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来，若首相昨天刚刚进宫上奏天皇：在哈尔滨和间岛，不对侨民实行就地保护，而是在危急时将其撤回国内。可是在23日下午的时候，满铁东京支社收到了总社拍来的一份电报，内称“关东军要长春宽城子站站长运送军队，中东铁路的列车预定于23日中午开出”。这显然地预示着关东军要出兵哈尔滨。若首相得知这一消息后，立即把陆相南次郎、外相币原喜重郎和藏相井上准之助召集到首相官邸协商。若首先要求南次郎向关东军查询是否已经出兵哈尔滨，接着讨论吉林问题。币原、井上等阁僚们本着内阁所理解意义上的“不扩大事态”的方针而主张撤兵。南次郎深感军部与内阁在满洲事变的处理意见上差距太大，军方若走得太远，不可能得到内阁的谅解和支持，于是想作一些折中。所以在这方面南次郎表示意见的时候，一方面保证今后绝不再独断独行，作为妥协，另一方面，提出“除吉林外不再派兵”，以此防止内阁要求从吉林撤兵。
因为这层原因，别说关东军积极进兵哈尔滨的主张不会得到内阁的同意，就是参谋本部的这个《关于军事占领的范围》与内阁的决议也是相去甚远，所以，当陆军省次官杉山元拿着这个关于军事占领范围的文件来请南次郎表示意见的时候，他非但未能同意这个文件，相反还亲自到参谋总长的官邸主动去说服金谷范三，而且还说服了金谷总长。
这天晚上8时，金谷总长给参谋本部总务部长梅津美治郎打电话说，“关于军事占领的范围，虽然我在上午基本同意了，但同（南次郎）大臣进行研究的结果，我认为应同意大臣的意见，因此有必要修改我原来的意见。”于是，下达了重新修改《关于军事占领的范围》的命令。
陆军省、参谋本部又马上重新进行研究和协商。会上，今村均作战课长首先表示坚决不服从陆相的方案，军务局长小矶国昭也辞情激昂地表示强烈支持今村的主张。有人甚至提出可否请前辈老军人河合操大将出面，去说服陆相，今村均反对这样做，他主张应当通过正常的渠道，由次长、次官和军务局长去劝说陆相。
当时已是晚上9时半，参谋次长二宫治重、陆军省次官杉山元和军务局长小矶国昭三人又驰车陆相官邸，试图说服南次郎。南次郎虽对三长官的热情支持深表谢意，但在军事占领范围问题上仍然坚持：“将全部兵力纳入附属地内，由军部随意调遣，以此作为谋求解决满洲问题的基础。在解决上述问题时，无关紧要的细节问题也可向政府方面作些让步。”按南次郎的想法，其实也不是将全部兵力都撤至附属地内，日军有驻留权的满铁沿线地区是其附属地，吉林不在其内，而南次郎是不主张从吉林（市）撤兵的，所以，将全部兵力纳入附属地内，是不包括已经派往吉林（市）的军队的。
三人轮番劝说南次郎，仍不能使他改变主意，直到深夜，南次郎恳请二宫参谋次长从战术和指挥的角度出发，重新斟酌，再考虑一个晚上。
日本有这样一个特点，就是领导者通常不倾向于主动、清晰地展现自己的决心与企图，以免卷进直接的决策选择、冲突之中，因为日本社会集体心理最怕的，就是内部意见的分裂，所以日本社会中，有着极强的从众行为压力。因此它的领导者多半是以暗示与诱导的方式，被动地等待部属达成一致的共识之后，然后接纳这种共识成为正式的决策。当时日本天皇、政府和军部在对待事变的态度上是如此，南次郎在面对试图说服他改变主意时的次官和局长们时又是如此。而这一切，事实上等于更加放纵了急不可待、任意妄为的关东军。
美国心情矛盾地关注着事态
这天，美国国务卿史汀生正式向中日两国发出备忘录，要求两国停止军事行动，并撤退军队。史汀生在召见日本驻美大使出渊胜次时表示：
我一直非常尊重和信赖币原外务大臣的人格和他的方针，我在伦敦见过若首相，我对他的人格和才能也很尊重和信赖。因此，当这个内阁成立时，我便期待在这个首相之下，只要币原外相能在位一天，日本将为世界和平而努力。可是，今日发生这样的事件，我想日本政府一定很伤脑筋，我真希望能早日恢复原状。最近曾经有一个国家说，想派遣武官前往满洲从事调查，但美拒绝了这个提议。
国务卿像一个腼腆的青年，即使是想批评别人，也要在表明了十足的赞许和善意后，再一万分婉转地提出；国务卿又更像一个精于事故的老者，在“善意”地指出问题之所在的同时，还不忘记送上一份“诚挚的友情”——尽管有人要插手调查九一八事变，但我们美国却阻止他这么干。
同一天，美国驻日大使也向日本政府转达美国国务卿史汀生代表美国政府就满洲事件表达的立场，“自沈阳事起后，军事行动之扩大，其重大责任似须由日本负之”。但是，美国公使在转达时声明，“美国不欲干涉日本之事务，此文不得视为抗议”。
所有这一切都表明，日本在中国东北的军事行动尽管引起了美国的不安，但它并不想和日本闹僵。美国抱着矛盾的心情关注着事变的进程和日本的行动。
20世纪30年代的世界列强眼里，社会主义的苏联是一个十足的“异数”。在日本的满洲战略中，构想中的与苏联在未来的冲突就占了很重的分量；在欧美列强关注九一八事变的视角中，把日本发动的战争引向苏联，也同样是一个重要的支点，美国是这样，英国和法国也是这样。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讲，日本在与苏联毗邻的中国东北发动一场军事行动，之后挥师北上进攻苏联，是所有列强都希望看到的局面，在这个大目标下，日本的行为对华盛顿会议所确立的国际关系原则所构成的损害，是可以忽略不计的。
可是在美国人的眼中，问题还有另一方面。当时在世界上，中国是惟一一块不曾成为殖民地的大片土地，作为一个后起的资本主义强国，美国在海外没有大片的殖民地，也错过了通过殖民地获得丰厚利益的时代，所以它对中国一贯地持有门户开放、利益均占的政策，而日本如果独占满洲并进一步南下，就会危及美国的门户开放政策及其利益。当日军在1931年底开始进攻锦州时，美国就要站出来说话了。
早在9月17日——事变发生的前一天，日本驻美国大使出渊胜次就与美国国务卿史汀生进行了会谈，并达成一项秘密旅游谅解：美国许诺自己将不过问即将发生的事变（尽管不知道就在第二天），但日本的军事占领应限于锦州以北。9月20日，美国国务院远东局局长霍恩贝克奉国务卿史汀生之命，召见日本驻美大使出渊胜次，对事变的发生只表示了“惊讶”——一个暧昧十足的外交辞令。21日，困境中的中国政府向美国发出了求救，请求美国政府向日本指出：日本在中国东北的行动，是违反《凯洛格—白里安公约》的。该公约亦称非战公约，是在美国国务卿凯洛格和法国外长白里安的倡导下，于1928年8月27日在巴黎签订的，它宣称全世界所有国家都放弃把战争作为实现国家政策的工具，承担以和平途径谋求解决争端的义务，并且谴责把战争作为解决国际争端的手段。凯洛格还因为对世界和平做出的杰出贡献，获得了1929年度的诺贝尔和平奖。可是，美国国务院认为没有必要公开中国的照会，而且也没有给予任何答复，把中国政府的请求完全撂在了一边。同日，当国联秘书长德鲁蒙德征询美国政府，问它是否打算控告日本违反《凯洛格—白里安公约》时，美国国务卿史汀生立刻回答说，美国并不认为对东北事件进行这种干涉是合适的。24日，美国政府以内容相同的照会，分别致中、日两国政府，对事变表示“遗憾”和“忧虑”。希望中日两国“各自调处其武装军队”，按照国际公约与国际协定，“达到解决歧见之举动”。
可是，九一八事变后局势的发展，很快就开始触及美国的底线。10月8日，日本空袭锦州。这一下，美国开始担心了，它害怕日本向中国关内扩张，以损害美国的在华利益。10月9日，在美国召开了专门内阁会议上，国务卿史汀生在会上愤怒地指出：日本的行动表明，它已把各项国际条约“视如一堆废纸”。可是接着，国务卿又充满忧虑地说，如果美国提出任何针对日本的经济制裁，都有可能导致美日战争，美国没有必要冒这个险，所以只能施以外交压力，即所谓进行“道义制裁”。美国如此对日本在中国东北发动的战争一忍再忍，除了下不了与日本撕破脸皮的决心外，还是心存一丝的侥幸——日本人可能马上就要进攻苏联了，也许就在下一星期。
10月下旬，美国总统胡佛发表了这样的讲话：
假使日本人公开地对我们说“我们不能再遵守华盛顿协议，因为……我们在北方已和布尔什维克的俄国为邻，如果在侧面再有一个布尔什维克化了的中国，我们的存在就在受到威胁，所以，让我们有恢复中国的秩序的机会吧！……”我们是不能提出异议的。
11月初，日军向黑龙江推进，美国如释重负，以为它要进攻苏联了。于是史汀生于11月5日向日本驻美大使宣称，美国对东三省事件的态度并未改变。11月16日，美国列席国联理事会的特别代表威斯在巴黎发表谈话说：“日本为保卫日侨生命财产的安全起见，对满洲的进兵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当日军攻占齐齐哈尔——当时哈尔滨省的首府以后，即与苏联通过外交管道沟通，表示对苏联并无意采取敌对行动。而且，于11月26日，由日本驻国联代表芳泽谦吉通知美国，日本准备回师进攻锦州。
于是美国又一次坐不住了，国务院通过驻日大使向日本外相币原喜重郎提交一份备忘录，表示“对此殊为关切”；同时向中国政府发出建议，让中国向国联提出建设划锦州为中立区。但日军还是于1932年1月3日占领了锦州。对此，美国政府于1月7日向中日两国发出照会：
鉴于目前的局势及在此局势下美国本身的权利与责任，美国政府认为它有义务照会日本帝国政府及中华民国政府，美国政府不能认许任何事实上的情势的合法性，也不拟中日政府或其代理人间所缔订的有损于美国或其在华国民的条约权利……包括关于中华民国的主权、独立或领土及行政完整，或关于通称为门户开放政策的对华国际政策在内的任何条约或协定；也不拟承认用违反1928年8月27日中日美均为缔约巴黎公约之条款与义务的方法而获致的任何局势、条约或协定。
这就是美国的所谓“不承认主义”。1月8日，美国国务院又发表补充宣言，表示：美国丝毫无意干涉日本在满洲合法条约之权利，也不拟过问任何解决事件之方法，但此项方法不得破坏美国在中国的权利。美国政策的基本点是，既利用日本的北进，又限制日本的南扩，一切均不得妨害美国在华的权益。
美国政策的底线终于露了出来：如果日本占领了整个东北，并且也无意去进攻苏联，那么只要不损害美国的在华利益，美国政府就准备吞下这枚不怎么好吃的果子。
从九一八事变爆发至1932年底，美国供应日本军火价值达1.81亿美元。
当希望日本进攻苏联的企图落空后，美国的对华政策就彻底蜕变为赤裸裸的实用主义外交，只要日本不打碎美国在中国的坛坛罐罐，美国甚至愿意部分牺牲华盛顿会议所确立的原则和秩序。那时的美国还处于奉行孤立主义的时代，处于新大陆之上的它，还看不出自己有什么隔着太平洋对日本说“不”的必要。
美国的战略家们甚至不如石原莞尔深谋远虑。石原先把日本的假想敌定位于苏联——这是一场兼有利益和意识形态冲突的战争；后来，石原又把日本的假想敌定位于美国——这是一场重新排定列强座次的战争，也是一场石原版的东西方“文明的冲突”。美国走错了路，也看走了眼。10年后，在珍珠港的爆炸声中，美国为它对日本的政策付出了代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