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了解欧阳自远之前，从未想过这位探月工程的首席科学家还曾经进行过地下核试验的研究与实践，此举堪称欧阳自远人生中浓墨重彩的一笔。
那个时候，环境之恶劣，条件之艰苦，谁都可想而知。尤其是当时的人们对核这个新生事物认识得并不充分，对人身的保护也不可能像现在这样周全，可以说是面临着生命危险来从事这项工作。但欧阳自远丝毫未将这些放在心上，即便到了现在，依然对那段时光津津乐道。
$一项特殊的任务
20世纪40年代，人类进入原子能时代。从此，核战争出现在军事领域，它那超常的爆炸力、瞬间的爆发力、强大的破坏力确实令人震惊、震骇。1959年3月13日，中国国防部正式批准罗布泊为核试验基地场址。1962年底，我国的核武器试验基地初步建成。
1964年初的一天，侯德封所长去国防科委开会回来后，把欧阳自远一个人叫到办公室。一向随和的侯德封院士脸上呈现出少见的严肃，他说道：“欧阳，跟你说一个事情，我们国家现在要开始搞地下核试验了。”
欧阳自远的心狂跳起来，他明白核武器对一个国家意味着什么。同时，也不禁有些迷惑，这应该是重大绝密项目，侯德封所长为什么要告诉自己呢？隐约中，欧阳自远感到似乎有什么样的使命将落于自己的身上。
侯德封接着说：“国家现在要找一个人，要求学过地质，又学过核物理。因为地下核试验选址就要懂地质，搞核爆炸还一定要懂核物理。这两个专业你都学过，我向上面推荐了你。到时候，具体的任务、安排，由国防科委通知你。”
欧阳自远开始了兴奋的等待，开始着手做一些相应的准备，他期望着能够为国出力。但是，一个星期过去了，没消息；一个月过去了，还是没消息……他自己就开始分析，究竟哪里出了问题。曾有人分析说，这是因为政审的原因。但时至今日，欧阳自远依然不知道其中的真实原因，“事实是我已经参加了地下核试验，至于为什么要等待这么长时间的原因，也就不这么重要了”。
尽管现在回首往事，多了一分从容，但当时的欧阳自远也免不了心急如焚。因为当时的地质所和科学院找不到任何有关核试验的资料，只好到有关的图书馆去查阅美国地下核试验的相关资料。虽然找到了一些，但主要都是理论上的东西，与具体实施相差甚远。而且，因为不知道中国将会怎么做，这些资料有没有价值，有多大价值等都不得而知，欧阳自远的心里又急又乱……
忐忑不安、心急火燎，又有些百无聊赖。
但很快，欧阳自远就被通知到国防科委去接受任务。具体任务是，在地质所选几个人，组成一个小组，由欧阳自远担任组长，小组的代号是“219”，小组的任务是专门为地下核试验选定试验地址。
这是一个光荣而又骄傲的任务，欧阳自远十分兴奋。但有一个令欧阳自远痛苦的事情是，关于“219”小组以后的事情，不能告诉和其关系一直十分密切的导师涂光炽。原因是涂光炽的父亲做过国民党政府驻缅甸、加拿大的大使，被认定有严重的历史问题。其实，涂光炽先生的父亲后经平反，还担任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顾问。这导致每每和涂光炽见面，他们两个人都会觉察出一种“隔阂”。欧阳自远虽然个人认定涂光炽是一个可靠的、值得信赖的导师，但仍旧遵循着组织的要求。让欧阳自远宽慰的是，涂光炽从来不问他关于“219”小组的工作。另一个痛苦是，对自己即将开始的工作，对妻子只能说成是“出差”，具体的出差地点和任务，都绝口不提。
一切准备就绪，“219”小组踏上了西去的列车，这支由多学科相结合的年轻队伍，将肩负着中国地下核试验选址的艰巨任务。从这天起，欧阳自远和这个小组就从亲人的视野里消失了。
$秘密工作
这个小组一行的目的地是——马兰科学城。
马兰科学城位于试验场西北，在两条干线公路交会点附近是主要指挥所和技术人员居住区。核试验在试验场东南方距马兰不远的戈壁滩沙漠中进行。中央分区在马兰分区和东南分区之间，是地下核试验场。中央分区又分为3个地下核试验区。南部试验区在大山中，1969年9月22日第一次地下核试验就在此进行。这次试验后，平洞核试验转移到西部进行深竖井地下试验，这个试验区的核试验都是低当量的，在试验的同时也检验了地震武器的试验数据和核试场的安全性、合理性。中子弹的原理性试验和首次试爆都是在此进行的。东部试验区是西山之间的一块低斜坡地，进行了1975年10月27日的第二次深竖井地下核试验。这个核试验基地后来承担了中国数次核试验。然而，在当年，“219”小组为地下核试验选址时，却历尽险难。
欧阳自远一行人到达马兰科学城后，向他们下达具体任务的，是负责地下核试验的程开甲教授。程开甲1918年出生于江苏吴江市，1941年毕业于浙江大学物理系，1946年赴英国爱丁堡大学留学、工作，1948年获博士学位后任英国皇家化学工业研究所研究员，1950年回国。程开甲是我国第一颗原子弹试验的开拓者之一，我国核武器试验事业的创始人之一，是核武器技术专家、中国科学院院士、“两弹一星”元勋。
程开甲当时任核试验研究所所长。1964年我国成功爆炸的第一颗原子弹，就是根据他的建议，否定了原先由苏联专家提出的“空爆”方案，改为“塔爆”；也是他提议，核试验应由“地面爆”及时转为“地下爆”。程开甲教授对于“地下爆”的选址要求是：第一，别掀顶，如果把山顶掀开了，将会造成很大的事故；第二，核物质不能从坑道中冲出来，冲出来也是大事故；第三，不能泄漏，这是最重要的一点，之所以由“地面爆”转为“地下爆”，就是要避免大气污染；第四，附近有一条孔雀河，起码要确保30年内河水不会遭污染；此外，还有一个要求，即整个核爆炸过程在地下是个什么样的图像，最后要描绘出来。
地下核爆炸的选址被圈定在一定范围内，面积大约有几百平方千米。欧阳自远带领的“219”小组的任务，就是在这几百平方千米内，选出适合地下核爆炸的确切地址。
茫茫戈壁，满目黄沙。因为附近没有人烟，小组成员每次出去都要在包里装上好几个馒头，带上一壶水，饿了就在野外啃干馒头吃，渴了就喝几口水，不知道有多少汗水流进了黄沙。半年后，通过科学的分析论证，他们初步选定了试验区，并系统提交了地下核试验场区的各类研究报告。这其中付出的努力是常人无法想象的，遇到的困难也一个接一个。
从地质要求上说，石灰岩不利于地下核爆炸，美国都是在硅酸盐岩石中做地下核试验的，如火山凝灰岩、砂岩和花岗岩，这些岩石的二氧化硅含量都在60％以上。硅有一个特点，就是爆炸后会变成玻璃，自然把那些放射性物质裹在里面，如果遭遇地下水浸泡，也不会溶解造成放射性污染。而石灰岩在核爆炸后，只能烧成石灰，遇水马上溶解，势必会泄漏出来。而“219”小组选中的核爆炸地址就只有巨厚的石灰岩层，符合地下核试验的地形、地貌、结构、地下水等条件。为了让石灰岩爆炸后变成玻璃，“219”小组先后用了两年时间。
其他方面的困难，也非亲历其境者所能想象。
如何确定被选定的山不被核爆炸掀顶，不会有核物质泄漏出去，必须要事先进行精细地研究。因为山体很大，每次爬上山顶都需要小半天时间，常常是早晨出发，到达山顶已经是中午了。但更繁杂琐碎的工作还等着欧阳自远和“219”小组的成员们。他们必须走遍山上的每一个峰谷，踏遍山上的角角落落，把山上的每一条裂缝和断层都发现、测量并记录。而山上那数千条裂缝，每一条都需要进行详细准确的测量记录，每一条裂缝是怎么个方向，裂缝的宽度是多少，延伸有多长，气体是怎样沿着裂缝蹿出来的……每一项都马虎不得，每一项都要一丝不苟，一一测量，一一记录，一一分析，然后经过严密地计算，以确定每一条裂缝既不会成为大山掀顶的决口，也不会有放射性物质跑出来。
测量分析防止水污染问题，一样需要极强的责任心和坚韧力。这一片地质构造是什么岩层？地下水流向各处岩层的厚薄是多少？地下水怎么流过去？在各处的流速多大？如果有放射性物质，岩石本身能不能吸附一部分？如果不能，是否能加点什么东西，待起化学反应后将其锁住？还有，怎样可以保证河水30年不被污染，不到30年有没有可能出现污染？一切都需要反复勘探，并对每一种放射性核素被地下水携带的搬运方向、搬运速度和搬运量做大量的模拟试验。
披肝沥胆、披星戴月、殚精竭虑……似乎没有哪个词汇可以详尽地描述出那段时间的艰辛。
程开甲教授向“219”小组要的，只能是确凿的证据——既有扎实的试验基础，又有数理逻辑说服力的证据。
没有一个门外汉，能说清楚“219”小组在大西北的那些日子，只能用几句俗话匆匆带过：翻山越岭，宵衣旰食，冥思苦想，永不言败。
所有的问题和难题，都被“219”小组踩在了脚下，国家也给他们提供了远超出想象的设备条件。
因为快要废除军衔制了，欧阳自远至今还记得，就在这之前，有一位上校找到欧阳自远，问他需要什么仪器，开个单子。欧阳自远按照所需开了长长的一个单子，递给上校。上校接过单子，问他需要多长时间内把仪器买到。
在“219”小组需要的诸多仪器里，只有少数国内可以生产，多数只能买自国外。如伽马射线能谱仪、原子吸收光谱仪，X射线谱仪，以及各种物理力学的试验机等等，都出自美、英、法等西方国家。因为大多具有敏感色彩，去国外订货时，要经过不可预知的谈判，而且当时的新中国还没有和这些国家有直接贸易，购买需要通过香港中介……即便这些都可以解决，仅国内的审批就需要耗费许多时日。欧阳自远深知其中的重重关山，便对他说道：“越快越好，这些仪器现在就出现在实验室才好呢。如果能在半年之内都买来再好不过了。”上校听了，说道：“三个月，我保证把所有的仪器都搬到你的实验室，一个不少，绝不耽误你一天。”上校掷地有声地说完，拿着单子走了，欧阳自远暗想：别说三个月，如果半年之内能把这些仪器都搬到实验室已经是奇迹了。
仪器匮缺，但各种实验不能停。整个小组的成员并没有丝毫懈怠，仍日日夜夜奔走在大山之中。
三个月的时限到来前10天，上校通知欧阳自远，实验室准备好了吗？全部仪器很快到达，直接运到实验室安装。最后一天终于到了，那天一大早，上校找到欧阳自远，对他说：“你要的仪器，都已经放到实验室了，一样不少，你看看吧！”看着实验室里那些自己日夜盼望的仪器，欧阳自远发自内心地感叹着：“奇迹！奇迹！”
欧阳自远不知道上校是用什么力量，通过什么途径，如此神速、安全、准确无误地买到这么多先进仪器的。但他隐约地感觉到自己身上被寄予的期望超出了自己的想象。
然而这种优越的物质条件，并没有体现在生活上。
中国原子弹的正式起步研制开始于1959年下半年，因为正值“三年困难时期”，科研人员一样未能得到特别照顾，一样需要和饥饿抗争。一天、两天吃不饱，大多数人都可以忍受过去，但是，每天都吃不饱，忍受就变得异常痛苦和艰难了。大多时候，在食堂吃饭之后两个小时左右，肚子就会开始咕咕叫，提出抗议。这时候，人们便会将各自私藏拿出来充饥。所谓的私藏实际很简单，有的人是纸包裹的一小包白糖，打开后，用小勺小心翼翼地挖一点放到杯子里，然后冲成一杯糖水；有的人拿出来的东西是现代人无法理解的，一瓶酱油，小心又小心地倒几滴到杯子里，然后用开水冲成一杯汤；大多数人什么都没有，就干脆倒一杯白开水喝……
那是一个特殊的年代，物质条件极其艰苦，然而专家也好，教授也好，普通的工作人员也好，都出于对祖国的热爱，对祖国发展强盛的憧憬，毫无怨言、殚精竭虑地工作着。
“219”小组进入时，虽然吃饱饭已经不成问题，但是只有面食，没有米饭，不过，常常可以吃到肉，当然都是肉罐头，还有脱去水分保存下来的干菜。因为工作现场不固定，每天出发去选址、勘探测量时，欧阳自远都会和“219”小组的成员们一样，在地质包里带上午饭。所谓的午饭实际常常只是两个馒头、一个煮鸡蛋、一壶水。午间，到了开饭时间，大家围坐在一起，在附近找来一些枯树枝，烧一堆火，将馒头用火烤一烤就吃。欧阳自远打小就有晕车的毛病，一颠就吐，吐的时候常常感觉五脏六腑都吐了出来，等到吃东西时就变得异常辛苦。但是，不吃东西就没有体力，就无法更好地去工作。所以，每次吃饭都成为一场战斗，欧阳自远总是紧咬着双唇，强迫自己吞咽着那干硬的馒头……
“219”小组最后选定的试验现场距离马兰科学城有很长一段距离，从马兰到现场是一望无际的茫茫戈壁滩，每天勘探测量回到暂时居住的帐篷，欧阳自远和小组成员都是满身满脸的黄沙。在帐篷里，夏天的温度可以达到40℃甚至50℃左右，冬天里生上炉子，再将能盖上的东西全压身上，晚上才不至于冻得睡不着。水得由基地派出的汽车从很远的地方拉来，给人的感觉水比油贵。实行限制用水，早上洗脸用毛巾打湿一下，不过是润润脸；跑一天路回来，晚上想泡泡脚，那就只有等机会回基地了。
因为基地建设和日常用品都是从外地运来的，条件也很有限，在住宿和吃饭上，都按级别安排。马兰基地共有8幢楼房。将军楼都是套间，每个将军一个套间；校官楼是一人一间，每个校官一间；尉官楼4个人一间，战士则睡通铺。吃饭方面也规定严格，将军是小灶，四菜一汤。校官是中灶，三菜一汤。其余的人依此类推。非军事人员，也按照一定级别来。欧阳自远住的是校官楼，吃饭却被派去吃小灶。显然，这表明上级对“219”小组寄予的厚望。
洗澡更是一件奢侈的事情，一个月大约能有一次。每次能在热水下洗个澡，都会让欧阳自远感觉到难得的舒服和轻松，那暖融融的舒适感足以在他身上保持半个月。这样的“享受”，就足以让欧阳自远更加精神焕发地投入工作之中。
最难的不是这些，而是和妻子的分离和对工作内容的“隐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