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29年，信从基督的德国诸候在斯拜耳兹所提出的抗议乃是人们为改革运动所作最伟大的一个见证。这些属上帝的人所有的勇敢、信心、坚决，终于为后代争取了思想和良心的自由。他们的抗议使改革的教会得了“改正教”的名称（英文作“抗议教”）；而它所倡导的主义乃是“改正教的本质”。
一个黑暗而可怕的日子，临到了宗教改革运动。俄姆斯的敕令虽然剥夺了路德法律的保障，禁止人传讲或相信路德的道理，但宗教自由在国内仍是相当普遍的。上帝曾遏止了反对真理的种种势力。查理第五本来一心想要粉碎改革运动，但每当他举手要攻击的时候，就被迫将自己的矛头转向他方。一切胆敢反抗罗马的人，多次似乎临到了不可避免的将近毁灭；但在危急之秋，不是土耳其的军队在国境的东边出现，就是法王或教皇自己因嫉妒皇帝的威权日益扩大而与他作战，于是在列国的纷争和扰攘之中，改革运动就壮大扩展起来了。
但这几个信奉罗马教廷的君王终于抑制了他们阋墙之争，以便组成联合阵线去对付改革运动。1526年召开的斯拜耳兹会议曾规定各邦在宗教方面有完全的自由，直到下届全体大会为止；但查理皇帝一到那逼他让步的危险过去之后，就招集了第二次会议，定于1529年在斯拜耳兹开会，目的是要镇压“异端”。如果可能的话，他要用和平的手段劝诱诸候帮助他镇压改革运动；倘若不果，他就准备采用武力。
罗马教派欣喜极了。因他们来到斯拜耳兹的人数很多，他们公然敌对改革家和赞助他们的人。那时梅兰克吞说：“我们成了世界的渣滓和垃圾了；但基督必要垂顾他可怜的百姓，并要保守他们。”新教派的诸候来参加会议的时候，即使在自己的住处请人宣讲福音，也被禁止。但是斯拜耳兹的居民渴慕上帝的圣言，成千的人不顾这个禁令，竟蜂拥到撒克逊选候的会堂里，去参加那里所举行的聚会。
这事促成了危机的来到。查理向议会发布命令说，准许宗教自由的决议既引起了极大的骚扰，故此必须明令予以废除。这种专制独断的行为，使信从福音的人极其愤概、恐慌。有一个人说：“基督又落到该亚法和彼拉多手中了。”随后罗马教廷更加残暴了。一个顽固的中世纪罗马教徒说：“信从路德的人远不如土耳其人呢；因为土耳其人还遵守禁食的日子，而信从路德的人却予以破坏。如果我们必须在上帝的《圣经》和教会古老的谬道之间选择其一，我们宁可拒绝上帝的《圣经》。梅兰克吞说：“斐勃尔每天在全体议会前用新的武器来攻击我们传福音的人。”
宗教信仰自由既是依法成立的，信从福音的各邦就决定要反抗这侵犯他们权利的命令。这时路德仍在瓦姆斯议会所颁布的禁令之下，所以不能到斯拜耳兹来出席议会；但他的地位却被他的同工和一些诸候所代替了。上帝曾兴起这一班人在这危急之秋为他的圣工辩护。从前保护路德的撒克逊选候腓特烈已死；继承者是他的兄弟约翰公爵，约翰曾欣然欢迎改革运动，他虽然主张和平，但在一切有关信仰的事上，他却显出有极大的毅力和勇气。
在会议上，神父们要求那些接受改革运动的各邦绝对服从中世纪罗马教廷的权威。而那些宗教改革家则坚持以前所通过的宗教信仰自由议案。他们不同意让罗马教廷再把那些已经自愿接受上帝圣言的各邦，重新置于她的支配之下。
最后议会提出一个折衷的方案，就是在改革运动还没有成立的地方，必须严格执行瓦姆斯所通过的禁令；而“在那些已经不遵该禁令，以及禁令的执行不免引起暴乱的地方，则必须限制他们，不可进行任何新的改革，不可引起辩论，不可反对弥撒礼，不可让任何罗马教徒归依路德教”。这个方案通过了会议，罗马教廷的神父和主教们便非常得意。
如果执行这一道命令的话，则“改革运动既不能扩展到新的地区，也不能在已经有这运动的地方建立稳固的基础”。发言的自由必定会禁止。也不许人悔改信奉基督教了。议会饬令改革运动的赞助者立时服从这些限制和禁令；世界的希望似乎将要消灭。“罗马教廷制度的重建……必毫无疑问地使从前的暴政死灰复燃；”而且一有机会，罗马教廷就可以使那已经被狂热派和内哄“所严重地摇动了的工作趋于完全的毁灭。”
后来当信从福音的同人聚集商讨这问题的时候，他们只能面面相觑，茫然若失。彼此相问说：“我们怎么办呢？”世界已经临到一个重要的关头了。“宗教改革的领袖们会不会屈服，接受这一次的命令呢？改革家在这极严重的危险中，若为自己采取一个错误的步骤来辩护，是多么地容易啊！他们可以找出多少似是而非的借口，和冠冕堂皇的理由为屈服的行动辩解！信奉路德教的诸候已经得了他们宗教信仰自由的保证。这同样的权利也已经给予一切在这次议案通过之前信奉宗教改革的人；这还不应当使他们满意吗？顺从罗马可以避免多少危难！而反对罗马又将使他们遭遇何等不可逆料的危险和战争！而且谁能说将来再没有良好的机会？我们来争取和平吧；我们来接受罗马所提供的和睦而医治德国的创伤吧。改革家很可以拿这样的论调为自己所采取的步骤辩护，而这步骤不久必要使他们的事业瓦解。
“幸亏他们考虑到了这次协议所根据的原则，而凭着信心来采取行动。那个原则是什么呢？就是中世纪罗马教廷有强迫人信仰，并禁止人自由寻求真理之权。但他们自己和信奉新教的国民岂不是可以享受信仰的自由吗？不错，但这自由乃是这次协议所特别规定的恩惠，而不是一种权利。至于在这协议范围之外的人，他们都包括在强权的大原则之下；良心是没有一点地位的；中世纪罗马教廷就是万万不能错的裁判者，是人人所必须服从的。接受这个方案，事实上就是承认宗教自由必须限于已经信奉新教的撒克逊区域之内；至于基督教世界一切其他地区，自由寻求真理和信奉新教，就要被判为犯罪，并要受监禁和炮烙的处分。他们能够同意把宗教自由限于局部的地区吗？他们能就此宣称宗教改革运动已经引领最后一个人悔改吗？已经征服他最后的一片土地吗？他们能承认罗马所管辖的地方要永远受她的统治吗？如果按照这个协议去实行，成千成万的人势必要在中世纪罗马教廷的区域内牺牲他们的性命，这些改革家能宣称自己对于这些人的性命不负责任吗？这无异要他们在危急之时出卖福音的事业，和基督教世界的自由。”他们宁愿“牺牲一切，甚至于牺牲自己的国家，自己的冠冕，自己的性命”。
诸候说：“我们务要拒绝这道指令，在良心问题上，大多数人是没有权柄作决定的。”议员们声明：“帝国之得享和平，乃是1526年的指令所赐；如果废止这道指令，势必使德国陷于苦难和分裂了。会议除了保障信仰自由，以待举行全体大会之外，无权办理其他的事。”保障信仰自由乃是国家的本分，在宗教的事上，它的权威只限于此。政府若想用国家的权力来规定或强制宗教的遵守，就是牺牲了许多基督徒英勇奋斗所争取的原则。
中世纪罗马教廷决意压服这个他们所谓之“大胆的顽固者”。他们开始在支持改革运动的人中间进行挑拔离间。并恫吓一切没有公然赞助这运动的人。最后他们招集一切自由城市的代表到会议中来，要他们声明是否同意会议所提出的条件。这些代表们要求延缓答复，也未蒙允准。当他们进行表决时，几乎有半数的代表偏袒了改革运动。这些不肯牺牲信仰自由和个人决择权的人，明知自己所取的立场必要受到批评，侮辱，和逼迫，有一个代表曾这样说：“我们必须否认上帝的话，或被焚而死。”
代表皇帝出席会议的斐迪南王看出若不能诱导诸候接受拥护这道指令，势必造成严重的分裂。他深知采用武力必使这些人更加坚决，所以他企图说服他们。他“请求诸候接受会议的指令，这样他保证皇帝必要非常喜悦他们”。但是这些忠心的人承认那比地上君王还高的权威，所以镇静地回答说，“我们一定在一切足以维护和平与上帝尊荣的事上顺服皇帝。”
最后斐迪南在会议中向撒克逊选候和他的朋友宣布说，这一道命令“就要成为皇帝的谕旨”而“他们唯一的出路就是服从多数”。他们说了这话就退出议会，没有给改革家讨论或回答的机会。“他们派代表去请王回来，结果也是徒然。”他对他们的谏诤只是回答说：“事情已经决定了，只有顺从的一条路可走了。”
保皇党的人看出基督教的诸候必要坚持主张，《圣经》比人的道理，人的要求，有更高的权威；他们也知道，无论何处接受了这个原则，那里教皇的权威终必推翻。但是他们像历来的许多人一样，只“顾念所见的”事，自己欺哄自己说，皇帝和教皇权力大，而改革家弱小。如果改革家单单信赖人力的援助，他们真会像中世纪罗马教徒所想象的那么弱小了。但他们虽然在人数方面远比罗马教廷为少，但他们却另有力量。他们“以上帝的圣言对抗会议的议案，以万王之王，万主之主耶稣基督对抗查理皇帝。”
当斐迪南不肯理睬诸候们出于良心的主张时，他们就决定不管斐迪南在场与否，立时向这全国性的议会提出他们的抗议书。所以他们写好一篇庄严的声明提交议会；它的主要内容如下：
“我们用这个文件在上帝面前向会议声明，唯有他是我们的创造主、保护者、救赎主和拯救者；到了一天，他将要作我们的审判者；我们在万人万有之前，为我们自己和我们的国民提出抗议，声明我们决不同意，也不能以任何方式，服从会议所建议的命令，去违背上帝，违背他的圣言，违背我们正义的良心，并妨害我们灵魂的得救。”
“我们能承认这决议吗？当全能的上帝招呼一个人来领受他的知识时，我们能说这个人不可以领受吗？”“除了与上帝圣言相符的道理之外，没有其他可靠的道理。……上帝也禁止人传讲任何别的道理。……每句经文必须用其他更清楚的经文来解释；……在这一本神圣的经书中，凡有关基督徒所必需明白的事都是易于领会的，并足以驱散黑暗。我们决意要靠着上帝的恩典，单单传讲上帝纯洁的圣言，就是记在旧约和新约经卷中的教训，也不加添任何与之相抵触的话。上帝的圣言是唯一的真理；它是一切道理与生活的可靠规律，它决不会使我们失望，或欺骗我们。凡在这根基上建造的人，必能抵挡一切地狱的权势，而世人所用来反对它的谎谬言论，必要在上帝面前全然失败。”
“为这个缘故，我们拒绝那加在我们身上的轭。”“同时我们也深信皇帝陛下必以一个爱上帝过于爱一切基督徒的态度对待我们；我们也声明，我们必在公正合法的本分范围之内，向皇帝陛下和诸位贵族议员表示一切的爱戴和顺从。”
会议之人受了深刻的印象。多数议员对于抗议者的勇敢不胜惊异。在他们看来，国家的前途波荡不定。分裂、纷争、流血的事，似乎是无可避免的了。但是改革家深知自己的事业是正义的，便依靠无所不能者的膀臂，“充满了勇敢，非常的坚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