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观画——构造社会现实：人们难以客观地反映社会现实
美术馆里有一幅以亚当和夏娃为主题的画。
一个英国人看了，说：“他们一定是英国人，男士把好吃的东西分享给女士。”
一个法国人看了，说：“他们一定是法国人，多么浪漫啊，情侣裸体散步。”
一个俄罗斯人看了，说：“他们一定是俄罗斯人，他们没有衣服穿，吃得很少，却还以为自己生活在天堂！”
趣评
对于同一幅画作，由于参观者的国籍不同，在既有的思维意识和文化传统的左右下，他们为画作提供了不同的解释。
笑话中的心理学
在法庭上，常会出现这样的情况：针对同一件事情，被告和原告在描述时，使用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措辞。在被告的描述中，被告是出于正当防卫才会对原告造成人身伤害；而原告在重现事实的时候，则把被告描述为鲁莽的、不怀好意的攻击者。虽然被告和原告经历的是同一事件，但对事件的解释却大相径庭。这便是心理学中所说的“构造社会现实”——每个人总是带着自己的知识和经验来解释情境，从自我认知和情绪的角度来表征事件，从而构造出不同的社会现实。
有这样一个经典的社会心理学的例子：“常青藤联盟杯”两支球队——普林斯顿大学球队和达特茅斯大学球队——之间进行了一场橄榄球比赛，结果普林斯顿队赢了。整个比赛过程非常粗野，犯规处罚也非常多，两队球员受伤都很严重。然而，比赛之后，两所学校的新闻报道对于比赛的描述却截然不同。
社会心理学家对这一现象非常感兴趣，他们同时调查两所大学的学生，给他们看比赛录像带，并记录他们就各队犯规次数所做的判断。结果，普林斯顿的大学生在观看比赛录像时，“看到”达特茅斯球队队员犯规次数是自己球队的两倍之多；而对于同样的录像，达特茅斯的大学生却“看到”双方犯规次数一样多。
虽然观看的是同一场活动，但是对于不同的学生来说，由于他们的学校背景不同，他们“看到”了不同的比赛。
由此可以理解，不论一家媒体标榜其多么客观公正，但是他们在报道新闻事件的时候，总会带着一定的倾向性，虽然没有直接表明自己的爱与憎，但是字里行间却流露出他们的立场与好恶。
这也启示我们，不要过于听信他人的一面之词。在对一件事情做出判断前，如果多参考一下更多人对于事实的复述，你所获得的认知会更接近事实的真相。
◎ 狡猾的富商——亲社会行为：乐于助人是人类的天性
有一个狡猾的富商死了，他的灵魂想要上天堂。
上帝就问他：“你为什么认为你有资格进天堂？你曾经做过什么好事吗？”
富商很理所当然地回答说：“我曾经掉了十块钱，滚落在乞丐的帽子里，我并没有向他讨回，这也算是一项善举吧！”
上帝又问：“只有这一件吗？”
富商赶紧回答说：“不！还有一次我看到了一个老太婆快饿昏了，我就给了她二十块钱！”
上帝回头问问天使：“这两件事是否在记录中？”
天使回答说有，富商点点头，满脸期待地望着上帝说：“现在，我可以进天堂了吧！”
上帝摇摇头，对天使说：“我们还他三十元，让他滚回地狱去吧！”
趣评
不论富翁当初的动机如何，他把钱送给了乞丐和老太婆的举动，都属于一种亲社会行为，只是这种亲社会行为有着太多利己的痕迹，更像是一种投资举动。
笑话中的心理学
亲社会行为又叫积极的社会行为，它是指人们表现出来的一些有益的行为。人们在共同的社会生活中经常会表现出类似这样的行为，如帮助、分享、合作、安慰、捐赠、同情、关心、谦让、互助等，心理学家把这一类行为称为亲社会行为。亲社会行为是人与人之间在交往过程中维护良好关系的重要基础，对个体一生的发展意义重大。
关于亲社会行为的动机，心理学家给出了如下四个方面的解释：
（1）利他主义：纯粹为了使他人获益，个体在做这种亲社会行为的时候并没有考虑到个人的安全和利益。
（2）利己中心：以自我利益为中心。某些人之所以帮助他人，是为了得到回报和报酬。
（3）集体主义：为了有利于某一特定群体。例如，人们可能会做一些帮助性行为来改善家庭、妇女联合会、政党等的处境。
（4）规则主义：有些人做亲社会行为是因为遵循宗教或习俗的原则。
美国心理学家E.威尔逊认为，亲社会行为倾向源于动物的遗传本能，亲社会行为在动物身上有很多体现。在蜜蜂世界里，工蜂会用叮的方式攻击入侵者，当它叮了入侵者以后，螫针就留在入侵者身上，而叮入侵者的工蜂就死掉了。虽然工蜂死了，但它的牺牲却增加了蜂群生存的机会。威尔逊同样认为，亲社会行为也是“人类本性”天生的部分，在我们的生存中起着重要作用，而且是无须学习的。
从行为主义的观点来看，亲社会行为不仅使我们能够获得来自社会的、他人的和自我的奖励，而且能够避免来自社会的、他人的和自我的惩罚。这会促使人们形成积极的社会价值观，有利于自身的身心健康，并有助于人们从友谊中获取很多的快乐。
亲社会行为会导致人与人之间出现互帮互助的现象，这对于维护与促进整个人类世界的稳定与繁荣是非常有意义的。例如，当一个地方遭遇自然灾害后，世界上很多国家的志愿者都奔赴那里，去帮助那些身处困境的人，哪怕志愿者的利益会遭受现实的或潜在的危害。
◎ 消除隐患——“挫折—攻击假设”：为什么
平时和善的失业者会枪杀公司的高管
上帝对地球的现状很不满意，便让时光倒流一千万年，地球上又出现了原始的森林、草地、兽类、昆虫……上帝将要离去时，对所有的动物说：“我把这个世界交给你们了，你们还有什么要求吗？”动物们立刻一起朝上帝跪下，齐声叫道：“上帝呀！请您把猴子们灭绝吧！”
趣评
人们之所以会出现攻击行为，有时候是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就像笑话中的动物们一样，它们攻击猴子，是希望自己能获得更多更好的生存机会。但某些时候，人们采取攻击他人的行为，是因为他们曾经或者刚刚遭受了挫折。
笑话中的心理学
在交通拥堵的马路上，你常会听到脾气火暴的司机口出恶语，看到那些被困在公交车上的上班族与他人产生口角之争。在这种情境里，由于遭遇了“困在马路中”的挫折，很多人都表现出一定的暴力倾向，容易做出攻击他人的举动。人们在遭遇挫折后，攻击他人的意向会明显增强，这便是“挫折—攻击假设”的核心内容。例如，当儿童要求家长为自己购买新玩具的愿望落空后，他们便常常会拿家中的宠物和旧玩具出气，表现出攻击他人的动机和行为。
1939年，美国耶鲁大学心理学家J.多拉德和N.米勒等五人在《挫折与攻击》一书中首先提出了“挫折—攻击假设”的概念。他们认为挫折与攻击行为之间具有一种内在的因果关系：挫折导致某种形式的攻击行为；攻击行为的产生总是以某种形式的挫折存在为先决条件。该假说将挫折定义为“目标反应的受阻”。至于挫折在多大程度上会引起攻击行为，则取决于以下四个因素：
（1）反应受阻引起的驱力水平；
（2）挫折的程度；
（3）挫折的累积效应；
（4）采取攻击反应而可能受到的惩罚程度。
2008年年末，金融危机席卷全球时，一名在美国加州硅谷工作的华裔工程师吴京华在被裁员数小时后，返回了公司，开枪打死三名公司负责人。然而当警方向吴京华的邻居调查其行为人格时，邻居对吴京华的评价是：和善而沉默寡言的人。由此可见，在这起枪杀事件中，吴京华所遭遇的事业挫折是其枪杀行为的主要诱因。这也说明，在人们的攻击行为中，挫折常常扮演了极为重要的“唆使角色”。
◎ 我没有枪——武器效应：枪支纵容了暴力行为
一次有个国王在检阅部队时向士兵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假如我亲自命令你们向我开枪，你们服不服从我的命令？”
所有的士兵都回答：“服从，因为军人以服从为天职。既然是命令，就要绝对服从。”但只有一个士兵说：“我不开枪。”
国王听了大为高兴，并夸奖了这个士兵： “好啊！我的孩子，至少我看到有一个士兵把国王的生命看得高于军人的天职。”
后来国王问这个士兵为什么不开枪打他。“因为我没有枪，我是一个司号兵。”
趣评
司号兵自称不会向国王开枪，最关键的原因是因为他手里没有枪——暴力事件的发生与人们是否拥有武器密切相关——这正是心理学家伯克威茨的观点。
笑话中的心理学
1978年，美国著名社会心理学家伯克威茨提出了关于侵犯的“武器效应”理论，这一理论为人们认识攻击行为提供了新的视点。伯克威茨认为，人所遭遇的挫折并不直接导致侵犯，如考试失败，并不一定会导致侵犯他人。挫折在产生侵犯行为时，还需要具备一个因素，那就是人们处于愤怒的情绪准备状态。侵犯行为的发生，还要依赖情境侵犯线索的影响，与侵犯有关的刺激倾向于使侵犯行为得到增强。
为了检验这一理论的合理性，心理学家们精心设计了一个实验。伯克威茨先让实验助手故意制造挫折情境，激怒实验参加者，然后实验安排一个机会，让他们可以对激怒自己的实验者实施电击。电击时有两种情境：一种是可以看到桌子上放着一只左轮手枪，一种是只看到一只羽毛球拍。实验结果与研究者的假设相符，即被激怒的人们看到手枪时，比看到羽毛球拍实施了更多的电击。这表明，手枪增强了人们侵犯的行为，武器的存在导致了暴力事件的高发生率。后来，人们将武器增强侵犯行为的现象称为“武器效应”。
通过这个实验我们可以得知，社会暴力事件与环境中存在着刺激暴力事件的“武器”有很大的关联——武器为正处于愤怒情绪中的人提供了更多的行为暗示，对其实施破坏性行为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正如伯克威茨所说的：“枪支不仅使暴力成为可能，也刺激了暴力。手指扣动扳机，扳机也带动了手指。”
◎ 军队演习——监狱角色模拟实验：卧底警察为什么会遭受心理困扰
达芙妮小姐每天都要从乡下的别墅到城里去。这天，她在路上看到许多士兵和坦克、大炮、汽车。她不知道军队在演习。
她开车来到一座桥头，一个军官规规矩矩地向她敬了个礼：“小姐，你不能从这里经过。”
“为什么？”达芙妮小姐看着那座完好无损的桥问道。
“因为它在两小时前就已经被炸毁了。”
“那么我什么时候可以过去？”
“很抱歉，小姐！”军官严肃地回答，“我无法告诉你，因为我在三个小时前就阵亡了。”
趣评
虽然只是一次军事演习，但是军官在处理演习之外的状况时，仍然遵照演习中所发生的虚假事实，这便是角色塑造的力量。
笑话中的心理学
心理学家菲利普·津巴多非常好奇为什么监狱是一个暴力经常发生的地方，这是否是由于囚犯的特征造成的？还是归咎于监狱自身腐朽的制度结构？
为了找到答案，津巴多在斯坦福大学心理学系的地下室建立了一个模拟监狱。他征募了一些性格鲜明的年轻自愿男子，他们之前没有任何犯罪前科，并顺利通过了“正常”心理学测试。津巴多随机指派一半的年轻男子扮演囚犯角色，另一半人则充当警卫。他的实验计划持续两个星期，细致地观测这些自愿者与监狱中的角色产生的交互影响。
实验开始后，模拟监狱的群居关系变得十分恶化。在第一个晚上，囚犯们开始发生反抗，警卫在囚犯的反抗中感受到了威胁，很难进行镇压。他们开始研究训练囚犯的方法，如随机性地进行裸体检查、减少洗浴特权、语言辱骂、剥夺睡觉权力以及扣发食物。
在压力之下，第一个囚犯开始“爆发”。在最初的36小时里，他大声尖叫着。在随后的6天中，其他4名囚犯也跟随了他的领导。很快大家都进入一个新的角色，而并未意识到这仅是一场游戏。甚至津巴多也发现自己被这种腐朽的心理学状态所侵蚀，后来他发现这些囚犯有可能正计划进行一次越狱，于是便试图接触真正的警察寻求帮助。此时，津巴多发现许多事情都已失控。仅仅过了6天，之前快乐单纯的大学生通过实验竟变成了愠怒的囚犯和残酷成性的警卫。
第7天早上，津多巴召开会议，并且将每个人都解散回到家中。囚犯被释放时明显感到轻松自如，而那些警卫却显得很不安。他们已完全喜欢上自己新的权力，并不愿意放弃。
这便是著名的斯坦福监狱实验。津巴多坦言：“在那里，现实和错觉之间产生了混淆，角色扮演与自我认同也产生了混淆。”
监狱角色模拟实验表明，一个简单假设的角色可以很快进入个人的社会现实中，他们从中获得自我认同，无法在他们扮演角色时清楚自己的真实身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