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国涌
一、破坏力与建设力
人们对大变动时代表面的一切并不陌生，从外敌入侵到国内战争大家都比较清楚，浮在台面上的人物慈禧、袁世凯、孙中山、蒋介石、毛泽东，大家也很熟悉，这些都是表面上的历史。但依循历史大变动背后的那些线索，可以更真实地理解200年来、150年来、100年来的中国，理解中国跌宕起伏的命运，以及历史的多种可能性。
历史是什么？历史是关乎过去、今天和明天的事。
我们研究历史做什么？无非是要打通过去、今天和未来之间的那一条神秘通道，如果这一条通道打不通，我们所看到的就只是现象，看到的只是杂乱无章的现象而已。打通这一条神秘的历史通道，也就是司马迁说的那句话“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尤其是“通古今之变”，如果无法打通“古今之变”，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没有意义的。英国哲学家波普尔说，历史本来没有目的和意义，但我们可以赋予它意义，因为我们能够选择我们生活的目的。这是人的主动性与主体性。
中国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不足4000年，最发达的是史官文化，到清史就有二十五史，把整个历史堆起来恐怕需要一个房间。从春秋到清末，可以看到，几千年来整个历史进程充满破坏力，中国历史上被人记住的往往是破坏性的人物，陈胜、吴广、项羽、刘邦、黄巢、朱元璋、李自成、洪秀全……全是一些具有超强的和天才的破坏力的人，他们身上充满了破坏力，具有破坏力的也不光包括这些有名的历史人物，同样包括大面积的、从古到今默默无闻的普通人，那些并没有被历史记下姓名的人。代表破坏力的不仅有暴君、暴政，还有暴民。民粹主义代表的就是一种破坏力，并不是只有暴君和暴政手里有破坏力，暴民手里同样有破坏力，这种破坏力并不一定只掌握在有权势的人手中，同样掌握在无权无势者的手中。这样一种破坏力从古到今一直贯穿着整个中国，这是中国历史当中浮在面上的那一条线，即破坏力超强。
另有一条线，这条线在古老的中国一直是隐而未显的线，可称之为建设力。这条线在古老的中国并不明显，到了近代以后才逐渐浮出来，曾经是中国社会非常重要的社会力量，我称之为是社会组织力，社会组织力是建设力的核心，一个社会如果缺乏健康的、正常的社会组织，这个社会是没有建设力的。今天中国有很多问题，但最核心的问题只有一个，即缺乏社会组织力，缺乏社会组织力就缺乏建设力，所以我们仍然生活在一个破坏力主导的社会。
二、基督信仰
200多年来的中国，有一条线索非常清楚，是过去没有的，这是200多年来在历史当中若隐若现的一条线：基督信仰的线索，这一线索可归入建设力当中。
教会是一个社会组织。1807年，年轻的英国传教士马礼逊来到中国开始传基督新教，从此打开了中国的福音大门，但传得非常艰难。当时中国没有一个基督徒，到1814年，也就是过了7年，只有一个中国人信了。过了20年也就是1834年马礼逊去世那年，一共也只有10个中国人信。
由此可见，这个无神论的国度要信仰上帝是非常艰难的，这条信仰线索引入中国的过程非常漫长、曲折。到1853年，才开始发生一些变化，中国有了350个基督徒，1857年有1000个，1889年有37287人，1897年有8万多人。1900年当义和团烧教堂、杀传教士、杀信徒时，中国有85000个基督徒（不包括天主教徒）。经过1900年的惨变，却带来了更大的复兴，1903年有了114687个基督徒，1906年有17万多人，到1919年有345853人，1949年有将近100万基督徒，其中80多万是领圣餐的。从1807年的“0”到1949年的“100万”，这是巨大的跨越。当中国有100万人信基督时，这个原来跟基督完全隔绝的民族，已悄悄发生了变化。当然之后又是一个大的转折，1951年只剩下了660904人，有35.8%的人不信了，之后中国教会被关闭，有过将近30年的沉默。1979年以后到今天的30多年，中国基督徒的人数没有准确统计数据，至少在数千万以上，官方“三自”教会的统计有3000万人，没有包括家庭教会在内。
200多年来中国走过的这条路，可以看到，一个不信神的民族已经有那么多人口归向上帝。从信仰这条线索来说，其实一直有一条潜流默默无声，在社会层面带来了变化，这个变化是在教科书上看不到的。这条线索非常重要，它把一个无神论的民族带入有神的维度，这是一个质的变化，这一变化之大是难以想象的。
1898年1月，在短短一个月中，光绪帝叫太监出宫买了129本外文书籍，其中就包括《圣经》。一个28岁的年轻君王买了大量外文书，可以想见他渴望了解外部世界的心态。而要了解外部世界，《圣经》是绕不过去的。由此可以看到光绪确实有心跟世界接轨，1898年就是戊戌变法的那一年，5个月以后他要搞百日维新了。我们知道他阅读过李提摩太、林乐知等西方传教士在上海创办的《万国公报》，这份杂志对早年的士大夫阶层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包括康有为、梁启超、张之洞等人都受到过影响，青年孙中山也受到过影响。
所以，西方传教士带来的不仅是信仰，也带来了整个的西方文明，这一文明不是通过坚船利炮带来的，坚船利炮是表面上的，更深刻的层面上是通过基督新教带来的，所以大批的基督徒、传教士来到中国，包括在最偏远的云南、贵州都扎下了根。在今天贵州、云南那些地方都能看到英国、法国传教士留下的足迹，他们把上帝的福音和先进的文明一同带到中国最偏僻、最落后、最贫困的地方，包括苗族地区。同时，他们通过创办报刊，把西方文明带到中国上流社会和读书人阶层。可以负责任地说，在一八几几年以后的中国，凡是睁眼看世界的人，几乎没有一个不受到西方传教士影响的。
福音没有敲开中国宫廷的大门，中华民国成立，第一任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就是个受过洗的基督徒。他于1884年5月4日在香港中央书院读书时受洗，为他施洗的是来自英国的喜嘉理牧师。他一生也承认他是一位基督徒，在1912年第一天到南京就职时，他身边带了一箱《圣经》，是送给他的卫士唯一的礼物。
当时孙中山的秘书孔祥熙，内阁中的王宠惠、王正廷等人是基督徒，国会议员中有60多个基督徒。《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第6条第7款规定了“人民有信教的自由”。这是一个巨大的变化，一个无神论的民族，当时的精英阶层有那么多人认识上帝。我们也知道冯玉祥曾被外国人称为“基督将军”，他于1914年受洗。
当然，有人信仰上帝，有人反对，所以1922—1927年中国有一个“非基督教运动”，反对的人包括汪精卫、胡汉民等国民党领袖，包括***等共产党领袖，也包括北大校长蔡元培等，他们都反对基督教。也有人出来捍卫宗教信仰自由，比如周作人、钱玄同等五个北大教授发表了“信仰自由宣言”，他们几个不是基督徒，但他们认为人民有选择自己信仰的自由，他们反对“非基督教运动”。与“非基督教运动”相对应的有“中华归主运动”。在1922年5月召开的“中国基督教全国大会”上，有19个省的1025个代表参加，其中中国籍代表有568人，这是以前无法想象的事情。之前也举行过几次全国基督教大会，但参加的代表几乎都是西方传教士，讨论的话题是西方传教士如何在中国传教。但1922年这次不同，主题就是讨论中国教会。这次会议标志着基督教的本土化，基督教开始逐渐变成了中国的信仰，教会的事务逐渐变成中国自己的事务。
“传教士推动了中国的变化，带来了新的东西”。教会以前一直是西方的事情，1807年传教士到中国来传教，如果再往前推，推到利玛窦来华传天主教，整个都是西方的事情，是西方教会派人到中国传上帝的福音。可1922年以后教会逐渐本土化，变成中国的教会，这是一些非常重要的信息。我们可以看到很多中国基督徒成为社会的精英，尤其在教育方面出现了许多大学校长、教育家，比如吴贻芳（金陵女子大学校长）、梅贻琦（清华大学校长）、韦卓民（华中大学校长，即今天的华中师范大学前身，他在这个学校当了27年校长）、刘湛恩（沪江大学校长）、晏阳初（毕生致力乡村建设的平民教育家）、陈鹤琴（儿童教育家），等等。
那个时代的中国，可以看到教会不仅关心信仰，而且给社会带来了一些新的变化，他们所推动的公民教育运动、乡村建设运动都是值得关注的。基督教青年会推动的公民教育运动，发生于1922—1929年（1929年因国民党要搞党化教育，不允许他们搞公民教育，所以这个公民教育运动没有持续下去）。这是中国历史上唯一的一次规模较大的、具有推动力的公民教育运动，渗透到中国很多地区的小学，他们做了大量的事情，在媒体上也发表了大量关于公民教育的文章，编了许多公民教育小册子。幕后推手是余日章，他是基督教青年会全国总干事。
乡村建设运动不仅是晏阳初所做的，也有教会的背景。除晏阳初，在南京、在华北、在江西，也有神学院和教会在推动乡村建设，从20年代一直到1949年都在推动，对整个农村建设、农村教育起到了很大作用，今天比较陌生晏阳初以外的乡村建设运动。华中师范大学有学者专门研究教会史，他写的博士论文是研究基督教与乡村建设运动的，挖掘了大量当年的材料，包括他们对农业的改善、对农民教育的提升、对整个乡村建设都做了大量工作，不光是晏阳初在河北定县所做的，也包括江苏、南京周边、江西的农村，他们有很多不同的试点。
之所以基督教可以在中国做公益，是因为那个年代还有相当的空间，这跟整个中国的社会环境有相当大的关系。我们看到蒋介石在1930年10月23日正式受洗成为一个基督徒，第二天（10月24日）上海重要的报纸都刊登了蒋介石受洗的消息，这对中国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一条信息，不是简单的个人信仰问题，是关乎整个民族长远未来的问题。但蒋介石受洗很长一段时间，从1930—1936年并不是一个很虔诚的一个基督徒，直到1936年蒋介石被张学良、杨虎城西安兵变抓起来后，他每天在那里读《圣经》，结果就读到这一句话：“耶和华在地上造了一件新事，就是女子护卫男子。”他将其理解为宋美龄要护卫蒋介石，认为上帝一定会救他。结果我们也知道，宋美龄冒着生命危险，不顾所有人的劝阻，从天而降到了西安，而且成功地将她的丈夫带出西安。这句话应验了。从此他就变成虔诚的基督徒，每天读经祷告，凡事求问上帝，现在他的日记已经在美国斯坦福大学解密。
这条基督信仰的线索让我们看得很清楚，1807年以后的中国一直有这样一条线索在中国历史的变化背后，传教士推动了中国的变化，带来了新的东西，但最后又离开了中国，中国教会本土化了。这是第一条线索。
三、实业救国
中国是一个传统的农业文明国家，工业在整个工农业总产值中的比例只有4.9%（1920年），抗战前夕（1936年）只有10.8%，1949年工业在整个工农业总产值中的比例也只达到了17%，我们是典型的农业国家，是种地的、种粮食的，靠天吃饭的，不是一个工业国家。但今天中国已经变成工业化国家，农业税都免掉了，世世代代要交的皇粮国税都免掉了，中国的变化确实很大，我们已经在去年重新变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很多人认为中国模式很成功，中国经济已经变成世界第二了。可若我们知道一点点历史，1913年的中国就是第二大世界经济体，GDP全球第二。1853年之前的中国从来都是第一大经济体，因为大家种地都种不过中国，1913年我们就是第二。第二也好、第一也好，没有多大的意义。
这条线索关乎工厂、银行、出版社、报馆、学校、律师业、会计业，这些事物大致上都是1894年以后到1949年期间出现的。
这期间各个领域、各个行业，许多全新的事物产生了，这是过去中国所没有的，在这个过程中产生了大批的实业家，如张謇，一位穿西装的状元；又如夏瑞芳等人，1897在上海创立商务印书馆，商务印书馆后来成了中国出版界的“航空母舰”，鼎盛时期拥有36家分馆，1000多个销售网点遍布国内外。它在上海的总馆规模宏大，占地、房子、建筑布局，这也是中国出版业的顶峰，可惜，1932年1月28日，日本人用飞机炸弹把商务印书馆炸成了一片废墟。
当年，商务印书馆鼎盛时期最有名的是《万有文库》，原本打算出一万册，最后印成3758册，但这也是中国部头最大的一套书，可以连书架一起卖，有些单位全部买下来就是一个小图书馆，每一本书都很薄，但天文地理古今中外各个学科都涵盖了。当商务印书馆总经理王云五访问美国时，《纽约时报》竟然要发表一篇社评，1930年6月1日《纽约时报》社论的题目叫《为苦难的中国提供书本而非子弹》。这批基督徒创立的企业是为中国提供书本，外国人很佩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