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见了吗？”她得意地说，接着又开了一枪，树皮又纷纷落在草地上。
“给你，”她把枪递给谢廖扎，得意地说，“看看你的枪法如何。”
谢廖扎开了三枪，只有一枪没有打中，丽达笑嘻嘻地说：
“我没想到你会打得这么好！”
她把手枪放下，在草地上躺了下来。
“谢廖扎，过来。”她轻轻说道。
他把身子朝她挪近了点。
“看见天空了吗？天空是蔚蓝色的。你的眼睛也是蔚蓝色的。这种颜色不好。你的眼睛应当是灰色的，像钢铁一样的颜色。蔚蓝色显得太温柔了。”
她突然搂住谢廖扎长着淡黄色头发的头，狂热地吻着他的嘴唇。
两个月过去了，已进入秋天。
暮色悄悄降临，村子淹没在夜色之中。革委会受到了紧急疏散的电报。特别警卫队整装待发。一个小时以后，装着革委会财物的马车已经启程，然后在波多尔车站装车。
在距离已经挂好的车厢十步远的地方，谢廖扎抱住丽达的双肩，好像要失去他无限怜爱的宝贝似的，轻轻地说：
“再见了，丽达，我亲爱的同志！我们还会见面的，你千万别把我忘了！”他极力克制自己的眼泪。该走了，实在是不能再说下去了。他紧紧地握住她的双手，她的手都被握得生疼了。
第二天早晨，被遗弃的小城和车站显得空荡凄凉。最后一班火车拉响了长长地汽笛，仿佛在和这个城市告别。
枯黄的树叶纷纷落下，枝头变得光秃秃的。秋风吹来，卷着落叶在马路上飘荡。
谢廖扎身穿着军大衣，腰上束着帆布子弹带，和十几个红军战士一起守卫糖厂附近的十字路口，等待着敌军的到来。
突然，哒哒哒的机枪打破了沉寂。车站那边响起火车的汽笛声，同时传来大炮的轰隆声。接着，沉重的炮弹高高地飞起来。划破长空，落在工厂后面的大路上。蓝色的炮弹吞没了路边的灌木丛。神情严肃的红军战士默默撤退，不时回头张望。
一颗冰冷的泪珠沿着谢廖扎的脸颊滚了下来，谢廖扎急忙把它擦去，回头看看身后的同志，还好，没人注意到。谢廖扎在心里默默地说：
“……肮脏简陋的房屋，高低不平的街道，再见啦，我的亲人们！再见啦，瓦利娅！再见了，转入地下的同志们！凶狠残暴的敌军已经逼近了！”
机务段的工人们穿着油迹斑斑的衬衫，目送红军战士，眼中充满忧伤和悲凉。
“同志们，我们一定还会回来的！”谢廖扎激动地高声喊道。
拂晓前的第聂伯河，晨雾朦胧，波光闪烁，河水冲刷着岸边的鹅卵石，潺潺作响。靠近两岸的河水仿佛凝滞不动，平滑的水面不时闪现着银灰色的微光。举目远眺，河中央黑沉沉的，湍流翻滚，波浪起伏，奔腾而下。这是一条美丽、壮观的河流，峭壁耸立的右岸向河面倾斜，就像一座高山朝第聂伯河行进，突然被宽广的河水阻挡了似的。左岸的下方是一片光秃秃的沙滩，这是第聂伯河在春汛退走以后淤积下来的。
河边，一条窄窄的战壕里，五个战士紧紧地挨着，躺在机枪旁。谢廖扎面朝河水，紧靠机枪躺着。
谢廖扎注视着奔腾的河水，回想起昨天的情况。
昨天中午时分，红军怀着满腔怒火，给敌军以狠狠地回击；也就是昨天，他第一次和一个没长胡子的敌人面对面相拼。那家伙端着步枪，枪上插着长长的、像马刀一样的法国刺刀，嘴里胡乱喊叫着，像豺狼那样向他扑来。谢廖扎看见了他那杀气腾腾的眼睛。一眨眼的功夫，谢廖扎已经用刺刀拨开了敌人的刺刀。敌人倒下了。
谢廖扎没有手软。他知道，他谢廖扎即懂得温柔的爱，善于珍惜友谊，也会杀人。因为他明白，这些被欺骗的敌军，带着野兽般的仇视心理正在践踏他可爱的祖国。
而他，谢廖扎，之所以要杀人，是为了让地球上的人们不再相互残杀的那一天早日来临。
谢廖扎的朋友保尔·柯察金也驰骋在祖国的疆场已经一年了，坐过机枪车，炮车，也骑过被割掉耳朵的灰马。他在痛苦烦人的磨难中成长，变得更加身强体壮了。
一年以来，他经历了许多可怕的经历。他和成千上万的战士一样，虽然穿着破衣烂衫，但却始终怀着火焰般的热情，英勇战斗。只有两次，他被迫离开了革命的风暴。
第一次是因为大腿受伤；第二次是因为在最冷的1920年2月患了伤寒，高烧不退，病了很长时间。每次保尔刚刚痊愈就回到自己的部队。
保尔所在的团驻扎在铁路支线的一个小站附近的阵地。红军损失惨重，该战区已经停止了主动的军事行动，等待着上级的指示。
篝火的棕红色的火苗颤抖着，褐色的烟圈盘旋着上升，害怕烟雾的蚊虫一群群地飞来飞去，急速地移动着。战士们在篝火附近围成扇形，篝火映照在他们的脸上，脸上都像抹了铜色似的。
篝火旁，浅蓝色的火炭里温着几只军用饭盒。
饭盒里的水冒泡了。突然，一条火龙从燃烧的木柴下面钻了出来，烧着了一名年轻战士乱蓬蓬的头发。那人赶紧把头一甩，咕哝了一句：
“呸，真见鬼！”
周围的人都笑了。
一个穿着呢军装、留着一小撮小胡子的中年战士对着火光检查了枪筒之后，用低沉的声音说道：
“保尔·柯察金，把你读的东西也给我们讲讲吧！”
保尔摸摸那绺烧焦的头发，微笑着说：
“这真是一本好书，我一拿起来就放不下。”
保尔身旁坐着一个翘鼻子的青年，正在专心地修理弹药盒上的皮带。他一边用牙咬一根粗线，一边好奇地问：“那本书是谁写的？”
保尔把马鞍推近篝火，坐了下来，把放在膝盖上的书打开了。
“同志们，这本书叫《牛虻》，我从营政委那儿借来的。它让我很受感动。要是大伙想听，我就念一段。”
当团长和政委一起骑马悄悄走进篝火时，十一双眼睛正全神贯注地看着念书的人。他们也停下来，在保尔的马鞍旁坐了下来。
保尔念完最后几页，把书放在膝盖上，盯着火苗，沉思起来。
有好几分钟，谁都没有说话。战士们都沉浸在对牛虻牺牲的悲痛之中。
“这太惨了，”有人打破了沉默，“世界上真有这样的人。原本是人所无法忍受的事情，但如果为了某个信念，他就什么都能做到。”
“那个神父硬把十字架往牛虻嘴边塞，要是让我给碰上了，这个该死的，我怕会要他的命。”
团长用棍子把军用饭盒往篝火边推了推，十分自信地说：
“知道为什么而死，一定会死得从容，英雄主义就是这样产生的。我认识一个小伙子，敌人把他包围了，他一个人向敌人的一个排扑了过去，趁敌人的刺刀还没捅着他，他就往脚下扔了一颗手榴弹。他被炸得粉身碎骨，但周围的敌人也给炸死了一大片。从外表上看，他不过是个极其平常的人，不会有人给他写书，可这样的人真值得写。在我们的兄弟当中，还有许多了不起的人。”
他用汤匙在饭盒搅了搅，撮起嘴唇，尝了尝舀起的茶水，又接着说：
“也有人像癞皮狗，死得稀里糊涂的，毫无光彩。我们的队伍里也常混进来一些败类。有时表面看上去好像他们是在为革命卖力，其实是害群之马。我们的战士在战斗的时候，他们在干什么？欺辱妇女？打劫财物？我们的旗帜是用鲜血染红的，绝对容不了这些败类。”
骑兵侦查员们直到深夜才躺下来睡觉。
第二天保尔侦查回来，将马拴在树上，把刚喝完茶的指导员叫到跟前，对他说：“我想转到骑兵第一集团军去。那儿会有一场大仗。”
指导员惊讶地看了看他，说：
“什么？转到第一集团军去？你把红军当什么啦？电影院？这像什么话？如果我们大家都从这个部队转到那个部队。那不乱套了！”
“在哪儿打仗还不是一样。”保尔打断了他的话：“我又不是临阵逃脱。我想到前线去，到战争激烈的地方去，我们在这等的太久了。”
指导员断然拒绝了他的请求，说：
“那么，依你看，还要不要纪律？你呀，保尔，什么都不错，就是有点无政府主义，想干什么就干什么。而党团组织是建立在铁的纪律上的。党的纪律高于一切。谁都不能想去哪儿就去哪儿，应当是哪儿需要，就在哪儿。团长拒绝你的调动啦？那就到此为止，别再费神了。”指导员长得瘦瘦高高，脸色泛黄，说得激动了，就开始咳嗽。早年在印刷厂的铅尘已经损坏了他的肺叶。他的脸颊常常泛出病态的红晕。
等指导员平静下来，保尔小声却十分坚定地说：
“你说的都是对的，但是我还是要转到布琼尼的骑兵队去，我是走定了。”
第二天晚上，篝火旁已经没有了保尔的身影。
军刀重新挥舞在空中，正要向另一个脑袋落下，可疯狂的战马却蹿到了一边。
保尔所在的骑兵连犹如咆哮的山洪，涌上十字路口，几十把战刀在空中不停地飞舞、砍杀。
监牢狭长的走道上叫喊声响成一片。
挤得满满的牢房里，受尽煎熬、极度衰竭的犯人精神紧张。城里在打仗……难道可以相信，这是即将获得自由的信号？自己的人真的从天而降了吗？
枪声已经在监牢的院子里响起来了，走廊里传来匆忙的脚步声。保尔跑到紧锁着的牢门跟前，喊道：“同志们，出来吧！”门上小小的窗口里，几十双充满期待的眼睛注视着外面。保尔用枪托猛砸铁锁，砸了一下又一下，可是仍然无法打开。
这时，看守被带进来了，在手枪的威逼下，打开了牢门。走道里立刻挤满了衣衫褴褛、蓬头垢面、但是却欣喜若狂的人群。
保尔推开宽大的牢门，冲进牢房，说道：
“同志们，你们自由啦！我们是红军的队伍，城市已经被我们占领啦！”
一位妇女眼泪汪汪地扑到保尔身上，拥抱着保尔，嚎啕大哭起来。
红军解救了被囚禁在石头牢房里的五千零七十一名共产党，他们本来随时有可能被拉出去枪毙或者被推上绞刑架的。他们还解救了两千名红军政治工作人员。对于战士们来说，这比任何战利品更宝贵，比任何胜利更值得庆贺；而对于七千名革命者来说，漫漫黑夜顿时变成了阳光灿烂的六月天。
一个脸色蜡黄的犯人跑到保尔面前，向他讲述起发生在家乡舍佩托夫卡城的悲剧，谢廖扎的姐姐瓦利娅在这里被处以绞刑，跟他一起牺牲的还有很多同志。他的话深深地灼痛了保尔的心。保尔听着他的讲述，脸上笼罩起一层灰色的阴影。
“一天夜里，我们突然全部被抓了起来，是无耻的叛徒出卖了我们。我们都落在军事宪兵队的魔爪之中。他们拷打我们，保尔，打得可真厉害啊！我比其他人遭的罪少一些，因为刚打了几下，我就昏死过去了。其他同志的身体比我要结实。我们没什么可隐瞒的，敌军已经掌握了一切，比我们知道得还清楚，我们的每一步行动他们都知道。
“由于我们当中出了叛徒，他们还能不知道吗？我真不知道说什么好。保尔，还有许多人你都认识：瓦利娅，就是你的好朋友谢廖扎的姐姐。她才十七岁，多好的姑娘，一双眼睛总是充满信任；还有萨沙，我们那儿的排字工，一个整天乐呵呵的小伙子；另外还有两名中学生。其他的同志都是从县城和镇上抓来的，总共逮捕了二十九个人，其中有六个女的。被抓的都受尽了极其残酷的摧残，瓦利娅和另外一个姑娘罗扎在被抓的当天就被糟蹋了。这些畜生，想怎么干，就怎么干，直到把她们折磨得半死，才拖回牢房。从那以后，罗扎就开始说胡话，几天以后就完全疯了。
“那帮畜生不相信她真的疯了，说她是装疯卖傻，每次提审时都要把她毒打一顿。把她拉出去枪毙的时候，那样子真不能看，脸给打得发紫发黑，两个眼睛痴痴呆呆的，完全像个老太婆了。
“瓦利娅一直到最后一分钟都表现得很好。他们死得像真正的战士。我不知道，他们的力量是从哪儿来的。保尔，我不能把他们死难的情况重现一遍，不能，他们死得十分惨烈，无法用语言表达……瓦利娅当时被卷入最危险的事情：与在敌军司令部秘密工作的地下工作人员保持联系，还到县里做联络工作。搜捕时在她那儿还查到了两枚手榴弹和一支勃朗宁手枪。手榴弹就是那个奸细给她的。这都是事先安排好的圈套，以便给她加上蓄谋炸毁司令部的罪名。
“哎，保尔，我真不忍心讲最后那几天的情况。既然你想知道，那我就说吧。敌人判处瓦利娅和另外两个人绞刑，其他人全部枪决。他们的罪名是背叛祖国，在士兵中间进行共产主义宣传。
“一个被枪决的战士在宣判的法庭上大声高呼：‘我的祖国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是的，我是共产党党员，当兵是被迫的。因而，我要让和我一样被你们赶上前线的士兵擦亮眼睛，明辨是非。你们可以把我绞死，但是我从来没有背叛我的祖国，而且，我也永远不会背叛我的祖国。不过我的祖国不同于你们的祖国；你们的祖国是那些达官贵人鱼肉百姓的，而我的祖国是工人农民民主平等的，在这个祖国里，谁也不认为我是叛徒。’
“判决以后，所有的人就被关在一起了。临刑前，又把我们投到监狱里。夜里，他们在监狱对面的医院旁竖起了绞架。在树林旁稍微过去一点的路边陡坡上，又选了一块地方作为执行枪决的刑场，还在那儿给我们挖了个大坑。
“城里张贴了判决书，大家都知道了这件事情。他们决定在大白天当众处决我们，杀鸡儆猴，好让大家害怕他们。第二天清晨就开始把人从城里往绞架那边赶。有些人虽然心里害怕，但出于好奇，还是来了。绞架周围是密密麻麻的人群，一眼望去，人头攒动。你知道，监狱四周插着木栅栏，绞架就竖在离监狱不远的地方，因而我们听得到那儿嘈杂的人声。在后面的街上架起了几挺机枪，整个地区的宪兵队，包括骑兵和步兵都被调来了，整整一个营的兵力封锁了菜园和街道。他们给处以绞刑的人单独挖了一个坑，就在绞架旁边。我们静静地等待着最后的时刻，偶尔单独地交谈几句。一切的一切前几天都说了，也互相诀别过了。只有疯了的罗扎缩在牢房的角落里自言自语，嘟嘟囔囔，不知道说些什么。瓦利娅被折磨得不能走动，大部分时间都躺着。镇上两个女党员是一对亲姐妹，她们搂抱着相互告别，忍不住放声痛哭。从县里抓来的有一个年轻的小伙子，像摔跤运动员一样力大无比，被捕的时候使劲挣扎，打伤了两个宪兵。他一再告诫两姐妹：‘同志们，要哭就在这儿哭吧！到了那儿就别再哭了！别让那帮狗东西幸灾乐祸。既然他们不会放过我们，我们注定要牺牲的，那就让我们死得从从容容。我们谁也不能下跪。同志们，记住，我们一定要死得光荣！’
“押送我们去刑场的人来了，走在前面的是侦查处长，他是一个残忍的、灭绝人性的大色狼，或者说简直就是一条疯狗。要是他自己不去强奸女人，就让宪兵动手，自己站在一边看着取乐。从监狱到绞架的路上，宪兵队手持钢刀排成两行。那些黄狗子一个个凶神恶煞似的。
“他们用枪托推啊搡的，把我们赶到院子里。四人一排站好队，然后打开大门，把我们押了出去。先让我们站在绞架前面，目睹自己的同志走上绞架，然后就轮到我们自己了。脚架很高，用几根圆木搭成的。脚架上面吊着三个粗绳子活套，下面是带小梯子的平台，平台支撑在一根向后倾斜的木桩上。所有的目光都凝固在了我们的身上，我们寻找着自己的亲人。
“远处台阶上聚集着一群贵族，他们手里还拿着望远镜，这帮人笑嘻嘻的，好像在看一场笑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