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员们在想：“哎呀，如果新任的总督听说如此愚蠢的流言在咱们市里流传那可如何是好，就这一件事就可以使他气冲霄汉了。”医务督察突然变得面无人色：上帝知道他会想到哪里：说不定“死农奴”说的是在医院和其他地方流行的热病弄死的大量人口，那个时候可没有采取必要的措施应对热病啊，说不准乞乞科夫是总督公署派出来私下查访的官员……他把这个想法告诉了民政厅长。民政厅长驳斥说这个想法简直异想天开，可是不一会儿他自己也突然面无人色了，因为他给自己提了一个问题：要是乞乞科夫买下的农奴真是死了的，这可如何是好？是他批准办的手续啊，而且他还做了泼留希金的代理人，万一这件事传到新任总督那里，这可怎么办？他把这个担心仅仅私下告诉了一两个人，把这一两个人也吓得马上大惊失色。恐惧比鼠疫更有传染性，转眼之间大家全都染上了。人人都开始在自己身上挖掘出甚至于从来不会犯过的罪过。“死农奴”这个词的含意十分难以揣摩，以至于大家还想到这是否暗示着那几具匆忙埋掉的尸体——不久前这里发生了两个人命案子。第一个案子是几个索里维切哥茨克商人到本市来赶集，做完生意之后举办宴会接待他们的朋友——乌斯其塞索耳斯克商人，宴会以俄国人的豪放加上德国人的花样举办，清凉饮料啊，潘趣酒啊，香液啊，应有尽有。宴会照例是以斗殴结束的。索里维切哥茨克商人打死了乌斯其塞索耳斯克商人，虽然后者在前者的肋上、胸前和肚皮上留下了一块块伤痕，以证明死者的拳头是奇大无比的。在胜利的一方当中，有一个人的鼻子让勇士们来说是被削掉了，也就是说，被砸扁了，剩下那一段只还有半指高了。事后商人们认了错，说他们稍微胡闹了一下。有人传言，投案的时候他们每人孝敬了四张一百卢布的钞票。可是，此案实难了然。侦查和审讯的结果是，乌斯其塞索耳斯克的小伙子们是被煤气熏死的；后来，也就把他们作为煤气中毒死亡的人掩埋了事。另一个人命案子是刚发生的，案情是这样的：虱傲村的国有农奴联合阉猪村以及好斗村的国有农奴把一个叫德罗比亚日金的县警官杀死了，听说是因为这个县警官往他们的村子里跑得太勤了，他来一次就跟闹一次传染性热病一样，因为这位县警官乃好色之徒，看中了村里的大姑娘小媳妇们。不过案子的详细情况无从得知，尽管农民们在供词中直截了当地说县警官的骚劲儿跟雄猫一样，让他们防不胜防，有一次眼看着他钻进了一户农民家里，被赤条条地赶了出来。当然啦，县警官理应为他的风流韵事得到训诫，只是虱傲村和好斗村的农民也不该发生造反的事情哪，如果说他们真参与了这桩杀人案的话。只是案情并不清楚：县警官是在大路上被发现的，身上的制服或者是长礼服已经成了抹布，面目也已经辨认不出来了。案子先在地方各级法院审理了一段时间，后来到了省高级法院，法官们私下里议论了一下，意见如下：农民中谁参与了杀人案，不得而知，要全抓吧，人又太多了；德罗比亚日金呢，即便官司赢了，他也死掉了，对他也没有好处；农民们呢，都还活着，官司输赢，对他们关系重大；所以，案子便这样判了：县警官欺压虱傲村和好斗村的百姓，理应受处；死呢，是他在回家的雪橇上，中风所致。事情本来办得挺周全，但是官员们却不知道怎么突然觉得现在的问题可能就关联到了这些死人。真是福无双至，祸不单行。官员先生们的处境本就窘迫不堪，这个时候省长又同时收到了两封公文。一封是这样的：根据供词和密报，有一制造假钞者目前以各种化名潜藏于本省境内，务必马上严加搜捕。另一封是邻省省长的公文，称有一强盗畏罪逃脱，贵省如发现形迹可疑、既无证件又无护照者，务请立即予以逮捕。这两封公文让大家心惊胆战。原先的结论和猜测都被打乱了。当然这怎么也不能认为跟乞乞科夫有什么关系，可是每个人略加思索之后，都记起来，他们确实还不知道乞乞科夫是个什么人。乞乞科夫本人呢，也对自己的来历含糊其辞。他讲过他因为廉洁奉公受到迫害，但是这话有点隐晦不清；大家还想起来，他甚至说过有许多敌人想把他置之死地而后快。于是大家可以推断：这么说，他的生命处在危险之中了；这么说，他是被通缉了；这么说，他一定干下了什么坏事……他究竟是个什么人呢？当然，不能认为他会制造假钞，更不能认为他就是强盗——他的相貌很忠厚嘛；可是不管说什么，他到底是个什么人呢？官员们就如此问了自己一个本应一开始也就是说在本书第一章里就问的问题。因为大家决定去找与他买卖的人打听打听，起码弄清这是一笔什么样的交易，他把这些死农奴看成什么东西，看他是否对谁说明过或在无意中吐露过真正的意图，是否对谁提到过自己的真实身份。开始找的是科罗博奇卡，但是所得甚少：她说：他给了十五卢布，他还收购家禽羽毛，还答应来收购别的东西，还说他向公家供应猪油，肯定是一个骗子，因为之前也有一个人自称收购家禽羽毛和向公家供应猪油，结果把大家给骗了，还骗了大司祭太太一百多卢布。她说了不少，只是颠来倒去就是这几句话，官员们只能认为科罗博奇卡是一个稀里糊涂的老太婆。玛尼洛夫的答复是：他敢永远为帕维尔·伊万诺维奇担保，就像为自己担保一样，要是能得到帕维尔·伊万诺维奇美德的百分之一，他情愿付出所有家产，他还眯着眼睛补充了几点关于友谊的宏论。这几点宏论足以说明他的朋友情意，可是对官员们来说却不能说明真正的问题。索巴克维奇的答复是：他认为乞乞科夫是一个好人，他卖给他的农奴都是精心挑选的，从各方面来看都是活人；他不能担保以后会发生的事，要是他们在迁徙途中死了，那可就怨不了他了，那是上帝的意思，而像热病和各种致命的疾病有很多，甚至还有整村死光的例子。官员先生们还采用了一种不太高明的手段，这种手段有人也会偶尔用一用，那就是通过仆人之间的来往，去探听一下乞乞科夫的下人，从他们那里得知主人从前的生活和一些细节，但是得到的也不多。从彼得卢什卡那里他们只能闻到卧室的臭味儿，从谢里凡那得到的是，老爷原来是一个官员，在海关上当过差。这个等级的人有一种非常古怪的习性。如果直接问他什么事，他从来不会记得，而且永远也听不明白，甚至会干脆说不知道。如果问他没用的呢，他就会东拉西扯，说个没完没了，连你不想知道的详细情节也会牵出来。官员们的调查结果只揭示了一点，也就是他们大概无法知道乞乞科夫的身份，而乞乞科夫肯定是有点什么名堂的。最后他们决定彻底讨论下这个问题，最少该确定今后应该干什么、怎么干，采取什么办法弄清楚他到底是一个什么人：是一个应当作为不良分子逮捕起来的坏人呢，还是一个反过来能把他们作为不良分子关起来的好人。他们决定到警察局局长家里聚在一起共商此事，读者已经知道，警察局局长可是本市的慈父和恩人哩。
§§§第十章
聚集到读者已然熟知的本市的慈父和恩人警察局局长的家里之后，官员们方才有时间相互指出他们被这些操劳和惊恐都弄瘦了。真的，新总督的任命以及所收悉的如此重要的公函，还有这些真假难辨的传闻，这一切确实在他们的脸上印下了明显的痕迹，许多人身上的燕尾服已经明显地变肥了。影响是如此显而易见：民政厅长瘦了，医务督察瘦了，检察长瘦了，连一个从来都没人直呼其姓的什么谢苗·伊万诺维奇——他的食指上总是戴着一只宝石戒指经常展示给太太们观赏，甚至连他都瘦了。当然，在任何地方都有胆量不小、从不会失魂落魄的人，只是这种人是绝无仅有的：在这里只有邮政局长一个。只有他没有改变平时那种稳健的性格，而且在此类场合总要说一句：“我了解你们这些总督！你们也许像走马灯一样来去匆匆，可我呢，我的先生，我在这个地方已经稳稳当当地坐了三十年啦。”
听到这话，通常别的官员们会指出：“你当然好啦，施普列亨·济·德伊奇，伊万·安德烈伊奇。你负责邮政，收发信件。你顶大的毛病是让邮局提前半小时关门，让来办事的人扑个空；要不就是一个商人在规定的时间之外来寄信，你收人家一点儿什么；要不就是发错了一个不该发的邮件——干这种工作随便是谁都能成为圣贤的。可是如果天天有个鬼在你的手边转悠，你本不想拿，他就往你手里塞，那你试试。你当然没有大问题，你就一个儿子嘛，可是我呢，我老婆普拉斯科维亚·费奥多罗夫娜那么有福气——一年生一个：不是姑娘便是小子；要是你处在这种境地，老兄，那就该唱别的调儿了。”官员们是这样说的，至于究竟能不能抗拒魔鬼的诱惑，这个问题的判断可就不是作者分内的事了。在举行的这次会议上很明显地缺少了俗语中称为主心骨儿的那种东西。一般说来，我们好像天生就不配享受议会制。在我们开的各种会议上——从村民的大会到各种学术委员会以及其他的委员会——如果没有一位主持的首脑，那肯定是乱得一塌糊涂。很难说这是为什么，看来我们的民族性就是这样的。只是为了吃吃喝喝而聚集在一起的会——像俱乐部和公众场合的各种餐费自理的聚餐会都能开好；但是我们随时都会有做一番壮举的愿望。我们会心血来潮地像刮风一样地创办慈善会、奖励会，还有各种说不上名堂的会议。目的即便是好的，却办不成任何事情。也许是因为我们略一尝试就会感到心满意足，认为一切都已经大功告成了吧。比方说，我们成立了一个慈善会来救济穷人，募集了非常可观的一笔款子之后，我们马上就会设宴款待市里的各种达官贵人以纪念这种善举，不用说，这要用去一半的捐款；剩下的那部分捐款呢，立刻就会被用来为委员会租一座既有取暖设备又有门房伺候的豪华房舍，最后只剩下五个半卢布给穷人，而且在这笔钱的分配问题上，也并不是所有委员的意见都能取得一致，每个委员都想把自己的干亲家什么的塞进救济名单里。但是现在这个会的性质是截然不同的：这会是因为必须才开的。问题并不涉及什么穷人或旁人，而是涉及每一位官员本人，涉及一次对大家具有威胁的灾难，因此这里不管是否愿意都更加同心同德，但是，就算这样，结果还是一塌糊涂。各种会议不会缺少的意见分歧就不说了，与会者的发言也常常是莫明其妙的优柔寡断：有一位刚刚说乞乞科夫是造假钞票的，之后又自己补充说：“也许不是。”另一位则断定他是总督公署官员，可是立刻又加了一句：“但，谁知道呢，从脸上也看不出来。”
有人猜测或许他是乔装打扮的强盗，马上遭到了一致的反对。大家说，不说相貌——他的相貌就是忠顺的，他的言语里也没有能表明他是一个暴徒的东西。邮政局长深思熟虑了几分钟以后，也许是因为突然来了灵感，或许是因为其他的原因，出人意外地叫道：“先生们，你们知道他是谁吗？”他的叫声里有一种震撼人心的力量，大家异口同声地喊出了一个词：“谁？”
“他呀，各位，我的先生们，他不是别人，他是科佩金大尉！”
大家又立即异口同声地问：“这个科佩金大尉是什么人？”
邮政局长说：“怎么，难道你们都不知道科佩金大尉是什么人吗？”
大家说真的不知道科佩金大尉是什么人。“科佩金大尉嘛。”邮政局长说了半句话，停了下来打开了鼻烟盒。鼻烟盒只打开了一半，他害怕旁边人会把手指头伸进去。他不相信别人的手指头是干净的，他甚至还常常在开鼻烟盒时说：“老兄，我们知道，您的手指头也许摸过什么地方，但鼻烟可是要求保持干净的东西。”他抹完鼻烟后继续说：“科佩金大尉嘛，这要是说起来，对随便哪位作家来说，都是极为有趣的，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一篇小说。”
在座的全都表示要听听这个故事，或者如邮政局长说的，对作家来说极为有趣的某种意义上的小说。于是他开始讲了起来：
科佩金大尉的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