。于是他把死人抬到自己牢房,自己装作死人藏进原已缝死了的麻袋,只等着到时候去埋葬。”
“这样一种办法纯属冒险,看来得有点胆量才敢。”英国人说道。
“啊,我已经对您说过,先生,此人非常危险,不过这倒也不错,他自作自受,省得政府再因为他而提心吊胆。”
“怎么呢?”
“怎么,您不明白吗?”
“不明白。”
“伊夫堡是没有墓地的,囚犯死了,先在他脚上绑一个36斤重的铁球,然后往海里一扔了事。”
“哦?”英国人应了一声,好像他听不明白似的。
“啊,先在他脚上绑了一个36斤重的铁球,然后把他扔海里了。”
“真的吗?”英国人喊了起来。
“真是这样,先生,”总监接着说道,“您可以想象,当这个逃犯发觉自己从山崖顶上往下栽的时候,该是怎样的魂飞魄散。我倒是很想看看他当时的容貌究竟如何。”
“怕是不太容易。”
“我也就是这么一说,”波维勒先生知道,他那20万法郎肯定能收回,所以心情非常好,他接着说道,“见不见着都无所谓,其实我完全能想象出来。”说完,他哈哈大笑起来。
“我也想象得出来。”英国人说,他也笑了起来,但他的笑是英国式的,那笑声是从牙缝里挤出来的。“所以,”他首先恢复平静,接着说,“所以逃犯是淹死了。”
“一点不错。”
“这样,伊夫堡司令官倒是一下把凶犯和疯犯都打发掉了。”
“对,是这样。”
“不过,这件事是不是记录在案?”英国人问道。
“有的,有的,有死亡证明。您知道,假如唐泰斯还有亲属在,他们或许要来问他人生死如何。”
“那么现在他们要继承他什么遗产,完全可以心安理得,因为他已经死了,这不会有错吧?”
“噢,我的上帝,是的。只要他们愿意,随时都可以向他们出具证明。”
“但愿如此,”英国人说道,“不过我们言归正传,说说档案的事吧。”
“真的,一讲这故事我们扯远了,请原谅。”
“有什么要原谅的?因为讲故事吗?不,我觉得这故事非常新奇。”
“的确非常新奇。那么,先生,您是想查阅有关那位可怜长老的全部材料吗?他倒是个非常文雅的人。”
“是的,我很想了解一下。”
“请上我办公室,我拿给您看。”
于是,两人走进波维勒先生办公室。办公室里一切都井然有序,每一份档案都编有号码,一个卷宗放一个格。总监请英国人在一张椅子上坐下,把有关伊夫堡的簿册和卷宗放到他面前,让他随便翻阅,而他自己则上一个角落坐下翻阅报纸。
英国人很快找到了法利亚长老的档案,但是好像波维勒先生刚才向他讲的那段故事使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因为他查完第一部分材料后,继续往下翻,一直翻到爱德蒙·唐泰斯的材料。他发现档案中的材料一份都不缺,告密信,审讯记录,摩莱尔的请愿书,维尔福先生的处理意见全都在。他悄悄把告密信折起来,塞进衣袋,接着读审讯记录,发现里面没有提努瓦基耶的名字。他又看了一遍请愿书,上面的日期是1815年4月10日。当时摩莱尔先生完全出于好意,听了代理检察官的劝告,请愿书夸大其辞。当时正是拿破仑在位的时候,于是说唐泰斯如何如何为帝国事业效劳,再加上维尔福的证明,就成了确凿的事实。于是,那英国人把这来龙去脉全弄清楚了。请愿书本应呈送拿破仑,但被维尔福扣了下来,到王朝第二次复辟的时候,便成了已当上检察官的维尔福手中可怕的武器。所以,当他再翻下去,在档案中又找到一条写在唐泰斯名下的用方括号括起来的说明,他倒觉得没有什么好奇怪的了。那条说明是这样写的:
爱德蒙·唐泰斯——拿破仑党狂热党徒,积极参与厄尔巴岛之反扑。
应单人监禁,严加看守。
在这几行字下面,有另一个人的笔迹写道:“鉴于以上说明,案不可翻。”他把方括号内的笔迹同摩莱尔请愿书底下说明的笔迹比较了一下,肯定两处的笔迹完全一致,也就是说全都出自维尔福之手。至于最后一条批语,英国人懂得,这应该是某个巡视大员加上去的,可能那大员忽然一时对唐泰斯的案情发生了兴趣,但鉴于上面说的那些情况,他纵然有兴趣也只好不了了之。
我们已经说过,那位监狱总监很知趣,为了不打扰法利亚长老的学生查阅档案,自己躲得远远的,只是埋头读他的《白旗报》,所以英国人把那封唐格拉在雷塞弗酒店凉棚下写的,上面盖有马赛邮局2月27日下午六时邮戳的告密信折好塞进口袋,他一概没有看见。但毋庸讳言,即使他看见了,也不会在乎那张纸条,心里念念不忘的是那20万法郎,所以英国人的举动不论多么不得当,他也不会出来阻止。
“谢谢,”英国人啪地一声把档案合上,说:“我要查的都查到了,现在该我来履行诺言,请您出具一份期货转账单,很简单,您签上收到款数目就行了,我就可以把钱付给您。”他把写字台前边的坐位给波维勒先生让了出来,波维勒未作推让就坐下,立即开具了所要的转账单,而英国人则在档案架的边上数钞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