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原本是静谧、含蓄的国度，木屐与石板路碰击发出的声响，成为一曲令不少人为之心动的空灵之音。但当日本人群情激昂时，一种内敛、压抑的力量就会勃然爆发，从而使日本变成一个疯狂的国度。甲午年间，当日本海军决定性地击败大清北洋舰队时，日本岛就爆发过这样一次疯狂，人们走上街头、欢呼雀跃，一时万人空巷。这一次，日本又疯狂了，国民们为同胞在异国他乡的“无端”受戮，更为一个被炮制出来的“中国威胁论”而群情激愤、奔走呼号。
就这样，日本国内对华战争的社会动员开始了。
可是，南京国民政府显然并没有嗅到战争的气味。
8月20日，蒋介石在南京接见日本民政党成员菊池良一，二人作长时间的会谈。在会谈中，蒋希望日中及亚洲各民族为黄种大联合而奋斗。菊池请蒋在国民政府军队中酌用日本教官，并建议国民政府采取措施制止社会上的排日行动。蒋欣然接受。
大水把国民政府冲得摇摇晃晃
1931年夏秋两季，频频见诸报端和各级国民政府文告的，并不是中村事件等涉外话题，而是一场百年不遇的水患。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发布的《为救济水灾告全国同胞书》，明白无误地把这场水患称为“国难”。
9月8日，国民政府发行赈灾公债8000万元，分两期发行，本月内先发3000万元，12日内续发5000万元。年息8厘，按票面九八折发行；本息10年偿清。
1931年气候反常。入夏以后，中国大部分地区出现长时间淫雨天气，还不断出现大雨和暴雨，珠江、长江、淮河及松辽流域河水猛涨，造成全国性的大水灾。其中，长江中下游和淮河流域灾情尤为严重。据统计，湘、鄂、赣、浙、皖、苏、鲁、豫8省合计受灾人口5127万，经济损失22.54亿元，而国民政府1931年的整个中央预算，也就不到10亿元。
武汉地区襟江带湖，受水害尤重。8月2日凌晨，单洞门铁路大坝决堤，大水直奔市区，汉口全境浸没水中，高及屋顶。随后武昌的武泰、武丰等堤也相继溃决，武昌滨江城区，尽成泽国。此后不几日，地势最高的汉阳，也共有45个堤垸被冲毁，江水以风驰云卷之势，长驱直入。三镇尽成泽国，淹没水中达两月之久。武汉遭此重创，逐渐由盛转衰，“九省通衢”的地位顿成明日黄花。
在突如其来的大水面前，国民政府心有余而力不足。除了一些地方政府对灾情所做的杯水车薪式的救济外，国民政府最早对水灾做出反应是在7月25日，此时，已离珠江流域发生重大灾情一月有余。这一天，国民政府下令，特派许世英等九人组成赈务委员会委员，指定许世英、王震、刘镇华、王守珍、朱庆澜为常务委员，许世英为委员长。
许世英是一位活了91岁的老人，清光绪年间就跻身官场，历经晚清、北洋、民国三个时期，能为各派政治力量所接纳，新旧咸宜，左右逢源，甚而得膺重任，宦海浮游60余年。朱庆澜是哈尔滨人，1892年，就曾任黄河修复工程的河工委员，可谓是一个治河、赈灾的专家。辛亥革命期间，他同情革命、支持革命活动。后来，在主政黑龙江期间，多有德政，惠及乡里，商民为纪念其功德，将一艘新轮命名为“庆澜”号。1925年2月，他辞去一切职务，专门从事慈善事业。
以许、朱二人为代表，在这些赈务委员中，都是一些社会贤达，并没有一个是当时南京国民政府的实权派人物。
巧妇难为无米之炊。赈灾赈灾，政府拿得出钱来才是硬道理，否则，任凭你有天大的本事，也难有作为。赈务委员会成立后，尽管奔走呼号、呕心沥血，却鲜有救灾济民的良方。
7月30日，许世英电告蒋介石并呈行政院，谓“灾民不死于水，即死于饥，其惨状实为近百年来所未见”，并请饬财政部发赈灾公债1000万元。
公债不是现款，对水灾中的遍野哀鸿而言，远水解不得近渴。于是流离失所的灾民们只能靠着民间那点可怜的救济度日。据当时的报纸报道，汉口灾民亟待赈济者15万人，八个收容所所能救济者仅三分之一，灾民无食者由公私团体每日发给馒头两次。
国民政府还是拿不出钱来。8月12日，立法院呈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称，本年国家财政预计不敷总数达2.8亿万元，赈灾除募集公债库券外，几无他法。
看到只靠社会贤达难有作为，国民政府为统筹救灾，于8月14日特设救济水灾委员会，派宋子文、许世英、刘尚清、孔祥熙、朱庆澜为委员，以宋子文为委员长。在这个名单中，出现了宋子文和孔祥熙的名字，这二人都是国民政府的“大财神”，尤其是宋子文，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绝对是国民政府财政界的一把手。
实力派大员的加入，马上就见到了效果。就在成立的当天，委员会召开第一次会议，决议请国府饬令各主管部、会从速实施治水方案，并通知各省府调查水灾情形。各省赈款分配为：安徽、湖南、湖北各17万元，江苏、江西、河南各13万元，浙江8万元，汉口防疫费2万元，四川急赈1万元。21日，赈委会呈请国民政府将一切不急之建设事业暂缓兴办，提前实施治水方案。口气大不一样，措施也来得实。
但是，区区数十万元的赈灾款，对于百年不遇的灾情而言，是个什么概念呢？8月30日《申报》讯，武汉警备司令部曾公布武汉灾情，受灾区域达54县，灾民1400万，其中死亡20余万，受灾耕地800万亩，流失房屋700万栋；长沙市大部浸水，中央所拨赈款17万元无济于事。
让我们把镜头再拉回到受灾最重的武汉三镇。
这时，坐镇武昌的是国民党的元老级人物何成浚。此公曾随孙中山、黄兴从事辛亥革命和护法战争，后追随蒋介石，成为蒋沟通各派军阀的说客，得以重用。历任武汉行营主任、湖北绥靖公署主任、湖北省政府主席等要职。就在湖北省主席的任上，他遇到了这场百年不遇的大水。
这位国民党军内的“智多星”一筹莫展。靠湖北地方自救没戏，靠中央更没戏，深谙时局的他对此心知肚明。百般无奈之际，他把眼光移向了湖南，希望这个受灾较轻的“兄弟”拉自己一把。何成浚修电一封致湖南省主席何键，要求他开放米禁。
有道是“盛世古董、乱世黄金”，在乱世，有比黄金更重要的战略性物资——粮食，因为成色再足的黄金，也有买不到米面的时候。中国自古就有“湖广熟，天下足”的说法，湖南、湖北是中国的粮仓。
可是当时湖南的大米，是不能随便流出本省的。武昌起义推翻清政府后，有一段时间中国各省的自治、独立运动，闹得如火如荼。在这场运动中，湖南是最起劲的一个。既然要独立，不允许大米这种战略物资流出本省，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
这时，担任湖南省主席的是何键。此人生于湖南醴陵，是土生土长的湖南军阀。1928年后，任湖南省政府主席，一干就是九年。其间，他总揽湘地军政大权，俨然一副“土皇帝”的坐派。由于蒋介石要利用他“围剿”红军，也就睁一眼闭一眼了。红军长征后，他才被迫去职。
面对这样的一个“土皇帝”，何成浚要求放开米禁，何异于缘木求鱼？果不其然，就在何成浚发出电报的当天，何键就回电说：“湖南省滨湖产米各县亦遭水灾，秋收绝望。补救无从，本省谷米犹不足，难以开放米禁。”把何成浚生生顶了回去。
“援兵”不到，何成浚的政治生涯面临着严重的危机。8月上旬，武汉三镇大水方炽，有人以省政府防灾、救灾不利为由，向何发难。何虽然控制住了局面，但他明白，危机并没有过去。何不想坐以待毙，他把眼光再一次地转向南京中央政府。
何成浚还是很有能量的。
8月18日，国民政府美籍顾问贝克等抵武汉视察灾情，并调查救济灾民及粮食供给办法。贝克巡视后认为，武汉灾情之重，超过原来想像，救灾实无具体办法。
9天后，救济水灾委员会委员朱庆澜飞抵武汉视察水灾。朱视察后认为，湖北灾情奇重，须大规模救济。
这些“钦差”们的看法，当然都会无一例外地传到国民政府的最高决策者蒋介石的耳朵里，蒋觉得得自己出面了。8月28日，蒋介石乘永绥舰到武汉视察水灾，翌日在舰上召集何成浚等商议赈灾办法，并命令湖南、江西两省弛米禁，令武汉中央银行拨30万元活动金融。
此时已是时届9月，中国大部分地区的雨季均已过去，武汉三镇的民众在大水中整整泡了一个多月。对他们最有效的救济——从邻省湖南分得些许大米，却是在大水退去后才姗姗来迟。而这一切，还是在蒋介石开了“现场会”的前提下，才得以实现的。
若干年后，全面抗战爆发，当国民政府军队在正面战场上与日军作战，因为指挥官们各存私念而导致一场场惨败时，其光景与1931年武汉救灾中的故事何其相似！
随时间推移，这场百年不遇的大水终于逐渐退去，数以千万计的流离失所的灾民，回到了他们被大水涤荡殆尽的故地。13日，国民政府救济水灾委员会财务组公布，收到各界捐款银元2534224.55元，小洋2935角，铜元3318枚，银两73316两7钱。银元俗称“袁大头”，它的货币单位是元，是中国现代史上信誉最好也是流传最广的一种货币；小洋俗称“小洋头”，正面有孙中山的头像，它的货币单位是角。如果把这些货币都陈列在一起，林林总总，五花八门。
前线的司令官们看到了穿着不同制服的各种军队，也看到了他们带来的各种各样的武器装备，将他们的武器放在一起的话就像是举办一场大型的过时世界武器博览会。在淞沪战场，云集了最精锐的部队，张治中上将手下的第88师、第87师、第36师配备有德国的武器，他还可以指挥他的坦克手攻击已经被逼到海边的日本军队。而在山西，来自四川的王铭章师长属下的士兵却穿着草鞋，他们连坦克是什么样子都没有见过。
这是李继锋博士在他的《抗战回望》一书中，对抗日战争中与日军作战的中国军队的整体描述——这样的军队与上述1931年社会募捐所得来的充斥各种币种的善款，颇有几分相似！
在1931年的大水灾中，数额较大的一笔国外赠款，来自于日本裕仁天皇。8月22日，日皇对长江水灾赠款10万日元，由日本外务省汇往正在上海的日本驻华公使重光葵处，并嘱咐重光葵将捐款交到宋子文手中。重光葵立赴南京，在代表日本政府表示慰问的同时，告知中国外交部天皇捐款赈灾一事。这个捐款的数目，与8月17日日本政府就中村事件向中国方面提出的索赔金额100442日元，甚为相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