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云：齐家治国平天下。列在首位的，自然是治家。
一个人如果连家庭关系都处理不好，那么治国平天下就属妄谈了。曾国藩出生在书生世家，深谙此道。曾国藩继承了曾家的持家传统，并发扬光大，总结出了著名的曾家“八宝饭”
蛮夷之地出人杰
湖南省地处中国中南部，长江中游，地理上属于华中地区，省会为长沙，因鱼和大米产量很大，号称鱼米之乡，因地处洞庭湖以南得名“湖南”，又因湘江贯穿全境而简称“湘”。湖南历史悠久，旧石器时代有人类活动，古为苗人、越人和楚人的生活地区。西周时期为楚国南部。唐广德二年（764年）首置湖南观察使。至此，中国行政区划上开始出现湖南之名。湖南自古便是蛮荒之地，虽然以勤劳著称的湖南人世代耕耘于斯，但直到唐宋之际仍是朝廷流放犯罪官员的清绝地。大量贬谪官员给了湖湘大地以丰厚的养分，也造就了“先忧而后乐”的岳阳楼精神。三国时期，湖南曾是吴蜀长期争夺之地。吴国周瑜长年驻守岳阳，如今岳阳还留有其妻小乔之墓。蜀国诸葛亮也曾镇守零陵，并在此地物色到他的接班人蒋琬。蒋琬可谓湖湘人物见诸史册中的“破天荒”者。民间更有意思，当年黄忠守长沙，刘备大军到时，黄忠不战而降，然而，人们爱其忠，赞其勇，偏偏创作出一曲经典“关公战长沙”。长沙乃四战之地，无险可守。素有“纸糊的长沙铁打的宝庆”一说。长沙北靠洞庭长江，南倚衡岳五岭，东西皆山，实乃一蔽塞之地。故而即便是人文荟萃，也难以扬名立万。到唐代之时始有“破天荒”之说。
宋代文学家孙光宪的《北梦琐言》和学者邵博的《邵氏闻见后录》记载，唐代每逢大比之年，凡参加进士考试的举人，均由地方解送赴京应试，当时荆州“衣冠薮泽，每岁解送举人，多不成名，号为‘天荒解’”。
关于破天荒，其实是有一个典故的。“天荒”实为一讥讽之名，其意为原始混沌未开的状态。直到唐宣宗大中四年，长沙人刘蜕中了进士，破了“天荒解”，故称为“破天荒”。时任荆南节度使的魏国公崔铉特地赏给刘蜕七十万贯钱以示奖励，名之为“破天荒钱”，以建状元府第。刘蜕回信答谢，辞而不受：“五十年来，自是人废；一千里外，岂曰天荒。”这样，“破天荒”就流传至今。
此后，刘蜕以直言进谏不畏权贵名世，在文学成就上以散文卓著，且自成一家。
一直以来，湖南人高中科举的人不多，直至宋代，依然如故。然而，由于当时的宋代实乃半壁江山，文化南移，著名书院岳麓书院在长沙设立，吸引了省外许多著名士人来此讲学，如福建的张栻、朱熹，自此开湖湘学派，一时蔚为大观。在外做官多年的永州人周敦颐也回乡讲学，此人开理学之先声，启迪了宋明时代几大著名学者如朱熹、程颢、程颐二兄弟、陆九渊等人，被尊为“理学鼻祖”。明末之际，衡阳人王夫之崛起，船山之学盛行。曾国藩早年求学即在衡阳，深为船山学术所折服，后来在军事之余，竞亲自校阅《船山遗书》，刊印成书。
人们不禁要问：此前数百年，为何湖湘人物“罕见史传”？这其中，一个重要因素就在于湖南的地理位置。由于长期以来，湖南与湖北一直是合二为一的。在清代设“湖广总督”，督署设在湖北，湖南士人考试要过洞庭，跨长江，去湖北投考。其间之艰难今人难以复知，多少人就葬身在八百里洞庭湖的疾风巨浪之中。当年曾国藩从湘乡一路步行到北京，就走了八十多天，更何况在此之前道路艰险的时代，赶考之艰难，非比一般。直到清代雍正皇帝听取官员的陈情，在湖南开设分闱，史称“南北分闱”，才解除了湖南士人读书成名之难。由于朝廷中长期缺少湖南人的声音，湖南士人即便中了科举，在那个注重血亲关系的帝国时代，也难以出人头地。但地理位置与湖南相似的江西就不一样。唐宋间，由于朝廷许多重要官员都是江西人，如王安石、欧阳修、曾巩，所以当时江西人才辈出。“朝中有人好做官”正是对这一现象最好的诠释。曾国藩在京城立稳脚跟之后，对湖南士人格外关照，无疑是有鉴于这样一个历史教训。
浪子回头金不换
清嘉庆十三年，岁次戊辰，公元1808年。湘乡县南一百三十里外一个名叫白杨坪的偏僻山村迁来一户人家。新迁来的户人家姓曾，共有十几人，属中等人家，这家人的长者被人称为竞希公，已经过了花甲之年，他慈眉善目，白须飘逸，好像是仙人降临凡间。
曾孟学是曾家在清初最早迁到湖南湘乡的祖先。曾孟学六世孙曾应贞生了六个儿子，其中第二个儿子曾辅臣便是曾国藩的高祖。曾辅臣娶妻蒋氏，二十一岁得独子曾竟希（曾国藩曾祖），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五十五岁时故去。白杨坪即成为曾国藩的老家。曾竟希有两个儿子。曾国藩祖父曾玉屏（族中称其号为星冈公）是他的第二个儿子。
前面我们已经说过，曾玉屏生有三子。长子即曾国藩之父曾麟书，次子早卒，三子曾骥云未曾生育。曾麟书生有四女五子。曾国藩为老二，上有一姐，下有四弟三妹，因最小的妹妹早天，实际兄弟姐妹八人。
曾氏祖籍衡阳，世代都是农民，靠天吃饭，几百年来饥饱自然不会均衡，更别说摆脱贫困的生活了。到了曾竞希的祖父曾元吉时，经过夫妻俩一生的勤俭操劳，家业才日渐发达。曾家不仅在湘乡大界盖起了几处宅院，还在衡阳青定塘湾买了四十亩薄田。在农业社会里，置购房产自然是经济实力的主要体觋。曾元吉年老时，将自己辛勤了一辈子所积累的家业，包括大界的宅院和土地，全部分给了子孙。为不拖累后代，曾元吉仅留下衡阳的四十亩地作为养老送终之用。
曾竟希是曾辅臣的独子。曾竟希在父亲去世三十二年后的嘉庆十三年（1808年），自己六十六岁时，率全家十余口人离开与其他五房聚居的老家，搬到了湘乡县南百余里外的偏僻山村白杨坪，成为曾氏家族白杨坪始迁祖。白杨坪也成为绵延五世、曾国藩离家出仕后魂牵梦绕的老家。此后，他多次在诗文中追忆此地：我家湘上高嵋山，茅屋修竹一万竿。
最是故园难忘处，待莺亭畔路三叉。
莽莽寒山匝四围，眼穿望不到庭闱。
絮漂江浦无人管，草绿湖南有梦归。
按照中国人的传统观念，一般情况下，是不会随便离开故土的。曾竞希在六十六岁时能下决心离开祖居搬到条件更为艰苦的偏远山村白杨坪，可推知他在原居地的生活不会十分安逸富有。有两种可能：一是他购买了白杨坪便宜的土地；一是他在原居地的生活发生了某种变故或日益艰难，方举家前往山区开荒谋生。
曾竟希次子、曾国藩祖父曾玉屏，号星冈，少时秉受家训，勤奋好学，但长大后由于家庭稍微宽裕，便沾染上不少坏习气。他有书不读，沉湎于嬉戏游玩，经常骑着马到湘潭街上，与那些纨子弟混在一起，常常是太阳升起一丈多高，他还没有起床。因此家族长辈都讥笑他轻浮浅薄，恐怕今后会把家财败掉。曾玉屏听到这些指责与预言，深感不安。
湘潭是湘中著名的都会，南宋以来一直作为县城所在地。它地处湘江中游，舟楫所至，四季通航。早在明代，诗人周圣权在《题万楼》中歌咏湘潭：岸花明媚接芳洲，三月江风送客愁。台阁初成延胜迹，山川有待识名流。野烟窈窕村中树，帆影参差槛外舟。清绝潇湘春唱和，竞将韵事一齐收。
清人张九镒在《昭山》中亦写道：西风一片写清秋，两浆飞随贴水鸥。摇到湘头望湘尾，昭山断处白云浮。湘潭的秀美山川可以从诗中想见。从湘乡到湘潭不足百里路程，如果跃马扬鞭，就更为方便了。
在传统的农业社会里，一个人的名声比他所具有的各种“本事”都重要得多。年长人的讥笑刺中了曾玉屏的心，他真的不希望曾氏家族多少代人的努力毁于自己的手中。于是反躬自责，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将马卖掉，徒步回到家中。从此以后，每天东方未晓时就起床来到农田，一生如此，再没有懒惰过。这就是曾门家训中的“早”字诀。
俗话说，“浪子回头金不换”。“自责”后的曾玉屏简直像变了个人。湘乡地处丘陵地带，全县一半以上的土地都是凹凸不平的山丘。在这块土地上，除了靠天吃饭外，还必须用勤劳的双手。曾玉屏像“愚公”一样，开始了在山丘上造梯田的尝试。其艰难的过程真可以感动上苍。曾国藩后来回忆说：三十五岁那年，他在高嵋山下盖了一间简陋的小茅屋。那儿的梯田坡陡高峻，田块的面积小得简直和瓦片一样。他开山凿石，拓荒，将十几块小田块连接成一片大田地。他夜晚亲自放水，听虫鸣鸟叫以知节气，观察禾苗上露水的情况，以此为乐。曾玉屏还种了半畦蔬菜，每天早晨亲自除草，傍晚又叫佣工施肥，走进屋内喂猪，出得屋来又养鱼，这样那样的事，从没有停过。
在辛勤的耕耘中，曾玉屏对自己的劳动果实十分自得。他悟出这样一个道理：凡是自己亲手耕种收获的粮食、蔬菜，吃起来味道特别鲜美；凡是自己历尽辛苦得到的，享用起来也特别的心安理得。
世德明训育子孙
曾玉屏过着乡居地主兼自耕农的生活，家庭经济条件也逐渐改善，为他的子孙后代的耕读生活奠定了基础。
曾国藩世代务农的祖先，包括始迁湘乡、积聚数千金产业的曾国藩太高祖曾元吉在内，均未发现有关他们社会地位的记载。直到曾国藩为其祖父曾玉屏作的《大界墓表》中，才看出以曾玉屏为代表的曾家在地方上的地位。
曾玉屏在地方上属头面人物。勤劳磨练了曾玉屏，曾玉屏也在勤劳中得到了大自然的回报。当曾玉屏把鳞甲一样的小山丘改造成相连的田地时，乡里人开始对他刮目相看了，一开始是怀疑，后来都竖起了大拇指，佩服他的精干，而村中乡邻有什么难为之事，也都找他来排忧解难。
曾玉屏之所以能具有这样的社会地位，原因是多方面的。
首先，曾玉屏以筑宗祠置祀产之举成了曾氏宗族组织的领袖。曾玉屏是将曾氏族人组成宗族组织的倡导者。曾氏宗族历来没有祠堂。乾隆二十九年（1764年），曾元吉去世后，他的四十亩田被六房长孙均分来收取地租，后来改为曾家的祀产。
嘉庆年间，在曾元吉之曾孙曾玉屏（曾辅臣之孙、曾竟希之子、曾国藩之祖）的积极主张和活动下，曾氏族长曾尊三、曾以彰召集族人，定议拿出一年应分的四十亩田租，置田十亩作为供曾元吉清明祭祀的公产。翌年，曾氏宗族又将曾元吉留下的青定塘湾的四十亩田也作为祭祀的公产使用。也就是说，六房合置的十亩加上曾元吉身后的这四十亩，共五十亩公产，成为维系曾氏宗族祭祀助学等活动的经济基础。在这里，所谓“族长”只是指族中耆老、长辈，起积极推动乃至决定作用的是曾国藩的祖父曾玉屏。特别是曾玉屏强调要“独隆于生我一本之祀”，“后世虽贫，礼不可隳，子孙虽愚，家祭不可简也”，更显示了他在宗族中的领袖地位。
其次，曾玉屏是当地有经济实力又有威望的人物。曾玉屏在地方能够随时随地修桥补路、恤孤济贫；在宗族能够首倡筑宗祠置祀产，说明他与其父曾元吉迁至白杨坪后经过一段艰苦的开山创业、勤俭积累，具有了一定的经济基础，赢得了当地人的尊重。
难得的是，曾玉屏并不是为富不仁之人。他本人早年失学，未能读书博取功名，年既长而经济条件有所改善，遂“引为深耻”，令子孙出就名师读书，且喜好“宾接文士”，与“通材宿儒”密切往来，对“老成端士”乃至一应读书人均“敬礼不怠”。
曾玉屏又重视搞好亲缘、地缘关系，“旧姻穷乏，遇之唯不隆”；“乡党戚好，吉则贺，丧则吊，有疾则问”，帮财帮物助力。
这些，都提高了他在地方上的威望。以此，曾玉屏凭曾氏宗族领袖、地方权威人士的身份成为湖南湘乡白杨坪的地方精英。换言之，曾国藩家自其祖父时起，即在湖南湘乡白杨坪拥有地方精英之家的社会地位。
曾国藩的祖先保持和传承着农民俭朴、忠厚的传统。
曾玉屏在曾国藩初点翰林步人仕途时，对曾国藩的父曾麟书说：“吾家以农为业，虽富贵毋失其业。彼为翰林，事业方长。吾家中食用，无使关问，以累其心。”《曾文正公年谱》的作者写道：“自是以后，公居京城十余年，未尝知有家累也。”曾玉屏还一直坚持种菜、拾粪，不丢“勤俭”二字。曾国藩进京离家时，侍祖父于阶前，请求教训。曾玉屏“要言不繁”，只说了一句影响曾国藩一生的大白话：“尔的官是做不尽的，尔的才是好的，但不可傲，满招损，谦受益，尔若不傲，更好全了。”
曾玉屏此类警句式的大白话还有不少。如“晓得下河，须晓得上岸”，又如“怕临老打扫脚棍”。说的是做人处事要留有余地。这些话，后来都成为曾国藩为人处事的座右铭。
曾国藩从潜移默化到主动自觉地效法祖父乃至祖先，他说：“吾家代代皆有世德明训，唯星冈公之教尤应谨守牢记。”“余常细观星冈公仪表绝人，全在一重字。余行路容止亦颇重厚，盖取法于星冈公。”
且将艰巨付儿曹
家庭对于后代的影响是不可忽视的。在某种程度上来说，一个家庭的传统对后人的影响是非常大的。好的家庭传统，能够使这个家庭兴盛不衰，人才辈出。大致而言，官宦人家的子弟多骄，多颐指气使，盛气凌人而不肯实干，因而很难有大的作为；商贾人家的子弟多奢，往往沉溺于享乐之中，乃至饱暖思淫欲，也很难振作精神，干一番事业；工农家庭的子弟由于社会地位低微，生活范围狭窄，虽多朴实却被限制了眼界；读书人家庭虽知书明理，眼界较宽，却往往缺少吃苦耐劳的品德。比较下来，似乎只有半耕半读或半工半读家庭的子弟，比较有出息。
曾门家教有良好的传统。有记录可查的能上溯七代，到曾国藩的父祖辈，事迹更多起来。他的父亲曾麟书承继家业，是曾国藩常常挂在嘴边的。
曾麟书，字竹亭，名毓济，是曾星冈的长子。曾玉屏悔恨自己少年不努力读书，不惜代价，培养儿子读好书，高中功名。无奈曾麟书的天资较差，终日苦读，先后参加过十七次考试，耗去大半生精力和光阴，直至四十三岁才补上个县学生员。就在曾麟书荣登秀榜那年，儿子曾国藩也随父应考，得了个备取贡生，第二年便考取了秀才。曾麟书熬上个秀才，就算到顶了，心力皆已瘁尽，而儿子中秀才的第二年便中了举人。自己明知远远赶不上儿子了，于是放弃再考，安心在家当了教书先生。
曾玉屏见到曾国藩比儿子要有出息，也应了死去父亲的“梦麟之兆”（即梦蟒），加倍培养孙子，终于把曾国藩送上了科举之途的顶端，中了进士，点了翰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