敬悼许地山先生
郁达夫
我和许地山先生的交谊并不深，所以想述说一点两人间的往来，材料却是很少。不过许先生的为人，他的治学精神，以及抗战事起后，他的为国家民族尽瘁服役的诸种劳绩，我是无日无地不在佩服的。
我第一次和他见面，是创造社初在上海出刊物的时候，记得是一个秋天的薄暮。
那时候他新从北京(那时还未改北平)南下，似乎是刚在燕大毕业之后。他的一篇小说《命命鸟》，已在《小说月报》上发表了，大家对他都奉呈了最满意的好评。他是寄寓在闸北宝山路，商务印书馆编辑所近旁的郑振铎先生的家里的。当时，郭沫若、成仿吾两位，和我是住在哈同路，我们和小说月报社在文学的主张上，虽则不合，有时也曾作过笔战，可是我们对他们的交谊，却仍旧是很好的。所以当工作的暇日，我们也时常往来，作些闲谈。
在这一个短短的时期里，我与许先生有了好几次的会晤；但他在那一个时候，还不脱一种孩稚的顽皮气，老是讲不上几句话后，就去找小孩子抛皮球，踢毽子去了。我对他当时的这一种小孩子脾气，觉得很是奇怪；可是后来听老舍他们谈起了他，才知道这一种天真的性格，他就一直保持着不曾改过。这已经是约近二十年以前的事情了。其后，他去美国，去英国，去印度。回来后，他在燕大，我在北大教书。偶尔在集会上，也时时有了几次见面的机会，不过终于因两校地点的远隔，我和他记不起有什么特殊的同游或会谈的事情。
况且，自民国十四年以后，我就离开了北京，到武昌大学去教书了；虽则在其间也时时回到北京去小住，可是留京的时间总是很短，故而终于也没有和他更接近一步的机会。其后的十余年，我的生活，因种种环境的关系，陷入了一个绝不规则的历程，和这些旧日的朋友简直是断绝了往来。所以一直到接许先生的讣告为止，我却想不起是在什么地方，和他握过最后的一次手。因为这一次过香港而来星洲时，明明是知道他在港大教书，但因为船期促迫，想去一访而终未果。于是，我就永久失去了和他作深谈的机会了。
对于他的身世，他的学殖，他的为国家尽力之处，论述的人，已经是很多了，我在此地不想再说。我想特别一提的，是对于他的创作天才的敬佩。他的初期的作品，富于浪漫主义的色彩，是大家所熟知的；但到了最近，他的作风，竟一变而为苍劲坚实的写实主义，却很少有人说起。
他的一篇抗战以后所写的小说，叫作《铁鱼的鳃》，实在是这一倾向的代表作品，我在《华侨周报》的初几期上，特地为他转载的原因，就是想对我们散处在南岛的诸位写作者，示以一种模范的意思。像这样坚实细致的小说，不但是在中国的小说界不可多得，就是求之于一九四○年的英美短篇小说界，也很少有可以和他比并的作品。但可惜他在这一方面的天才，竟为他其他方面的学术所掩蔽，人家知道的不多，而他自己也很少有这一方面的作品。要说到因他之死，而中国文化界所蒙受的损失是很大的话，我想从短少了一位创作天才的一点来说，这损失将更是不容易填补。
自己今年的年龄，也并不算老，但是回忆起来，对于追悼已故的友人的事情，似乎也觉得太多了。辈分老一点的，如曾孟朴、鲁迅、蔡孑民、马君武诸先生，稍长于我的，如蒋百里、张季鸾诸先生，同年辈的如徐志摩、滕若渠、蒋光慈的诸位，计算起来，在这十几年的中间，哭过的友人，实在真也不少了。我往往在私自奇怪，近代中国的文人，何以一般总享不到八十以上的高龄？而外国的文人，如英国的哈代、俄国的托尔斯泰、法国的弗朗斯等，享寿都是在八十岁以上，这或者是和社会对文人的待遇有关的吧？我想在这一次追悼许地山先生的大会当中，提出一个口号来，要求一般社会，对文人的待遇，应该提高一点。因为死后的千言万语，总不及生前的一杯咖啡乌来得实际。
末了，我想把我的一副挽联，抄在底下：
嗟月旦停评，伯牛有疾如斯，灵雨空山，君自涅槃登彼岸。问人间何世，胡马窥江未去，明珠漏网，我为家国惜遗才。
许地山故居
一说起名人故居就会让我想到唐代诗人杜甫的名诗《蜀相》，一句“丞相祠堂何处寻，锦官城外柏森森”总能让我联想到那些逝去的伟人。随着时间的推移变换，那些曾经辉煌一时，鼎盛一时的名人、伟人也许会被历史慢慢遗忘，可是只有那些矗立在风雨中的红砖蓝瓦，无时无刻不在诉说着那一段段历史的沧桑、人世的变化和那些无法磨灭的文化。
许地山先生的故居坐落在广东省徐闻县的徐城镇，我们绕到东关署前街现人民法院的后巷就可以看到故居的所在。在现代高挺楼阁的掩饰下，故居已不是很明显，并且显得有些破旧，但是还基本保持着原有风貌。鉴于许地山先生在中国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这里也成了许多文人学者谈古论今的地方。
许地山出生于台南，后由于在甲午中日战争中，台湾沦陷，所以举家搬迁到福建龙溪。后来，因父亲任广东省徐闻县知县，所以其随父前往，当时许地山刚刚九岁，在那里度过了自己成长过程中十分重要的一段时期。
在许地山先生的《窥园先生诗传》和《读〈芝兰与茉莉〉因而想及我的祖母》两篇文章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他在徐闻活动的痕迹和生活故址。但是文中提到的徐闻县的县衙已经破毁，知县只能用考棚作为公馆，而公馆东邻的三官祠就是许地山的书房，当时除了许地山外，还有许地山的三哥、著名画家许敦谷先生在这里读书。在故居的两边为守备署，东边为三元堂，如今三元堂已废，现移往宾朴路西侧，距考棚有200米左右。当时，许地山的父亲许南英把贵生书院改为官立高等小学堂，并亲自教授学生，可想，许地山也曾在贵生书院学习过。
在许地山先生追忆父亲的《窥园先生诗传》中提到故居时是这样说的：
徐闻在雷州半岛南端，民风淳朴。先生到任后，全县政事，只用一位刑名师爷助理，其余会计钱粮诸事都是自己经理。每旬放告，轻的是偷鸡剪钮，重的也不过是争田赖债。杀人越货，罕有所闻。“讼庭春草荫层层，官长真如退院僧”，实在是当时光景，贵生书院山长杨先生退任，先生改书院为徐闻小学堂，选县中生员入学。邑绅见先生热心办学，乃公聘先生为掌教，每旬三六九日到堂讲经史二时。有清以来，县官兼书院掌教实在罕见。先生时到小学堂，与学生多有接触，因此对于县中人情风俗很能了解。先生每以“生于忧患，死于晏安”警策学生。又说：“人当奋勉，寸晷不懈，如耽逸乐，则放僻邪侈，无所不为。到那时候，身心不但没用，并且遗害后世。”他又以为人生无论做大小事，当要有些建树，才对得起社会，“生无建树死嫌迟”也是他常说的话。案头除案卷外，时常放一册白纸本子，如于书中见有可以警发深思德行的文句便抄录在上头，名为补过录，每年完二三百页。可惜三十年来浮家处处，此录丧失几尽，我身边只存一册而已。县衙早已破毁，前任县官假借考棚为公馆，先生又租东邻三官祠为儿辈书房。公余有暇，常到书房和好友徐展云先生谈话，有时也为儿辈讲国史。先生在徐闻约一年，全县绅民都爱戴他。
……
如今，那栋古旧的房子已被掩映在闹市的楼群中，总是时时被过往的人群所忽略，可是它仍在历数着过去的一点一滴，无休无止，毫不吝惜。
许地山生平简介
许地山（1893—1941），名赞堃，字地山，笔名落华生。
1893年，许地山出生在台南延平郡王祠旁的窥园。两年后，甲午中日战争爆发，台湾在烽火连天的战争中沦陷。尚在襁褓中的许地山，只好随父亲内迁至大陆——福建龙溪。后随父亲到广东读书，中学毕业因家境衰落，只好放弃学业，到漳州第二师范教书。
1913年，赴缅甸仰光中学任教，1916年回国。次年入燕京大学，取得文学士学位，后来又进入宗教学院学习，获得神学士学位。
1917年，考入燕京大学文学院。五四运动爆发后，积极投身到革命运动之中，并与瞿秋白、郑振铎等人合办《新社会》旬刊。
1920年10月，许地山和郑振铎、周作人、沈雁冰等人，组成了“文学研究会”，后来成为历史上著名的文学团体。许地山也由此成为我国最早的新文学团体文学研究会发起人之一。
1921年，许地山发表自己的第一篇小说《命命鸟》，并发表在《小说月报》上，并声名鹊起。从此，他开始了自己的文学创作生涯。
1922年，许地山进入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学习宗教，后获得硕士学位。
1924年，转入英国牛津大学曼斯菲尔学院，获牛津大学研究院文学学士学位。
1921年到1926年是许地山创作的第一次高峰时期。
1927年，许地山回国在燕京大学任教，他的作品集《缀网劳蛛》、《空山灵雨》、《危巢坠简》相继出版，代表作《春桃》、《缀网劳蛛》成为脍炙人口的现代名篇。与此同时，许地山还编著了《大藏经索引》、《道教思想与道教》、《中国道教史》（上卷）等宗教类的书籍，并着手编纂《道教辞典》。当时其已在学界大有名气。
1935年，许地山在胡适的引荐下，应聘为香港大学中文系主任。并开始出任港大教授和香港中英文化协会主席。
1937年，“七七事变”后，他预感到民族前途的忧患，于是愤然走出书斋。
1938年３月，许地山和郭沫若、茅盾、巴金、夏衍等人在汉口成立了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当时大批文人与青年学生在香港，成立了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香港会员通讯处，许地山任常务理事兼总务。他开始为抗日救国奔走呼号，号召全体华人一致抗日，共赴国难。其间，他写了在当时影响巨大的长篇论文《国粹与国学》，还写了抗日小说《铁鱼的鳃》，通过作品表达了人们要同敌人顽抗到底的决心，得到了极大好评，被文艺界认为是“中国小说界不可多得的作品”。
1941年８月，许地山因积劳成疾，不幸病逝，享年49岁。
1“唔”等于“不”，读如英文m。
2“我地”等于“我们”。
3“人地话”就是“人家说”。
4“睇”就是北方的“瞧”字。
5“啖”等于“如此”，“这样”。
6“慨”等于“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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