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16日八路军总部通电全国，揭露日军在华北“扫荡”，实行杀光、烧光、抢光的“三光”政策，其野蛮暴行令人发指，呼吁各界救华北同胞。
面对八路军成功的游击战，在华北“扫荡”的日军一次一次无功而返。这些恼羞成怒的禽兽们开始了在根据地实施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根据地军民为此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20世纪30年代的华北地区包括晋、冀、鲁、察、绥五省和北平、天津两市，总面积约102万平方公里，约占全国的1/11；有耕地3.16亿亩，约占全国耕地面积的1/4；人口7620余万，约占全国人口的1/6，超过日本全国总人口。
华北地区物产丰富。小麦产量占全国1/3，棉花产量约占全国的1/2，煤产量约为全国的45%，盐产量约占全国的1/5。工厂企业也较多，其中纺织厂约占全国的1/5，面粉厂约占全国的2/5。交通条件也较好，铁路总长度约占全国的一半，公路长度约占全国的1/6。此外，还有享誉世界的天津、青岛、秦皇岛、烟台、威海等天然良港。
在中国的经济中，华北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所以，在夺取东北之后，日本立即从经济资源着眼向华北进行扩张与掠夺。
山西是日本侵略的一个重要目标，那里既有重要的战略物资，又是八路军的主要根据地之一。为了巩固对山西的占领，日军在山西制造了一系列恐怖的流血惨案。
日军在城内见房即烧，见物就抢，大批民房店铺成了废墟，财物被劫一空。1940年7月9日，在沁水县城的日军第四十一师团有岗部五名日本兵在汉奸带领下，来到西山村，将近百名村民驱入一座院内的各个房间，然后自己带上预先准备好的防毒面具，向各个房间施放毒气弹，院内群众全部中毒而死。
1940年9月13日，日军在平定县马家庄用刺刀将村民140余人逼至下街张庆深家圈房内，把门锁住，在周围堆满木器家具和柴禾，最后泼上汽油，点火燃烧，圈房内群众在熊熊烈火中被烧成焦炭。
1940年10月2日，日军在昔阳县南北都界河，把抓住的75名抗日军民全部用麻绳捆住，活活埋进事先在县城边西河挖好的土坑里。
1940年农历11月19日，一名日军在和顺县白云村想强暴一名农妇，他嫌农妇抱着的一名四五岁女童碍事，竟然夺过该女，抓住她的脚踝，拎起后猛摔在台阶上。女童一声未吭，就七窍流血地死去了，他的母亲也未能逃脱魔爪。
1940年12月23日，日军血洗兴县城乡，在西关桥郭家沟村要把一群妇女赶进屋里强奸。有个七八岁的女孩死死拉住其妈妈不放，却被一个日军抓住她的脑袋，猛地撞向身旁的石墩，当即脑浆混合着鲜血流了一地。
1940年10月25日，日军烧毁定襄县兰村的房屋2000多间。抗战八年间，日军对许多村庄反复“扫荡”，仅兰村一地就遭日军的“扫荡”达13次，该村房屋财产也先后被烧13次。
1940年12月31日，几名日军在岚县草子寨抓住年仅4岁的女孩，竟然丧心病狂地打赌，看谁力气大，能将女童撕成两半。当即一名日军上前按倒女童，用两脚踩住其左腿，用双手提起其右腿，任凭女童惨叫凄厉，在同伴的叫好声中，就像撕鸡一样，硬是将她活活撕裂，然后像肉店那样，把碎尸搭挂在墙头上。同日，在岚县踞子寨，日军在奸杀了一名青年妇女后，又将其趴在尸体上哇哇哭着要吃奶的婴孩穿在刺刀上，然后走到大街上，让同伴欣赏婴孩在刺刀上手脚乱动的惨状。
1940年冬，日本华北派遣军指挥机关向山西中部“扫荡”的日军下达“三光命令”：
这次作战目的，与过去完全不同，乃是在于求得完全歼灭八路军及八路军根据地内的人民，因此凡是敌人区域内的人，不问男女老幼，应全部杀死；所有房屋，应一律烧毁；所有粮秣，其不能搬运的，亦一律烧毁；锅碗要一律打碎，水井要一律埋死或投下毒。
河北省藁城县南部有个梅花镇，日军曾在梅花镇烧杀淫掠持续了四天三夜。据统计，共有1547人被杀，占全镇人口的60%，有46户被斩尽杀绝。很多人被挖眼、割耳、割舌、剁脚、砍臂，尸体残缺不全，惨不忍睹。有600余间房屋被烧毁，抢掠牲畜、粮食等财物无数。
地处丰润县城60里的潘家峪村，处燕山山脉的腰带山东麓，这里曾是冀东一个抗日民主政权的主要活动基地，经常给前来“扫荡”的日伪军以沉重打击。为此，日军对当地人民恨之入骨，必欲灭之而后快。在一次血腥“扫荡”中，共有1237人被烧死、炸死和枪杀，其中一半以上是妇女儿童，很多人家被斩尽杀绝。全村房屋被烧毁1100多间，财物不是被掠去就是被烧毁。
日军为了“确保满洲”，便将在东北实行的“归屯、并户”措施搬到长城线上。他们修筑了大量封锁沟、封锁墙和碉堡，并焚毁很多村庄，残酷地制造了许多“无人区”、“无人村”，搞所谓的“民匪分离”。
冀东长城线两侧“700里无人区”，是当时日军制造的最大“无人区”。1941年8月上旬，日军华北方面军新任司令官冈村宁次在北平召集了兵团长会议，决定在冀东建造“无人区”。其范围西起古北口，东止山海关，共长350公里，南北宽约30公里，面积约1万平方公里。广及滦平、承德、兴隆、平泉、凌源、青龙、密云、遵化、迁安九个县。
为了制造“无人区”，日军疯狂地推行灭绝人性的“三光”政策。除了进行大规模的军事“扫荡”、“围剿”外，还专门组成快速部队，血腥屠杀无辜群众。
冈村宁次的华北方面军在制造“700里无人区”的过程中，用暴力、刺刀逼迫老百姓离开他们世代生活的家园，迁入变相的集中营——“集团部落”。对于那些不进和延误期限迟进“集团部落”的人，日军见一个杀一个。还把他们规定的“无人区”里的房屋烧光，财物抢光，甚至树木也要烧光，造成一块开阔地，使人无法藏身。“无人区”方圆几十里内，见不到一个人影，见不到一丝炊烟，听不见一声鸡鸣犬吠。田野里长满蒿草，村村镇镇只见残垣断壁。乌鸦在空中盘旋，饿狼在草丛中穿行。在“集团部落”里，日军用各种***恐怖手段，把老百姓像牛羊一样圈起来，并对他们横加奴役迫害。人们愤怒地把这种“部落”称为“人圈”。
“人圈”四周是高墙，墙上架满电网，围墙四周和大门顶上筑有碉堡，由日军严加把守，限制出入。“人圈”的居住环境十分恶劣，日军规定由各户自建住房。老百姓被赶进“人圈”时，财物已被搜掠一空，哪有力量盖房？只好搭个马架子窝铺。冬天风雪袭来，四面通风的窝铺冰冷彻骨，很多人被冻伤冻死。仅兴隆一县，几年中就冻死1000余人。到了夏天，遍地污水粪便，泥泞发臭。苍蝇、蚊子、老鼠、臭虫、虱子恣意肆虐，鼠疫、伤寒、霍乱、痢疾广为流行。遵化县新立村一个“人圈”，因传染病而死亡者达530余人。那时节，家家停尸，户户嚎哭，十分悲惨。当时“人圈”中流行着一首凄惨的歌谣：“三间马架房，四面没有墙，冬夏都难熬，人人愁断肠。”被赶进“人圈”的老百姓，生活没有着落。由于“人圈”周围被划定允许耕作的土地少得可怜，其中还有相当部分被占用来挖封锁沟，筑封锁墙，因此真正能租到或借用的土地微乎其微。农民失去土地，就等于失去了生活来源。老百姓只能靠极少的收成过日子，连橡子面、谷糠也不能吃饱，许多人被活活饿死。
兴隆县大水泉的“人圈”一年内就饿死200多人，占全“圈”人口的20%。厂沟的“人圈”两年内饿死265人，占全“圈”人口的38%。日军对“人圈”控制极严。“人圈”内实行“保甲”制度，30户为一保，10户为一甲，有些地方甲下还设有牌，分别设保长、甲长、牌长，有一人出事，就互相牵连。还要老百姓参加“自卫队”、“协和会”、“道德会”之类的组织。成年男子发给“良民证”，规定要服劳役，包括修公路、筑碉堡、开矿、挖封锁沟、上“圈”墙守夜。许多人不堪重负，劳累致死。日军在“人圈”内实行“大检举”制度，经常有人被加上“政治犯”、“思想犯”、“经济犯”、“偷运犯”、“可疑分子”等莫须有的罪名惨遭杀害，有时“大检举”后就进行集体屠杀。日军在对“人圈”内男性老百姓大肆屠杀的同时，对妇女则百般凌辱，奸淫妇女竟成了公开合法的事。日军勒令人们必须“门户开放，夜间也不得关闭”，以便他们任何时候都可到老百姓住宅去奸淫妇女，如稍有不从，就会被扣上“通匪犯”的罪名遭到杀害。妇女因不堪侮辱而自杀或因抗拒侮辱被杀的事，屡屡发生。据一个“人圈”的统计，十之八九的妇女遭到过侮辱，有很多人无数次地遭兽兵奸淫。在被侮辱的妇女中，患性病者高达30%。
为了镇压中国人民，日本帝国主义确实用尽了一切最残酷的手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