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写愚昧、落后的残存意识与现代文明的冲突，渐渐成为热门，一个时髦的主题。作品不少。写的人多了，自然把欣赏者的口味也提高了，面对相似主题的众多作品，就要进行比较。比较的结果，就分出了高下，不写文章去品评，而心中是有数的。
谭力、昌旭写作的《蓝花豹》呈现在我们面前。谭力是读者熟悉的青年作家，他的敏锐的感觉，机智的表现才能，在他过去的中短篇作品中，给我们留下过深刻的印象。但他不是一个容易自我满足，故步自封的青年人。他希望给自己描绘的生活故事一些深刻的思想内涵，增强作品的历史意识和道德意识，使自己的作品更上一层楼。
这个中篇新作可以看成是他的一次自觉的实践，一次有意义的试验和探索。我们面对四川文学创作现状的实际情形，无疑地，尤需鼓励一切有意义的探索和试验，大家盼望突破和创新之作，可谓“望眼欲穿”矣！《蓝花豹》的发表，立即引起广大读者和评论界的热切关注(据说第五期《十月》已抢购一空，不知确否？)，应是理所当然的。姑不论读者作何评价，可能是褒贬不一，然而，在目前这种情况下，能引起注意，引起讨论和争议已属不易了。
我觉得，这个小说的长处和短处同样的明显，它的美感效应中，愉悦与满足，不愉快与遗憾同时并存。它不是那种一般化的平庸之作，那种作品发表之后无人问津，或许简直挑不出什么长处和短处，读了之后叫你说不出什么来，或根本不想说什么。而大凡一部很好的作品都是使人掩卷之后心头翻江倒海，感触良多，但欲言而又一时不知从何言起。当然《蓝花豹》也还不是那种能叫人浮想联翩的作品。它比较容易被人“剥”去它的情节外衣，直视其意蕴所在，使人理解到一种极有价值的题旨，使人得到一种振奋人心的暗示，意会到作者的那个不同凡响的飞越与抱负：作者正在接近某一个境界，快要达到某一境界，这是令人十分欣喜的；而与此同时，又不满足，他们并未达到那一个意欲达到的境界。这不能怪他们，在这个“试验”里，他们作出了努力。
具体说来，首先，构成小说的外在框架的，是一个并不平淡的故事，颇有几分离奇，曲折而且有头有尾。这个故事中叙述的又是许多读者的审美需求中最为普遍的内容——人的命运，更何况，这里讲述的是一个年轻女子极不平常的命运。古今中外不少优秀作家的成功都因写了人的命运，在相当长的文学史上，作家们不约而同地形成了这样一个稳定的审美视角。今后还会继续下去，因为一般读者对人物命运的关心远远胜过对于构成作品其他素质的关心。一个女子的漫长的人生遭遇，能不是一个悬念极强的故事么！不可轻慢了“故事性”。须知读者千千万万，小说的欣赏层次是不尽相同的。从发展来看，情节的弱化，是现代小说的新的趋向。但目前中国“地摊文艺”中那些武林、剑侠、黑幕、暴力等所谓的“通俗文学”尚能吸引那样多的读者，不就因为它们仅仅有一点故事性么？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关注。欣赏心理和欣赏习惯的变革不是想象中的那么容易。从我个人来说，我更喜欢那种比较空灵、艺术空间比较开阔的小品。但不能想象，像这样一个约有十四万字的小说而没有一个坚固的情节框架，没有一个能引人入胜的令人欲罢不能的故事，多数读者需要故事，那么，我们就不能轻视故事。听说，载着这个小说的刊物还没有面世的时候，有几家报纸已抢先转介了它的故事梗概，这个故事梗概吸引了人们，故而争相购阅和传借这本刊物。我的一本《十月》被达县的一位干部借去，已不知又传到谁的手中去了，还有几位不常看小说的朋友来向我借阅，但没有了。
如果认为这个作品之吸引读者，是因为有这么一个吸引人的故事，那也不尽然。作者赋予这个穷乡僻壤中年轻女子命运的故事的内涵是相当沉重的，唯有这个，才使作品达到了一般故事所不能达到的品位。作品给我们透露出一个信息：与整个当代文学发展的脉络相吻合，作者正在摆脱过去那种对于生活表层的描摹，而自觉地向成熟走去。虽然看去步履稍显迟疑和吃力，但仍然是令人欢欣鼓舞的。人人背后都拖着长长的历史，现实生活舞台演出的悲剧或喜剧中，历史老人扮演着不出场、但却十分重要的角色。从大巴山民蓝少和的“儿子、儿子”的呼喊声中，确能听到一种历史的回音，他自称“若不能延续蓝家的香火，就枉来人世一场”。传宗接代是他的人生最高追求，而且他认定传宗接代的任务只有男子才可以承担。重男轻女的顽固意识原可以在封建文化意识中找到渊源，但更可以在偏僻山区的历史经济形态和长期闭塞落后的生产方式中去找到根基。重男轻女是一种表层意识，落后的生产方式是形成这种表层意识的直接原因。生产方式也是一种文化状态，可以叫做“中介文化状态”，而这种状态的长期积淀则可形成种种制约或决定着人们思维方式、道德行为和信仰的精神力量，这就是深层文化意识。小说是否在表现现实生活的时候同时顾及深层的东西，作家是否站在历史文化的高度观照现实生活，常常被认为是决定小说思想艺术力量和美学价值的一个重要因素。《蓝花豹》的作者正是已经意识到这点，而力求给这个悲惨的故事笼罩上一层历史的雾霭，让读者去感受那个“大山的褶皱夹缝中”的现实与历史的脉络，从一个侧面得出这样的感慨：改革势在必行，而改革又是何等的艰难！蓝花豹的“还我女儿身”的呼唤，以及她最后的觉醒是历史在前进的证明，文明在一寸一分地取代着愚昧，历史前进一步似乎都要留下血痕。
作者显然是讲述故事的能手。他们没有采用那种思辨的手段作理性的推演，或大段的富于哲理意味的议论，而是重视故事本身的魔力，靠步步推进的情节的缜密的铺排，把读者完全引入他们的故事环境中去，阅读中满眼都是现实，而又感到历史老人无处不在。
也许是太注重故事的缘故，也给这个小说带来非常明显的不足。但愿作者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为了使故事有头有尾，他们采用了一个封闭型的构架来结构这个作品，从故事内容演变的时间看，二十余年。二十余年间，生活已有几多变迁，作为一个需要奔命于衣食的农民——蓝少和都干了些什么呢？他的周围社会虽然闭塞，但却不可能不发生一点什么事吧？周围社会的世道变迁对他不可能没有影响吧？无论好的影响或坏的影响，即使是那样执著于以桃代李撑持门面、近乎“偏执狂”的蓝少和，他的赖以生存的社会环境、各种政治的、经济的干扰，不可能对他的生存、温饱，乃至思想意识没有一点作用的。人和现实的互相制约的双向作用，在这里被作者一一淘洗干净了。这是传统小说中一种落后的讲述故事的方法：人物在作者设计好的封闭的情节框架中行动，直至走完自己的路程，这种方法当然不去顾及环境的影响，社会关系的牵扯等等。
也许这并不仅仅是结构方法的问题或技巧的问题。谭力是有了相当写作实践的，而且读过不少古今中外作品，绝非一个初出茅庐之辈，他是很懂得一点技巧ABC的。那么，可不可以冒昧地认为，是作者对中国的农民问题研究不够，对中国农村的演变历史还缺乏理性的思考和把握？恐怕作者更多的是靠一种艺术的直觉。这种敏锐的直觉对一个作家确实是必不可少的。但如果有对社会、历史的理性思考和不断丰厚着的学识垫底，那么直觉的品位就一定高些，会顾及到方方面面，立体地、多元地处理题材与人物。现在看这个小说的缺陷，作者的单向思维不能不说是令人遗憾的原因。排除环境因素的牵绊，向着生活的一隅单刀直入，如入无人之境。不是“眼观六面，耳听八方”，而是“目不斜视”地埋头去编织故事。洒脱是洒脱了，麻烦也就不可避免地跟着来了：蓝少和这样一个受着封建意识制约的“正统”庄稼汉，到故事推演到后来，他表现出的那种道德上的迷乱，就难以叫人相信了。蓝花豹自我意识觉醒的关头，欲与“命运”抗争的关头，每一次内心矛盾的时刻，都仅仅是由于父亲的乞求和她对老父的垂怜而屈从，这是不大能说服读者的。尤其是老父亲给她安排的“娶妻”情节，蓝花豹的反抗和屈服，作品无法作出有力量的艺术交代。这样一来，人物性格的完整性、立体感就受到以故事推演为目的的单向思维的破坏。甚至使读者对故事的真实性产生迷茫。作者也似乎意识到这一点，所以在行文的若干处，不厌其烦地用许多细节描写和交代去免除读者对真实性的疑虑。这种“堵漏洞”的办法当然是不可取的。越堵，反而漏洞更多。而且那些细节的过于密集饱满，“无效枝蔓”的蔓延横生，造成情节的铺陈和拥挤，应有的艺术空间被堵塞，结果是读者的思路和想象被堵塞，产生不耐烦，从而审美的快感也被破坏了。
有一个好的故事，又有几个有血有肉，经得住审美考验和当代读者的“思考压力”的人物形象，那当然是很好的小说了。倘若二者难以兼顾，倒宁肯不被情节、故事所左右，而致力于人物形象的创造。甚至不必拘泥于情节框架的设置，让人物形象依据自己的心理轨迹去营造另一种小说结构。外在的许多东西，留给读者自己去补充。
我们知道，这作品写于“达县作品讨论会”前。在那个会上，谭力同志总结过自己的创作，也谈到过他新的追求。我今天在这里就这个作品谈的意见，对于谭力，也许并不新鲜。因为他自己的回顾更深刻得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