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1924年官方未举行颁奖仪式，所以也没有颁奖辞，改由霍尔斯陶穆先生为莱蒙特的得奖作品《农民们》撰写的这篇论文代替。
这本富于想像力的波兰小说是从自然主义的观点落笔的，文体也直接学自左拉，尤其是受左拉小说《大地》的刺激，但作者对这本书并不崇拜，而是愤慨。这本书对社会各阶层的描写非常刻板、粗糙而不实，但书中的故事却正是莱蒙特最熟悉而珍惜的经历。对各种生活的了解，莱蒙特都靠亲身体验，不像左拉只凭草率的新闻资料研判，去下主观的结论，他追求的是未经理论曲解过的真实。尽管如此，他的实证作风最早还是源于左拉的影响，《农民们》（1904—1909）中，左拉的影子隐约可见。它反映现实环境里的群体生活，以及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笔法上脱胎于自然主义，但体制上却是史诗的格局。
对现代人而言，从叙事作品中辨识史诗的条件是：完整的体裁、和谐而一贯的格局，以及统筹全局的气象，更重要的，还得描写受苦与奋斗的故事。在一种概念式的体裁下要表现这么多的特色，全靠我们的灵思感应，否则不易成功。原则上，动荡的情节和人物的奋斗要一步步推展开来，使它们像相激相逐的浪花，活跃于平静的文字藩篱之外，情节务必切题而不流于感伤的俗套；布局则必须明确、明亮而开阔，使出场人物都能各展所长；同时，诗的统一与和谐不可忽视。
因为现实与理想的悬殊所造成的绝望，一定要避免——史诗人物本来就不应该怕苦畏难的。另外，人物再怎么样也不可以像遭遇大难的人那样失魂落魄，他们应该随时精神焕发、生龙活虎，齐心向目标挺进。出场人物不论崇高磊落或猥琐卑微，都应该逼真生动。
这些条件，莱蒙特的《农民们》都具备了。衡情度理，现代文学是不容易在这种文体里寻求发展的，但“农人”的题材却适应了这种文体的需要。既然钟情于这种文体，作者便兢兢业业、毫不马虎，这便是本书值得推崇的地方。
作者笔下的波兰农人纯朴、率真，颇具原始面貌，这些正是史诗人物必备的条件；然而，为了特意迎合这种崇高的文体，相对的缺点也就不可避免了。这些人物很少有鲜明的个性，即使部分有值得发挥的地方，作者也都写得很含蓄。这些人物的英雄形象表现在自律和责任上，在集体意识的笼罩下，个人思想并不十分突出。全书中，我们所看到的生命意识是村人对共同土地的维护，而非对私人财产的偏心。至于妇女的刻画，也并没有很特殊的意义，像汉卡的殷勤柔顺，都只是村人共有的责任感之一而已。
在这块流水萦绕的低地上生存的农人，似乎也没有什么明确和冷静的道德准绳，他们像风中的芦苇，风吹来就低头，火来时就燃烧，热情所及，难以自制。远古以来，他们就得和那些占有这块土地的人争斗，因为这是他们生命的凭依。等到有一天，外来的主人给他们耕作，却不给他们主权时，他们一度也会消沉而认命，可是在不可避免的焦虑中，却也会采取强硬的手段，但他们的手段并不足以争回自己的面子——他们的面子里是含有一点虚荣心的，这种虚荣心脆弱得支撑不住人性的尊严。说来，他们的举止实在和小孩子一样天真——他们原本就是率直而敏感的一群，也因为这种性格，才使得故事更有趣。另外，这些人强烈的想像力很令我们好奇，这种想像力成为他们贫穷而脆弱的生活中的一扇窗子，能闪现出温婉而美好的梦境。
书中，作者巧妙地安排了一座值得他们去爱、去奉献和尊敬的教堂，使他们有了救赎和再生的希望，这些，使全篇充满诗的气氛。
美中不足的是，他没有在书中显露史诗英雄所需要的光华。这种题材想提供特殊的英雄造型，本是不太容易的。书中人物的英雄气概只有表现在他们对土地那份深刻的执著上，土地给了他们生命，也提供了大自然的力量，作为挑战的对象。就全书的章法而言，史诗的气象是无可争议的，它用秋、冬、春、夏等季节的对立和均衡来暗示对生命的礼赞，当岁月在人世的浮沉里流逝的时候，这些现象在我们的心灵里仍然是历久弥新的——类似的情节不断在重复，每次重复都有它特殊的意义。
这本小说由于情节繁琐，很容易流于沉闷或单调，由于作者手法高明，不断在题材上寻求突破与变化，才使其得以保持清新的格调、色彩的均衡与周全，维持了风格的统一；而个性的塑造，也都能在特定的情节中发挥作用，生动的写实精神，更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可能的话，女主角雅歌娜是个例外，她的造型比较富于象征意味，但这个象征也只是诗篇的必然设计。本质上，这是一篇描写波兰乡土和农村妇女的杰作，所有自然界的魔力、农人盲目的工作欲、温驯和想像力、美的渴求，加上些微的懒散，一切正面和反面，一切繁华醉人的和种种被乱世糟蹋了的美德，都毫不保留地呈现在我们的眼前。她既是农人各种缺陷的化身，也是人性中多姿而光辉的代表，她简直是书中的悲剧女主角了——书中的悲剧气氛经营，作者是没有丝毫放松过的。
总而言之，这部史诗型的小说是由高妙的艺术手法写成的，它是那么有力、那么真实，所以我们敢于肯定它的长久价值，不论在波兰文学，或在所有想像性的作品范畴内，都会留下优秀而值得纪念的典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