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经济增长是一个经济体中技术和产业不断创新的结果，这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并无不同。发达国家的技术和产业处于全球的前沿，创新只能来自于自己的发明。发展中国家则位于世界技术和产业链的内部，创新可以依靠引进和模仿来实现，而使风险和创新的成本远低于发达国家。这种可能性如果利用得好，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的速度可以数倍于发达国家，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的飞速增长相当大的程度上正是依靠这种技术和产业创新的后发优势。随着经济的增长，和发达国家的技术、产业和收入差距不断缩小，我国最终也要走上和发达国家同样的创新道路。如何未雨绸缪、做好准备以迎接创新方式转变时代的到来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梦所必须提前思考的一个重要课题。在《大繁荣》一书中，埃德蒙·费尔普斯教授深入探讨了自工业革命以后、现代经济增长出现以来，先后领跑世界经济增长和创新的英国和美国的创新动力源泉和激发这种动力的制度环境，提出了许多不同于当前学术界普遍接受的见解，很值得我们在思考中国未来变革问题时深思和参考。
林毅夫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
世界银行前高级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
与费尔普斯同行
《大繁荣》是费尔普斯教授大智慧的结晶。在这本书中我们读到了他超越经济学的思考，读到了他的历史厚重感、哲学思辨性、社会责任心和对人类社会发展的深刻分析。我有幸与费尔普斯教授共事三年多，与他在中国大陆、中国台湾、美国、瑞士走了很多地方，开了很多会议，留下许多美好回忆，更重要的是，与他在思想上的同行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财富。
活力和创新是本书的主题，也是这几年来我不断从费尔普斯教授口里听到的关键词。我们在一起探讨了活力与社会体制、经济制度、国家文化、全球市场之间的关系，活力与创新的概念、活力与创新的逻辑关系、活力的量化检测方法等等。根据费菲尔普斯教授的解释，中国处于最有活力的发展阶段，绝不亚于19世纪20年代的英国和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费尔普斯教授30岁时见证了美国的活力，他80岁时有机会见证中国的活力，于人生而言，这当然是很有意思的。
我还和费尔普斯教授一起探讨了国家中长期创新能力的定量化评价。在目前各种关于国家创新能力的排名榜上，很多小国家名列前茅，例如瑞士经常位居第一，因为很多指标是用人均数据表示的。我们在瑞士看到他们标榜本国人均诺贝尔奖世界第一。但是，对一个国家的创新能力的量化评价，什么用总量、什么用均值、什么用比重，什么用因、什么用果，一个国家是否参与前沿科技（如航天、核能）是需要更加理性设计的。更何况这些评价指标解释不了一个国家的中长期创新能力。例如，与制度性因素和文化性因素的关系。
《大繁荣》是费尔普斯教授的力作，但是肯定不会是他最后一本书。他体壮如牛、思维敏捷，仍然承担着一个大学教师的标准工作量并游走于世界各地，观察、思考、促进着世界的大繁荣。马上我们就要庆贺他的80岁生日，因为孔子说过“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没有说80如何，因此我也不知道如何用中文祝福他，只好用英文干巴巴地说，Ned，happy birthday to you! 另外我还要说，下一部力作最好还是在你生日前出版，那时，一个具有中国内涵的世界一流商学院的全体教师和学生将共同祝贺你生日快乐。当然，也别写得太快，给我们多留一些时间。
何志毅
新华都商学院理事长
北京大学教授
《北大商业评论》执行主编
2013年8月
费老是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享誉世界的大经济学家，邀请我这个忘年之交为他的新书《大繁荣》写序，压力很大！
我花了整整四天，躲在香港维多利亚公园旁边的酒店里，通读《大繁荣》这本经济学的鸿篇巨制，大有“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之感，开窍解惑，醍醐灌顶。费老把激情和理性、科学和艺术、哲学和经济学、理想和现实、历史和未来、推理和实证完美地结合在书中，没有见过经济学著作还可以这样写的，我已经好些年没有读到过这样的好书了。就像读大哲学家卢梭深奥哲学的同时获得文学艺术的享受一样，读大经济学家费尔普斯透彻经济学的同时获得妙笔生花的陶醉。
《大繁荣》是费老对美国和整个西方过去数十年经济病症的诊断书和整治方案。他以悬壶济世之心、华佗扁鹊之术，望闻问切，把脉下药。读懂了《大繁荣》，不仅读懂了西方经济文化和经济制度，而且读懂了西方经济史；不仅读懂了资本主义，而且读懂了社会主义和社团主义。书中深刻的分析和海量的文献让我有读君一本书、胜读百本书的收获。
费老把繁荣定义为生活的兴盛，即对事业的投入、迎接挑战、自我实现和个人成长；把国家的繁荣定义为大众的兴盛，它源自民众对创新过程的普遍参与，它涉及新工艺和新产品的构思、开发与普及，是深入草根阶层的自主创新；把具有创新活力（即具有开展自主创新的欲望和能力，尤其具有激发和包容草根阶层自主创新能力）的经济称为“现代经济”，并强调现代经济并不表示目前的经济。他以理论逻辑、历史验证和数据实证阐明了现代经济能够达到人尽其才、物尽其用、货畅其流，实现美好生活，符合公平正义。而现代经济带来的一定风险和不确定性则是追求美好生活必要的成本。
他对现代资本主义、社团主义和社会主义三种经济发展模式在西方乃至全世界的实践进行了深入的横向比较分析、纵向历史分析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只有现代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模式符合现代经济的本质要求。
他明确指出，从19世纪20年代的英国到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繁荣的历史进程是广泛出现的自主创新的结果，是现代经济发展模式的成功；20世纪70年代至今的西方经济和美国经济衰败的历史过程是放弃正确的现代价值观和经济文化，对社团主义甚或社会主义侵蚀现代经济和政治制度一退再退的结果。要使美国经济和西方经济重振雄风，唯有再度拥抱现代价值观和现代经济文化，清除社团主义经济和政治制度对现代经济和政治制度的腐蚀。
虽然《大繁荣》探讨的是对美国和西方经济病症的全面诊治，却对诊治中国的经济病症有非常重要的借鉴意义。2011年9月，在费老邀请我参加的哥伦比亚大学国际经济学术会议上，我发表的论文《中国模式的悖论》就是在与费老的讨论、切磋和启发下写成的，此文在会议上引起强烈反响，验证了这种借鉴意义。
王建国
北京大学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