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罗斯在慈善事业上撒钱的慷慨程度超过了许多人的想象。他曾经为一项旨在对身患绝症者提供更有人情味和更实际治疗的“临终关怀”计划捐出1500万美元；为一笔对合法移民提供帮助的基金捐献了5000万美元。他甚至可以在一天之内掏出1亿美元，只要他对这个慈善项目感兴趣。资料表明，在过去的10年里，索罗斯为世界各地的慈善事业共掏出了50多亿美元。有人作过统计，如果按照索罗斯的家产和他慈善捐款的比例来看，他可能是世界上最慷慨的慈善家之一。
索罗斯不喜欢别人称他为金融投资家，他本人对自己的定位则是一个哲学家与比尔·盖茨、沃伦·巴菲特所从事的慈善事业有所不同，由于受自身哲学观念的支配，索罗斯的慈善之举带有明显的个人主义价值观，即他希望运用他的财富来“推行开放社会的价值观”，以促进民族自决，使人们能够自由表达自己的思想，并追求他们自己的目标。在索罗斯看来，处于封闭社会中的人们受专制主义所统治，很难有自由，他要把西方开放社会的观念随着他的金钱输入到他所认为的封闭的国家中。
为了有效推展自己的“开放社会”价值观，索罗斯在自己的祖国匈牙利建立了第一个东欧基金会，在前苏联建立了苏联索罗斯基金会，在纽约建立了“开放社会”基金会。目前，他设立的基金会在全世界有50多家分支机构，雇员超过1000人，俨然形成了一个索罗斯基金会网络。索罗斯还创建了中部欧洲大学，国际科学基金会和公共媒体研究所，每年的花费超过3亿美元。鉴于索罗斯在推进“开放社会”工作中所作出的贡献，牛津大学、布达佩斯经济大学和耶鲁大学特别授予了索罗斯名誉博士学位，同时意大利波伦亚大学将最高荣誉──LaureaHonorisCausa也加在了索罗斯的身上。
林毅夫教育自己的学生：“军人的理想是马革裹尸还，我最大的愿望是累死在书桌上”。
2008年2月4日，世界银行行长佐利克正式任命中国经济学家林毅夫为世界银行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这是世界银行首次任命发展中国家人士出任这一要职。
林毅夫是中国改革开放之后，第一位从两方学成归国的经济学博士；他第一个提出了“新农村运动”的概念；第一个运用现代经济学理论研究中国问题的本土经济学家；第一个登上剑桥大学马歇尔讲座的中国学者……许多的“第一”，记录了他对中国经济发展的不断求索。林毅夫原名林正谊（义），1952年10月15日出生在台湾东北部一个三面环山、一面临海、交通闭塞、民风淳朴的小县城—宜兰。与很多贫困人家的子弟一样，他从小就体味了生活的艰辛。
当时的台湾，刚刚经历了巨大的社会变迁，传统文化与爱国（包括大陆和台港澳）思想却依然深入人心。祖国五千年灿烂的历史，先贤先烈的事迹，都让喜欢历史的林毅夫向往。聪颖好学、独具抱负的他，从此形成了强烈的大中华情结。以至于好多年后，他送给妻子陈云英的定情物，竟是一本价格不菲的名叫《锦绣山河》的画册，里面是唐诗宋词里的黄河和长江。
夜渡海峡回大陆
1972年初，正在台湾大学农业工程系就读、担任学生会主席的林毅夫，申请转赴陆军官校。在升学主义至上的台湾，台大是很多学子梦寐以求的地方，而军校一向是联考淘汰者的无奈选择。林毅夫非同寻常的选择，立即受到褒奖，最高领导人甚至出面接见。一时间，他成为青年楷模、军方明星，常常出现在各种媒体上。
1975年，林毅夫以第二名的成绩从陆军官校步兵科毕业，留校担任学生连排长。一年后，他又考取“国防”公费台湾政治大学企业管理研究所。1978年硕士毕业，他随即返回军中，赴金门担任“马山连”上尉连长，主要负责接待外宾参观第一线连的任务。这个连是全金门距大陆最近的据点，也是驻守金门的国民党军最重要的一个连。
一切看起来顺风顺水，过了几年备受追捧的军旅生活，林毅夫的内心却怎么也平静不下来。早在台大读书期间，他就熟读鸦片战争后中国遭受列强欺侮的历史，思索如何尽快使国家富强起来。而在此前后发生的一些历史事件，包括联合国席位之争、保钓运动、尼克松访华、中日邦交正常化、中美建交等，无一不触动他更深的思考。
1979年的台湾，经济发展水平远高于大陆，长期的戒严却并未解除。通过报刊、广播，林毅夫了解到，大陆刚刚结束了“文革”，处在一个全新的历史关头。他意识到：如果继续待在军中，自己可能只会作为一个典型罢了，他对升官没有期望；中国富强的希望在大陆一边，要为国家做出贡献，就必须去大陆。
1979年5月16日夜，林毅夫纵身跃入海中，向大陆厦门方向游去。这是一次生死抉择，在海水中泅渡两千多米首先就需要超凡的勇气和体力。这些林毅夫都不缺少。至于外界传说，他是抱着两只篮球游到大陆，也被证实是子虚乌有。
那一夜，金门全岛驻军紧急大搜索，同时为防泄露军机，立即修订作战计划。两天过去，搜索毫无收获，大陆方面也没有任何消息。为了避免这位模范青年军官的神秘失踪在军中引起更大骚动，金门防卫司令部草草完成调查，以“失踪”结案。
师从大师舒尔茨
回归大陆，林毅夫不愿再次成为宣传样板，只想沉下来好好做事。他推崇曾子所说的“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远”，遂改名林毅夫。
几经辗转，林毅夫来到北京大学，攻读经济学研究生。至今，他还对北大能够接收他这样一个“来历不明”的学生心存感激。
1980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芝加哥大学经济系西奥多·舒尔茨教授到访北京大学，林毅夫凭借出色的英文功底被选为随行翻译。舒尔茨教授对林毅夫的才气非常赞赏。一天，他问林毅夫：“你想到美国读博士吗？”林毅夫不假思索地说：“想呀。”
林毅夫本以为舒尔茨教授只是随口说说而已，没想到他回美国不久，就给北大经济系和林毅夫本人写信，盛情邀请他到美国芝加哥大学攻读博士学位。1982年，林毅夫在北大获得经济学硕士学位后，来到了芝加哥大学。当时舒尔茨教授已经退休10年，不再带博士生。林毅夫入学后，舒尔茨教授破例将其招入门下。
芝加哥大学经济系是全美高校中最好的经济系，云集了一大批大师级经济学家，素以学风严谨、学生淘汰率高著称。当时，林毅夫已过而立之年，国内经济学教育和国外先进水平差距甚大。如果不做“毅夫”—一个有毅力的人，一切都不可能。面对巨大挑战，他付出了超人的努力，把全部时间和精力投入到了学习和研究中，没有节假日，也不分白天黑夜，“几乎4年没出校门”。他的勤勉获得了丰厚的回报，在同届30多个博士生中，他是唯一一个4年拿到博士学位的人，而一般学生需5至7年。他的毕业论文《中国的农村改革：理论与实证》，被舒尔茨教授誉为“新制度经济学的经典之作”。
1986年，林毅夫到美国耶鲁大学经济增长中心做了一年博士后研究。
正是在留美期间，林毅夫才得以与从台湾赶来的妻子陈云英团聚。1987年，林毅夫放弃了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教职和世界银行等多家国际机构的工作机会，携妻带子回到北京，成为大陆改革开放以来第一个从西方学成归来的经济学家。
很多人为他惋惜，当时国内没有研究伙伴，没有讨论和交流，甚至资料都难以搜集，如何做研究？他说：“我都知道。可研究是什么？就是要对不能解释的现象给出合理的解释。中国有的是这样的经济现象，这是最重要的。”他坚信中国将在21世纪崛起，这个过程需要知识分子参与，必须投身于其中。关于回来的决定，他“一点儿挣扎都没有”。
只为经世济民
林毅夫是在国际主流经济学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最多的华人经济学家之一，但他却不想仅仅做一个书斋里的学者，经世济民是他的夙愿。回国后，他进入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主要是从事中国农业问题的研究。他认为这是当时最好的工作，可以见证并影响中国社会。
农业对我国发展具有特殊的重要意义，林毅夫从研究中国农业问题开始走上经济学研究之路，奠定了他在国际经济学界的地位。
林毅夫的信念从未动摇，一种高度乐观的态度自始至终陪伴着他。他感到，国家正迈向全方位的改革，这更需要高水平的理论和教育。1994年，他与几位学者在北大创办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研究视野遍及发展经济学、农业经济学和制度经济学。
林毅夫认为，对改革开放的“中国奇迹”，现有经济学理论难以解释清楚，必须进行理论创新。中国改革开放能够成功，是因为摒弃了计划经济下以发展重工业为主的赶超战略，通过放权让利和体制革新，逐步找到符合本国资源禀赋条件的发展道路，使中国的比较优势得到了充分释放。与东欧国家的“休克疗法”相比，中国改革成功的重要保障是采取了一条代价低、风险小，又能及时带来收益的渐进道路。中国经验是“特殊的”，更是“一般的”，可以为其他发展中国家借鉴。
2004年6月21日，他告诉诺贝尔奖得主福格尔，中国将可能是世界第一个实现复兴的文明古国。对于中国的变化，他毫不吝啬地形容那是一个不曾有过的奇迹，“上世纪八十年代初，邓小平提出20年国民经济翻两番的战略构想，没有一个经济学家有信心，我也将信将疑，但实际上，我们已经超过了。”
2007年12月，林毅夫作为首位受邀的中国学者，在久负盛名的英国剑桥大学“马歇尔讲座”发表演讲。登上该讲坛的学者中，曾有14位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事实上，林毅夫被认为是中国离诺贝尔奖最近的人。
林毅夫还兼任50多个社会职务，他是全国工商联副主席，有机会在多个议政场合向高层提供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政策建议，涉及农业、国企改革和金融方面的种种问题。他的“新农村建设运动”、“在初次分配中体现公平”等建议，都成为国家决策的重要参考。
林毅夫坦言，自己的研究就是要回答亚当·斯密所提出的“国富、国穷”的大问题，而如果能以学术促进中华民族的复兴，将是一个知识分子莫大的幸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