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到1974年，“倒下的战士”的真实性问题才有人提出来，并在公开场所受到质疑，是菲律普·莱特雷的《第一批伤亡者》。莱特雷采访过奥·加勒尔，他是西班牙内战时期由《每日快报》派出的记者。加勒尔告诉他说，“倒下的战士”是在作战的间歇期内表演出来的系列动作拍照。根据他的说法，卡帕和其他一些摄影人员对共和党的一名军官说，他们没有什么东西好拍摄的。那名军官说，他将派一批士兵过来，供大家表演一些动作。照片后来发表的时候，加勒尔评论过，说照片看上去就跟真的一样，因为底片看上去稍有模糊。他告诉莱特雷说，卡帕“开心大笑，并说，‘如果想拍到好的动作照，那焦距就不能调得太准。如果你的手抖动一下，那你就得到了极好的动作照’”。但是，这份证词稍有一点不妥当的地方，因为他1978年跟史学家约吉·列文斯基进行采访谈话时说，卡帕是在叛军控制的西班牙地区拍的。没有任何证据显示卡帕曾去过民族主义者控制的西班牙地区。的确，这样的一次访问一定是不太可能的，因为他本人是共和党事业的热情支持者。
莱特雷书中的另一份重要资料来源于泰德·阿伦，他是一位加拿大的退伍军人，参加过西班牙内战，他曾爱上过19岁的格尔达，并于20世纪30年代末期成为卡帕的好朋友。他写信给莱特雷，告诉他说他曾与大卫·塞穆尔谈过那张照片的事情，因为塞穆尔曾报道过西班牙内战的事情，卡迪埃-布莱森也是一样。“塞穆尔告诉我说，卡帕并没有拍那张照片。到底他说是他本人拍的，还是说是格尔达拍的，我现在记不清楚了。”格尔达·塔罗的传记作家艾姆·莎伯尔说，她宁愿不在自己的书中长篇议论“倒下的战士”的事情，因为她觉得，这对理解她的主角来说并不是至关重要的。她觉得，格尔达拍下那张照片的可能性极小，但也不是不可能。西班牙文化史家卡洛斯·塞兰洛考察过卡帕和格尔达在这个时期拍摄的照片，他写道，很难分辨哪张照片是谁拍的。直到1937年，几乎格尔达所有的照片都要么是没有签名，要么是用卡帕的名字。
仔细研究卡帕的底片后，人们可以看出他的照片到底是不是侥幸成功的，或者可以看出他的照片到底是一组由不同人构成的表演照的一部分，还是同一个假装被击中者的照片。很明显，照片所属的那一个系列的底片，有很多都不存在了。原来冲洗的照片或者实际照片的底片都没有了。
如果卡帕的确是请人表演拍照的，他有可能拍出数张由民兵倒下构成的照片，这些人都假装中弹倒地，或者会利用三角架防止照片模糊。可笑的是，这种性质的证据倒是可以在《看到了》杂志本身找到。《看到了》杂志用跨页大标题写道：“西班牙内战”，然后将那张著名的照片放在另一个死去的民兵照片的上面。两幅照片都有小标题：“他们如何倒下”。杂志的图片说明清晰地表明是指两个不同的人：“双腿紧绷，胸口对着狂风，步枪拿在手上，他们顺着满是短茬的山坡往下跑……突然之间，他们的飞奔中断了，一粒子弹射来——一粒种族相残的子弹——他们的鲜血就被家乡的土地饮下了。”
在第一幅，也是更著名的照片里面的那个士兵穿的是白衬衣和深色长裤。第二幅照片里面的士兵穿着暗色的连体服。第一张照片里面的男子穿深色鞋。第二张照片里面的士兵穿白色的平底凉鞋。第一幅照片里面的男子的皮制肩带上有三个子弹袋。第二幅照片里面的男子皮带上有两个子弹袋。他们倒下的动作也很是不同。两张照片里面是同一个人的假设极不太可能。但是，卡帕有无可能当真拍到了第一个人倒下的情形，如同本人所说的是一次侥幸成功的事件，之后又侥幸在同一个山坡上拍到了第二个人也被击中身亡的？或者说，我们看到的是由不同演员表演出来的同一个时刻？
对每一个心存怀疑的人来说，都会有一个更激烈地为“倒下的战士”辩护的人。格尔达和卡帕有一个尚在人世的共同的朋友，就是露丝·切尔夫，关于这张照片的事情，还没有引述她的任何纪录，但是，她对两位拍摄者在那个时期的熟悉程度，比今天活着的任何人都要高。她现在坚持认为，那照片是“真的”：“我看到过那张照片之后的另外一些照片，当时，那个士兵已经死在地上。”但是，她是如何看到后来那些照片的，而且那些照片的下落如何，这些问题她说得不甚清楚。莱特雷揭露此事之后，西班牙内战退伍军人乔治·索尼亚强烈主张，那张照片的确是真实的。“卡帕有很高的职业诚实精神，根本不可能相信他会发明一场骗局，无论是无伤大雅的骗局还是值得鄙视的骗局。”他写道，1936年8月，他曾与卡帕一起到了马德里的北方，也就是瓜达拉马山脉。索尼亚回忆说，共和党人的一次反攻后，子弹倾盆而来，卡帕并没有回到掩体里，反而站在那里“拍照，就好像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但此时，很多人跟割草似的倒下了。
索尼亚并没有亲眼看见卡帕拍摄“倒下的战士”，他承认，“敌人的第一批机关枪子弹飞来时”，他就跑进了掩体。但是，他认为，那张照片是8月份拍的，就在离马德里一天车程的某个山区拍的。但是，1936年，塞罗墨里安诺离马德里至少有三天的车程，而且在任何情况下，那张照片都应该是在9月而不是8月拍摄的。
最近几年，另外一些辩护者也站出来了，他们认为那照片是真实的。最新的声明基于一位不知名的西班牙业余历史学家的发现，此人名马里奥·布罗顿，也是西班牙内战时期的老兵。他宣称，卡帕照片中的人是费德里柯·波莱尔，1936年9月5日去世，年龄24岁，那也就是照片拍摄的大约日期。波莱尔是名为阿尔柯依的一个小镇上的磨坊工人，而布罗顿的家乡也在阿尔柯依。90年代初期，他为一本关于西班牙内战的书而查阅资料，明显查阅过马德里和萨拉曼卡的军事档案。他后来说，让他惊异的是，他在两份档案里都找到了证据，说明9月5日在塞罗墨里安诺前线只死了一个人。此人就是费德里柯·波莱尔。1996年，他把卡帕拍的照片拿给波莱尔活着的亲戚看，他们明显看出那就是费德里柯，并没有经过别人的提醒。
费德里柯有个弟弟叫艾瓦里斯托，他也在塞罗墨里安诺附近作战。1996年，英国记者里塔·格罗斯文诺采访了艾瓦里斯托的寡妇玛丽亚，是为《观察家》而进行采访的。“艾瓦里斯托告诉我们说，费德里柯战死了。他没有看到发生的事情，因为他在不同的位置上。但是，他的朋友告诉他说，他们看见费德里柯挥起胳膊，之后头部中弹倒在地上。他们说，他当时立即就死了。”
卡帕拍的照片是西班牙历史上最著名的照片之一。在过去的60年里，波莱尔的亲戚竟然一直都没有认出他来，而这张照片曾在杂志、报纸和电视里出现过数不清的次数，这是怎么一回事？笔者曾计划好一次与玛丽亚的采访，不幸的是，玛丽亚却在采访的仅几个星期前去世了。马里奥·布罗顿也于1997年去世。
布罗顿的书并没有包括资料来源方面的注释。因此，他找到了哪些文档证明他的陈述？他说那天只有一名士兵去世，而这个证据又与弗兰茨·波克劳的目见报道相左，也与卡帕的每一种陈述相左。他写道，他是在萨拉曼卡的西班牙内战档案馆以及马德里附近的阿维拉军事博物馆里发现这个证明的。但是，我们彻底查阅过这几处档案馆，却没有找到任何支持布罗顿结论的档案证据。萨拉曼卡档案馆的馆长米盖尔·佳拉米罗说，他的档案里面并没有提到费德里柯·波莱尔，而阿维拉军事博物馆的研究员曼纽尔·麦尔加也说，在他的档案里也找不到任何有关费德里柯·波莱尔的资料。
佳拉米罗在萨拉曼卡档案馆工作了10年，但他从来没有与布罗顿接触过：
根据我们的纪录，布罗顿先生并没有来过这里。我们的档案有很多文档是记录死亡及失踪人员名单的。这对于提出养老金要求的人来说是至关重要的……我可以告诉你，我们没有任何资料上列出波莱尔的名字，无论是在战争中死亡还是失踪的人……如果布罗顿在这里找到了证据，他为什么不在自己的书里面复制呢？对于如此重要的宣称来说，一位职业历史学
家将会很仔细地列出其属性，并且显示其来源。他没有这么做，这真是一件相当奇怪的事情。
哪怕有人接受这个声明，认为照片中的人就是费德里柯，那么，人们因此就可以说，他就是在照片拍摄的时候死亡的？他有可能是几小时后死亡的。还有《看到了》杂志跨版标题下的照片中的第二个人呢？为什么没有认出那个人？卡帕为什么没有提到那个人的存在？最关键的是，费德里柯的尸体为什么从来都没有找到？英国学者卡罗琳·布拉特斯最近非常详细地调查了有关“倒下的战士”的争议，她的结论是：“这张照片的名声指明了一种集体想像，它过去和现在都还在希望相信战争的死亡本质中的某些东西。这张图片所说的是，战争中的死亡是有英雄气质的，是悲剧性的，而且说明，个人是很重要的，他的死亡是值得人们关注的。”
人们不妨会问，除开对于富含象征的死亡的表达之外，卡帕的“倒下的战士”是否还有其他真实的内容。卡帕并不是一位公正无私的报道者。他对共和党人犯下的暴行视而不见，他极有可能会导演至少一次有纪录的进攻，也会为西班牙的革命事业当一次意识形态上的啦啦队长。
无论真假，“倒下的战士”都是卡帕的政治偏见及思想意识的最终纪录。他的这两个方面都会在一场“激情导致的战争”中经受严峻的考验。的确，他很快便会体验到残酷无情的理智丧失和幻想破灭的痛苦，这是所有在足够近的地方见证过战争“罗曼斯”的人不可避免地会面对的痛苦。
从来不曾有过怀疑的是，“倒下的战士”的发表，标志着一条不归路的起点。这张照片以后，安德雷·弗里德曼将永远以罗伯特·卡帕这个名字为人所记住，这位美国摄影家如此大胆，如此尽力贴近战争的脉搏，竟然纪录下了一个人的死亡瞬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