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75年到1979年，海洋石油勘探局发生各类事故仅有记载的就达1043次。工人们说：“我们这儿是出一次事故，出一批英雄；事故越大，英雄越多，领导也越光荣。”
——《本来不该发生的悲剧》春江
老虎屁股要摸，大象屁股要摸，狮子屁股也要摸。
——国务院副总理万里
“渤二”沉船事件揭露于众，与广大人民群众的愿望和需要恰恰相吻合，便充分显示了它的价值功能，产生了意想不到的社会影响与效果。
——《中国新闻传播史》方汉奇
各位听众，改革30年，影响或改变了许许多多中国人一生的前途和命运，百姓真真切切感受到了法治的文明与进步，为了庆祝改革开放30年，天津新闻广播《法治纵横》节目从10月14日开始推出了纪念改革开放30年大型报道：岁月留痕——回望改革开放30年有影响力的案件遴选和推荐活动，据初步统计：截至10月31日，总共有849人次推荐，累计推荐案件485件次。经过网络投票、问卷调查、专家评议评选出了30件有影响力的案件，在已经逝去的历史碎片中寻觅改革开放的轨迹和方向。
从今天开始推出纪念改革开放30年大型报道：岁月留痕。今天请听入选的001号案件——渤海二号沉船案件。
2010年3月25日，为了庆祝改革开放30年，天津人民广播电台《法治纵横》推出的“岁月留痕”系列报道，开篇第一号，讲的就是渤海二号沉船事故。此时，距离《工人日报》的报道，已经过去了30个春夏秋冬。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时间无情，如大江东去，会淘去人们的许多记忆。改革开放30年，期间发生了多少惊天大案啊，为什么人们对仅仅死亡72人的渤海二号沉船事故记忆犹新呢
在共和国的新闻史上，有两大事故，因为记者的报道而家喻户晓。前者是1960年2月28日，由《中国青年报》发表的《为了六十一个阶级兄弟》；后者是1980年7月22日，《工人日报》发表的《渤海二号钻井船在拖航中翻沉》。其中，渤海二号沉船事故的报道，对于纠正为了个人或单位的政绩而违章蛮干的坏风气，对于舆论监督作用的发挥，对于行政问责制的诞生和施行，都具有积极的显示意义。
海上钻井多艰险
海洋浩瀚无边，财富无穷。据统计，海洋占地球表面积的70%，蕴藏着丰富的资源，包括海洋生物、海底矿产、海水、海洋能源、港口等多种类型。其中，海底蕴藏了全球超过70%的油气资源。近年来，世界各国获得的重大勘探发现中，一半以上来自于海洋。
显而易见，相对于陆地来说，海洋石油的开发之路也是非常艰辛的。
前不久，我与老朋友薛涛先生闲聊时，聊起了海洋钻井平台。
薛涛已经退休多年，虽然不算石油人，但他的英名，却光荣地写进了中国石油史。
1967年2月，“文革”闹剧开幕不久，沈阳军区某部138团宣传干事薛涛接到命令，随部队紧急前往大庆，担负保护油田正常生产的任务，在“三结合”中担任大庆建设局副局长，并与“铁人”王进喜建立了深厚情谊。1969年5月，他创作了交响序曲《英雄的大庆人》，被纪录片《大庆红旗》选为背景音乐，并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大庆油田发现50周年、大庆建市30周年《辉煌大庆》大型交响音乐会上，作为第一个节目隆重推出；1971年10月，他担任了大庆文化局副局长，并兼任了电影剧本《创业》写作小组组长；后来，《创业》受到粗暴批判，他被江青点名，撤职回到部队，人生的轨迹从此开始走下坡路，一直有些怀才不遇，郁郁寡欢。
当年，为了写好《创业》剧本，他按照当年的工作套路，率领创作人员到大港、胜利、江汉等油田深入生活，收集了500多万字的素材，完成了剧本提纲。
在天津大港油田，他登上了渤海钻井平台，感触很深。那天，他赠送了我一本他的新作《石油人生》，回忆说：
在采访现场，我就遇到一个以管窥豹的场面。当一位通信员站在交通艇上，将一捆信件递给钻井平台上的接货人员的瞬间，因为波涛起伏，导致平台和交通艇同时突然摇晃，接信人重心偏移，难以站稳，那捆信件没能接住，众人眼睁睁地看着它坠进了十几米以下的大海，被大浪卷走。——这些信件，来自祖国的四面八方，有的写满了父母的问候，有的写满了妻子的挂念，有的写满了恋人的私语，还有的写满了亲友的祝福。在那个信息贫乏、通讯落后的年代里，这些损失的精神食粮，对于远离大陆、生活在孤岛似的钻井平台上的石油工人们来说，是多么大的损失啊！
海洋油气的勘探开发是陆地石油勘探开发的延续，经历了一个由浅水到深海、由简易到复杂的发展过程。
1887年，美国人在加利福尼亚海岸数米深的海域，钻探了世界上第一口海上探井，拉开了海洋石油勘探的序幕。
1933年，美国得克萨斯公司建造了坐底式钻井驳船“Gilliasso”，并在路易斯安那州Pelto湖打了“10号井”，钻井进尺1700多米，标志着现代海上钻井业的诞生。
1936年，为了开发墨西哥湾陆上油田的延续部分，美国钻成世界第一口海上油井，并建造了木制结构生产平台。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木制结构平台改为钢管架平台。
1964—1966年，英国、挪威在水深超过100米、浪高达到30米、最高风速160公里/小时、气温至零下且有浮冰的恶劣条件下，成功地开发了北海油田。
1960年代，全球海洋油气产量只有100万桶/天；2005年，已达到2500万桶/天；预计到2013年，将高达5350万桶/天。
我国的海洋石油勘探、开发起步较晚。
1958年，中国海底科学的奠基人——金翔龙带领着中国第一支海上勘测队，推进到黄河入海口海域，拉开了中国海上石油勘探的帷幕。
1960 年代之初，海洋石油勘探开发正式纳入中国的石油发展战略。
1964年4月，石油部组建了渤海第一个浅海地震队，用4条木制机帆船，将陆地的设备装在船上，利用六分仪定位、人工插检波器、人工放电缆，制作了6公里长的试验测线。
1965年元月，石油部提出“上山、下海、大战平原”的战略部署；3月，在天津市北仓镇召开海洋勘探会议，决定由5个地震队、2个重力队、1个测量建标队，共同组建海洋地调一大队，开始在渤海海域进行地球物理勘探工作。
同年9月27日，53条汉子组成的1806钻井队，乘坐民主20号轮船来到曹妃甸。当时，风大浪高，轮船无法靠岸，钻井队不得不花钱雇了两条渔船，才艰难地登上曹妃甸。
在随后的一个多月的时间里，他们按照在陆地打井的程序，先是选择地点，搭起6座帐篷，为自己建了个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的窝棚，接着，就开始了拓展井场的紧张战斗。
曹妃甸岛，原名叫做沙垒田岛，位于渤海湾西北部，隶属唐山市，距离天津塘沽30多海里，是一个长约10公里、宽约200米的沙岛。据说，古代有位姓曹的妃子，陪伴皇帝巡海，来到这座岛上，不幸遭遇海啸罹难。为了纪念她，后人们就在岛上建立了庙宇，称其为曹妃殿，后来口口相传，讹为曹妃甸。这里海况恶劣，盛产风浪，渔民们都叫它是“阎王殿”、“老虎口”、“拆船港”，渔船很少愿意光顾这座沙岛。
11月7日，一场百年不遇的大海啸席卷全岛，转眼之间，居住窝棚和钻井器材、设备就不见了踪影。幸免于难的勘探队员被迫撤离……
1966 年，“石油人”发起 3 轮冲锋，才把渤海“海 1 井”平台安放在井位上，开始钻探。第二年 6月，“海 1 井”钻至 2441 米出油，日产原油
35.2 吨、天然气1941立方米，标志着中国海洋石油进入了工业发展新阶段，国务院特意发来贺电，称赞海洋石油工人“创造了我国海上打探井出油的先例”。
1970年夏天，我国第一座自升式移动钻井平台在大连造船厂开建。该平台由中国船舶工业总公司七O八研究所设计，由基础和上层结构两部分组成。基础部分为4座7米×7.5米的6桩导管架，在水面以上由水平拉筋连接成整体，导管架间距6米，总长
60.4 米，总宽 32.5 米。4根圆柱形桩腿，每根直径5.29米，长73米，为摩擦支承桩。桩的入土深度30米。最大钻井深度4000 米，吃水 3.3
米。自持能力30天，定员90人。
1972年6月8日，这艘钻井平台被命名为“渤海一号”，由海军部队派船拖至塘沽。次年年初，石油部领导要求“渤海一号”加快进度，赶在从日本引进的“渤海二号”前面开钻，为祖国争光。可是，当时的“渤海一号”，关键设备还存在某些缺陷。怎么办指挥部党委连续开会研究，并发动群众献计献策。升船时，为了熟悉设备结构、性能，摸索操作规律，16名工人要分别在4个桩角上待20多个小时，既不能站，又不能蹲，只能弯曲着身子瞪着两眼，一直盯着齿条观察。衣服被浪花打湿了，腿脚冻麻木了，也不能撤下。大家冒着刺骨的寒风，连续奋战，硬是把钻井平台升了起来，并一鼓作气，打完第一口探井。
各类事故触目惊心
富士丸是一艘海上自升式移动钻井平台，由日本神户船厂建造，1968年下海，属于驳船类，无自航能力，外形好像一张倒扣着的两层茶几，四脚朝天，“桌面”是沉垫，可平稳地坐在海床平面，“桌腿”也是四只，高达72米，直径2米。上层板是耸立在海面之上的钻井平台，呈长方形，套在桩腿上，靠液压缸上下移动。
钻井时，船体上行，离开水面之后，在设定高度固定，便可开钻；航行时，船体下行，依靠海水浮力把沉垫提起，令整个平台呈漂浮状态。沉垫离海面越深，船体重心越低，稳定性就越好；反之，船体重心高，稳定性就差，伸向天空的72米高的桩腿，因惯性作用而延长船体在风浪中的摇摆恢复周期，危险系数就会相应加大。
富士丸用拖轮牵引航行，航速控制在7—10公里/小时范围之内。日本掘削株式会社将其投放东南亚较浅的大陆架海区，从事石油勘探，船型是完全针对那里平缓的海底地势地貌设计的。
1973年4月，经国务院批准，石油部以3735万元人民币，购进富士丸，更名为“渤海二号”，划拨给天津海洋石油勘探局，并在海上钻出成井19口，总进尺5.4万多米，其中4口钻井获得工业油流。
1979年11月25日，渤海二号在拖航时突遇飓风，甲板断裂进水，造成主配电系统短路，失去电能供应；左舷排风筒被巨浪打掉，大量进水。
按理说，在这种险情下，工人们应该放艇弃船，但大家都是受“人在阵地在”教育多年，不顾个人安危，奋力抢险，却回天无力，于3时35分左右，在东经119度37分48秒，北纬38度41分30秒的渤海海域翻沉。全船乘员74名，死亡72名。2名工人侥幸获救。幸存者一个姓阎，名字叫学军；另外一个姓王，名字叫墨林。事后，工友们调侃说：“你们两个人的姓氏加在一起，就是‘阎王’，阎王爷看在本家的分上，放了你俩一马！”
事发第三天，天津海洋石油勘探局就向上级作了报告，把事故原因归结为：突遇10级以上的风浪，属于不可抵抗；领导机关指挥无误；遇难工人为抢救国家财产而英勇献身。
1980年1月19日，石油部部长宋振明，又把原报告中提出的“相当于10级以上的风浪”改为“11级”，并签发请示报告，要求国务院命名渤海二号钻井船队为“英雄钻井船队”，追认72名遇难者为烈士。海洋石油勘探局计划隆重召开遇难人员追悼大会，事前还请来记者，撰写了长篇通讯《渤海忠魂》，准备会后见报，广为宣传。个别领导还以“工人们与风浪奋勇搏斗，最后英勇牺牲”，“搞四化也要付出代价，72人死得是值得的，他们是英雄，要交学费嘛”等说法，文过饰非，推卸自己的责任。
对于这种“丧事当做喜事办”、“一将功成万骨枯”的骗取政治荣誉的卑鄙做法，死难者家属深为不满，不少人议论纷纷：“我们的烈士当得太窝囊了！
”“什么渤海‘忠魂’，其实是‘冤魂’！”“我们这里老是‘事故出英雄’。”工人们创作的一首打油诗“石油局，创奇迹；冬天海上去打油，夏天码头把船修；井也没打成，人亡船也丢”，不胫而走。有的家属不断上访，使海难真相逐渐被中央高层听闻。
不久，由国家经委、石油部、交通部、国家劳动总局、中华全国总工会、天津市劳动局和天津市人民检察院等十多个部门组成的调查组，来到天津海洋石油勘探局，对事故原因进行了深入、细致的调查。
1980年4月19日，调查组向天津市委报送了《关于石油部海洋石油勘探局渤海二号钻井船翻船事故的调查报告》，明确提出导致事故原因有三：一是没有排除压载水；二是平台与沉垫舱没有贴紧；三是没有卸载。《调查报告》指出，这三条的共同影响，破坏了渤海二号抵抗风浪的能力，使本来能够抗12级以上风力的渤海二号，却经不起八九级风（最大阵风是10级）的袭击，致使通风筒被打断后，海水乘机大量涌进泵舱，渤海二号失去平衡，翻船沉没。
《调查报告》还对事故性质进行了认定，指出：渤海二号违背了拖船应排除压载水的规定，违背了平台与沉垫舱间距的规定，还违背了卸载规定，“确属一起严重违章指挥造成的重大责任事故”。《调查报告》建议，对事故责任者追究刑责和给予党纪政纪处分。
联合事故调查组与石油部的意见针锋相对，双方陷入激烈的争论之中，久拖不决。
5月的一天，国务院副总理薄一波与全国总工会、《工人日报》领导谈话，坦率地说：“我经常看《工人日报》，（但）你们总是跟着国家经委（今天的国家发改委的前身）跑，很少看到你们反映工人权利、反映工人意见的报道……”他表示，渤海二号沉没，死了72个工人，报纸应该登，按宪法办事。没人出来讲公道话，官官相护不好，长期这样，正气就没有了。
6月11日，在听取劳动保护工作情况汇报时，国务院副总理万里直接表达了对《工人日报》不报道渤海二号事故的不满，他说：“没有反映工人思想问题，没有讲工人的安全问题，这样的《工人日报》我就不看。”6月20日，万里再次提到渤海二号事件，认为《工人日报》应该为工人说话，包括批评厂领导、部领导、国务院领导的官僚主义。“如果你们掩盖这一类问题，掩盖我们的矛盾，不代表工人讲话，那就不要干这个工作。你代表工人讲话，不要怕得罪哪一级。这样才会使工人感到你像工人的报纸。”
随后，工人日报社研究决定，派出记者陈骥（时任工会工作部主任）、牛凤和（时任经济部记者）前往天津，与该报驻天津记者站的刘俊生一起，开始了全面采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