里昂惕夫是美籍俄裔经济学家，197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金的获得者。他是投入产出分析方法的创始人。投入产出分析为研究社会各个部门之间的相互依赖关系，特别是系统地分析经济内部各个产业之间错综复杂的交易提供了一种实用的经济分析方法。事实证明，投入产出分析不仅在各种长期和短期预测与计划中应用广泛，而且适合于不同经济制度下的预测和计划，不管是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还是中央集权的计划经济。
趣味延展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在第三次科技革命的推动下，世界经济得以迅速发展，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都发生了巨大变化，传统的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理论更显得脱离实际。在这种形势下，一些西方经济学家力图用新的学说来解释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中存在的某些问题，这个转折点就是里昂惕夫反论（TheLeontiefParadox），也称为里昂惕夫之谜。
根据传统的要素禀赋理论，战后美国出口的应是资本密集型产品，进口劳动密集型产品；但美国经济学家列昂惕夫采用投入产出法对战后美国对外贸易发展状况进行分析后，却发现美国进口的是资本密集型产品，出口的是劳动密集型产品。这与赫-俄模型刚好相反。由于赫-俄模型已经被西方经济学界广泛接受，所以里昂惕夫的结论被称为“里昂惕夫反论”。
为解开里昂惕夫反论，西方学术界提出了一些解释，如劳动效率说﹑技术差距说、产品周期说、需求偏好相似说、贸易壁垒干扰说﹑人力资本说和美国经济延伸说等，力图从不同角度来解释这一反常现象，但是截至90年代初仍未找到一个能为经济学界共同接受的解释。
理论精读
1.投入产出经济学的基本理论
里昂惕夫在对国民经济结构的研究中发现，经济中任何一个方面产生的自发或外来变化，都会波及看来似乎毫不相干的其他部分，哪怕这些部分所处的地位十分不起眼。这种经济上的连锁关系实际上反映着整个经济技术上的结构。在了解了事情的影响是怎样通过把整个体系连接在一起的各种关节链，一步步地传输到各个经济部门的全过程后，这种远距离作用是可以被认识的。在这方面，采用一种宏观的数量比率表，可以帮助我们尽可能详细地从数量方面了解整个经济的内部结构。这种被人们称为“投入产出表”的比率表格，最出色的功能在于它可以把事件的全部间接影响分解为在各个中间环节上的具体影响，并进行准确地度量。这种逆流溯源的工作方法，虽然工程非常巨大，却能把所有隐藏在各级循环中的细微影响暴露出来。由于该表格中的所有数据都来自于对部门的直接调查统计，所以投入产出表实际上建立起了一座贯通理论和事实的桥梁。
投入产出法的巨大优越性，在于它能通过矩阵的形式对经济体系中直接、间接的内部交易进行解剖和理论处理。有了投入产出矩阵，任何最终需求一旦确定，都能反过来计算出每个部门为满足该产出计划而将对其他部门提出的投入要求。这里包括了所有的间接需求和最终需求。这样，就能为人们对经济体系的有目的的改造提供有效的预测和规划的工具。
里昂惕夫还对成本—供给，工资—物价等有着复杂联系的问题，用投入产出方法进行了分析。例如，一个部门的工资增加10%以后，整体物价与生活水平可能会发生多大程度的波动？一个部门产品的成本变动10%之后，将会使总供给和总需求发生什么变化？此外，里昂惕夫还用这一方法对美国、以色列、埃及和秘鲁四国的国民经济结构做了典型分析。研究表明，投入产出法能根据国内消费、投资、进出口的基本构成来预测经济发展过程中可能发生的结构性变化。
2.里昂惕夫反论——美国对外贸易结构分析
1953年，里昂惕夫在费城的美国哲学协会上宣读了题为《国内生产与对外贸易：美国资本状况的重新检验》的论文。该论文将1947年美国200个行业的材料归纳为50个部门（其中38个部门的产品是直接进入国际市场的），制定了“投入产出表”，进行了一系列的计算，其中一个结论性统计表如下所示：
美国每百万美元的出口品和竞争性进口替代品所需的
国内资本和劳动（1947）年平均商品结构
在表中，美国出口品所需的资本比进口替代品约少16％，出口品所需劳动比进口替代品多7％～8％。对此，里昂惕夫认为，美国平均每百万美元的出口与国内生产等量的进口替代品相比较，在出口中包含较少的资本和略多的劳动，因此美国参加国际分工是以劳动密集型产业的专业化为基础的，即美国进行对外贸易的目的在于节约其资本而处理过剩的劳动。他指出，过去广泛流行的美国经济的特征与世界其他地区相比是资本相对有余而劳动相对短缺的看法已被证明是错误的。里昂惕夫的这个结论与赫克歇尔－俄林定理完全相反。赫克歇尔－俄林定理认为，生产要素配置的差异是贸易发生的原因，一国必然生产并出口密集使用其丰饶要素的产品，而进口密集使用其稀缺要素的产品。因此，里昂惕夫的结论一时轰动西方学术界，称为“要素稀少性定理中的里昂惕夫反论”。
后来，里昂惕夫根据1951年的材料，对1947年的计算结果进行了复核和修正，在1956年提出了第二个研究报告，题为《生产要素比例与美国贸易结构的进一步理论和经验分析》，结果仍发现美国进口替代品所占有的资本高于美国出口品约6％，如果把投入产出系数中的资本替代也考虑在内，则高出17.57％。因此，里昂惕夫反论依然成立。
里昂惕夫反论是西方国际贸易理论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它推动了战后国际贸易理论的迅速发展。关于对里昂惕夫反论的解释，实际上是从不同侧面对要素禀赋理论假定前提的修正，并为以后一系列国际贸易新理论的产生奠定了基础。
3.投入产出方法
里昂惕夫在书中对投入产出法的中心——投入产出表及其对应的矩阵元素（投入产出系数）的经济意义做了介绍。
经济中各部门间的依赖关系，可以按照是否考虑时间滞后效应，或者称为速率的影响，而分为静态投入产出与动态投入产出两种体系。里昂惕夫对这两种理论的异同和动态从静态中分化出来的原因分别做了介绍。他认为，根据数学原理，矩阵与线性方程组之间存在一致性，因此，部门之间的联系平衡关系可以用线性方程组来表达。同时，通过求解这一系列的方程组，可以为规划经济结构的变动提出重要的依据。一般的静态与动态投入产出法都不考虑资本闲置问题。如果采用新的分析方法，把闲置资本作为一个动态因素放在投入范围内考虑，就会使简单的投入产出体系变为一个线性规划模型。作为一个具体应用的实例，里昂惕夫选择了一个包括81个部门的美国国民经济的投入产出表，并详细介绍了如何应用这一工具来分析美国经济结构。他指出：“国民经济中不同部门之间所有可能的相互关系，都可以视为矩阵代数中一个单一大方程组的通解的一些特例”，方程的系数就是投入产出系数，它们回答了一个投入与产出的比例问题。按照计划规定的最终需求，解方程组就可以得出要求各部门提供的产品量。解决这一个问题在配备了计算机的今天来说并不会有什么困难。
4.裁军对经济的影响
里昂惕夫试图通过投入产出法来计算裁军将会引起的资本和劳动力在各部门间的流动和就业率的涨落。军费支出约占美国国民生产总值的10%，它给整个经济的兴衰带来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书中列举了8张表格来说明，一旦费用支出由军用转到民用之后将会产生的后果。这对政府制定财政措施有重大意义。书中还进一步讨论了如果削减军备的同时增加非军用需求，能否在保证美国经济总就业水平不下降的同时，使各部门、各地区的就业构成和就业分配不至于发生太大的震动。这一点，对于政府同时处理好裁军和稳定经济的双重问题而言，是一个重要的决策依据。
里昂惕夫还在书中提出了许多地区分析法，避免了孤立地进行区域研究时经常会出现局部与整体在各项投入产出流量上的不平衡。使用该方法能成功地描述如果等比例削减军用需求和增加非军用需求，将使产量和就业人口在部门与地区间的配比发生什么样的变化。最后，里昂惕夫则以数学形式介绍了多地区投入产出方法。该方法是为了在有限信息，有限的统计资料的情况下，如何最有效地利用不充分的信息做出较为准确的分析而设计的。该方法把总体的均衡体系分解为一组普通的局部部门投入产出体系，而这些投入产出体系又在一个单独编制的地区间关系体系内连接在一起。在数学方法上，该方法使用了一些复杂的方程体系和线性规划原理，在参数估计中还使用了统计中的点估计方法，在技术上有一定的难度。
SocialChoiceandIndividualValues
《社会选择与个人价值》
〔美〕肯尼斯·约瑟夫·阿罗（KennethJosephArrow）
华文导读
肯尼斯·约瑟夫·阿罗是美国斯坦福大学经济学和运筹学的教授，197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他最主要的，也是最著名的成就，是著述了《社会选择和个人价值》一书，创造了社会选择的规范理论，研究了个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
《社会选择与个人价值》一书出版于1951年，它是研究如何把个人偏好集合成为社会偏好，把个人选择集合成为社会选择的过程。全书共分为8章：导论、偏好与选择的性质、社会福利函数、补偿原则、社会福利函数的一般可能性定理、个人主义的假设、作为社会福利判断基础的相似性、社会选择理论札记。
阿罗在书中严谨地、创造性地应用符号逻辑工具，独立地构成了社会选择理论，提出并证明了“不可能定理”，向“少数服从多数”原则的天然合理性发起挑战，触及了当今政治生活和经济机制中的敏感问题，使社会选择理论上升到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他提出的不可能定理是对新福利经济学的革新，是新福利经济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趣味延展
阿罗的“不可能定理”的证明并不难，但是需要严格的数学逻辑思维。关于这个定理还有一段情节颇为曲折的故事。
阿罗在大学期间就迷上了数学逻辑。在他读大学四年级时，波兰大逻辑学家塔斯基（Tarski）到阿罗所在的大学讲了一年的关系演算，阿罗在他那里接触到诸如传递性、排序等概念，在此之前，阿罗对他所着迷的逻辑学全部都是靠自学的。
后来，阿罗考上研究生，在哈罗德·霍特林（HaroldHotelling）的指导下攻读数理经济学。他发现，逻辑学在经济学中大有用武之地。就拿消费者的最优决策来说，消费者从许多商品组合中选出其最偏好的组合，这正好与逻辑学上的排序概念吻合。又如厂商理论总是假设厂商追求利润的最大化，但当考虑时间因素时，因为将来的价格是未知的，所以厂商只能力图使基于期望价格的期望利润最大化。我们知道，现代经济中的企业一般是由许多股东所共同拥有的，即100个股东对将来的价格可能有100种不同的期望，相应地根据期望利润进行诸如投资之类的决策时便有100种方案。那么，问题如何解决呢？一个自然的办法是由股东（按其占有股份多少）进行投票表决，得票最多的方案获胜，这又是一个排序问题。阿罗所受的逻辑训练使他自然而然地对这种关系的传递性进行考察，结果轻而易举地举出了一个反例。
阿罗第一次对社会选择问题的严肃思考就这样成为他学习标准厂商理论的一个副产品——不满足传递性的反例激起了阿罗的极大兴趣，但同时也成为他进一步研究的障碍，因为他觉得这个悖论素未谋面但又似曾相识。事实上这的确是一个十分古老的悖论，是由法国政治哲学家、概率理论家贡多赛在1785年提出的，但是阿罗那时对贡多赛和其他原始材料一无所知，于是暂时放弃了进一步的研究。这是1947年。
次年，在芝加哥考尔斯（Cowles）经济研究委员会，阿罗出于某种原因对选择政治学发生了浓厚的兴趣。他发现在某些条件下，“少数服从多数”的确可以成为一个合理的投票规则。但是一个月后，他在《政治经济学杂志》里发现布莱克（Black）的一篇文章已捷足先登，这篇文章表达了同样的思想。看来他只好再一次半途而废了。阿罗没有继续研究下去其实还有另一层原因，就是他一直以严肃的经济学研究为己任，特别是致力于运用一般均衡理论来建立一个切实可行的模型，作为经济计量分析的基础。他认为在除此以外的“旁门左道”中深究下去会分散他的精力。
1949年夏天，阿罗担任兰德公司（Rand）的顾问。那时，这个为给美国空军提供咨询而建立起来的公司的研究范围十分广泛，包括当时鲜为人知的对策论。该公司的职员中有一个名叫赫尔墨（Helmer）的哲学家，他试图将对策论应用于国家关系的研究，但是有个问题令他感到十分棘手：当将局中人诠释为国家时，尽管个人的偏好是足够清楚的，但是由个人组成的集体的偏好是如何定义的呢？阿罗告诉他，经济学家已经考虑过这个问题，并且一个恰当的形式化描述已经由伯格森（Bergson）在1938年给出。伯格森用一个叫做社会福利函数的映射来描述将个人偏好汇集成为社会偏好的问题，它将由个人效用组成的向量转化为一个社会效用。虽然伯格森的叙述是基于基数效用概念的，但是阿罗告诉赫尔墨，不难用序数效用概念加以重新表述。于是赫尔墨顺水推舟，请阿罗为他写一个详细的说明。当阿罗着手去做时，他立即意识到这个问题跟两年来一直困扰着他的问题实际上是一样的。既然已经知道“少数服从多数“一般来说不能将个人的偏好汇集成社会的偏好，则阿罗猜测也许会有其他方法。几天的试探碰壁之后，阿罗怀疑这个问题会有一个不可能性的结果。果然，他很快就发现了这样一个结果；几个星期以后，他又对这个结果做了进一步加强。阿罗不可能定理就这样诞生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