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教在第一世纪传播不久，即要面对来自社会和政治上的压力，甚至是迫害。此等迫害是间歇性，而非持续不断的；绝大部分也是属于地区性，而非全国性的。首先迫害基督教的，是以公会为首的犹太教的权力核心。那时候基督教打著犹太教的幌子开展其传教活动，信徒自认是犹太教的嫡系，许多人也误以为他们是犹太教的一个支派，故基督教无可避免地要跟维护正统的犹太教当局发生直接冲突。一旦犹太教人士再不容忍基督教这小支派，他们便开始清除基督教。
从70年尼禄皇帝开始，基督教便受到罗马帝国的迫害。显而易见，来自罗马帝国的迫害比犹太教的要严峻得多，因为当时的公会只属“亡国奴”的信仰团体，权力甚为有限；况且公会的势力仅局限於耶路撒冷，难与势力广被环宇的罗马政府匹敌。散居於耶路撒冷以外的基督徒，除非跑进会堂向犹太人传福音，否则不会受到公会或会堂的犹太人威胁；更重要的是，公会的权力至多及於犹太籍的信徒，非犹太籍的信徒就不受他们的管治及压力。这与罗马帝国的迫害相比，可说是小巫见大巫了。
基督教在挨过一段接近三、四个世纪漫长的迫害后，出现了一个极富戏剧性的变化，罗马帝国接纳基督教为合法的宗教，承认其存在及传播的合法地位，自此基督教不再受政治上的压迫；再过大半个世纪以后，基督教更进而成为罗马帝国的国教。基督教由受迫害的处境，转而取得了合法的、甚至是统治的地位；也由原来被判定为异教，到宣判所有非基督教宗教篇异教。两个阶段变化之大，对比之强烈，令人吃惊。
早期基督教成千上百的殉道者，终于换来了基督教的大繁荣，如果世间真有先知先觉的事情的话，基督教被定为国教的大繁荣，确实应当是那些殉道者的信心来源。
君士坦丁
基督教成为国家宗教，对日后的发展有极其深远的影响，在这个过程中，不得不提的是君士坦丁（Constantine the Great，288－337）。君士坦丁又被称为君士坦丁大帝，他是一位伟大的君主，三世纪末（280，一作274）在上麦西亚（Upper Messia，今日的南斯拉夫）的城市纳苏斯（Naissus）出生。他的父亲是康士坦丢·克罗如（COnstantius Chlorus， 306逝世），是罗马皇帝丢克理田（Dioclctian， 245－313）手下的统帅。
丢克理田是一位雄才大略的皇帝，对基督教的迫害异常严厉。他曾大幅度地改变罗马的政治体制，废除了寡头的君王独裁与帝位世袭制度，建立了一个“四头制”（the Tetrarchy）的模式：由四位领导人去管治幅员广大的帝国，最高级的两位领导人（或作两位皇帝、co－emperors）称为亚古士督（Augusit），其下再有两位统帅（Caesars），他们分治东、西方罗马。293年，君士坦丁的父亲康氏被选立为西罗马的统帅。此外，帝位的继承采用递补制度，亚古士督的在任年期是有规定的，届满后便得自动退位，由统帅接任。丢克理田之所以作出这样的改革，是因为罗马帝国在二、三百年间，开始呈衰败状态，特别是在中央政府无力驾御的地方出现诸侯割据的局面；要解决积弱的困局，首先要处理帝位继承的问题。世袭制度的最大缺点，是容易令领导层怯弱无力，难以保证继位者是治国之才；特别对以军事立国的罗马帝国言，继任者若非有领军才能，试问如何能控制手下各个将领？丢克理田就是要改变权力的继承制度，以确保在位君主的素质，重振罗马帝国的军事实力。
305年，丢克理田迫使另一位同为亚古士督的马克西勉（Maximinus）与他一起退位，康氏与加利流（Galerius）遂晋升为亚古士督，分别成了西罗马与东罗马的皇帝。在312年，君士坦丁的母亲海伦拿（Helena）皈信基督教。君士坦丁很可能是从他母亲那里，首先接触到基督教信仰的，亦因而对基督教存有好感。但是，其父亲却信奉一种当时颇为流行的混合一神教。传统上，希腊与罗马民族都是多神信仰者，所奉的神明多得不可胜数：有山神、水神、日神、月神等，他们各自管理不同领域；这些神明有七情六欲，行径亦与常人无异，可以说是既不神圣也不超然。不过，自从希罗文化接触到近东文化较高级的一神信仰后，他们的宗教观念开始产生变化；加上在希腊哲学（特别是柏拉图主义）的影响下，他们相信宇宙的根源是单数而非众数，是一而非多。在第二、三世纪，罗马人创造出一神教来，这是一种结合传统希、罗宗教与近东宗教的混合信仰。根据资料所示，康氏信奉的是一种崇拜太阳神的宗教；在传统希腊神话里，亚波罗是太阳神，但后来他被奉为宇宙最高的主宰音。
在君士坦丁的父亲康氏登位之前，君士坦丁曾被委派参与埃及对波斯的战争，支援当时另一位统帅加利流，建立了功绩，自此君士坦丁一直在加利流手下当军官。在登位之后，管理东罗马的加利流让君士坦丁重归他父亲的麾下。同年，康氏不幸逝世，按著丢克理田所定的制度，皇位本应由当地的统帅继任；但传说当时士兵哗变，把黄袍加在君士坦丁身上，拥护他接任父位。在既成事实的情况下，君士坦丁迫使管治东罗马的加利流承认他是西罗马帝国的统帅。刚退下亚古士督王位的马克西勉不服君士坦丁的非法夺位，遂联同自己的儿子马克森丢（Maxentius），与君士坦丁在意大利半岛展开连场大战。
312年，君士坦丁在接连战胜后，与马克西勉在麦勒危安桥（Milvian Bridge）进行最后的决战。在这战役的前夕，据说君士坦丁做了一个梦，有天使对他说，要靠赖 这个符号得胜，这个符号就是希腊文“基督”的头两个字母的组合。君士坦丁醒来以后，命兵士在头盔与盾牌上涂上这样的符号，结果真的凯旋而归，彻底将马克西勉及其儿子马克森丢击败。而在不久之前（311年），君士坦丁与加利流及另一位分地割据的将领理吉纽（Licinius）三人签订了宗教容忍法令，容许基督教合法存在，不再迫害基督徒。
313年，当君士坦丁正式成为西罗马帝国君王后，他与占领东罗马的理吉纽签订了一份协议，共同颁布《米兰上谕》（EdiCt OfMilan，重申宗教自由政策，给予基督教合法的地位，从此基督教正式成为合法宗教。 314年，君士坦丁与理吉纷发生冲突，双方爆发战争。324年，君士坦丁击败理吉纽，成为罗马帝国唯一的君主。
君士坦丁是一个非常有为的君主，被称为“大帝”是实至名归的。
在位期间，他屡兴改革，包括大规模地改动行政体制、重新划分行政区域、改革货币等。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为了远离异教充斥的首都罗马，君士坦丁在330年迁都拜占庭（ByZantium，今日的土耳其），并以自己的名字将城市易名为君士坦丁堡（Constantinople，即今天的伊斯坦堡），并称为新罗马（New Rome）。
虽然君士坦丁对基督教一直采取宽容的政策，甚至可说是偏袒基督教，可是，他要待到临去世的前一刻（337年），才在床榻上接受水礼，正式成为基督徒。至於耽搁的原因，既是政治性的，又是宗教及神学性的。在此且对后者略作交代：当时的信徒对信仰抱持严谨的态度，按著字面去解释使徒书信中的教导（那时新约正典尚未完全确定），故相信人在接受水礼成为门徒后，便不可再犯罪了。按著使徒的说法，基督徒既然是已蒙重生、拥有新生命的人，就不可以、且不可能再犯罪了。属於基督的，便不可能同时属於撒但，不能像从前一样活在罪中。并且，水礼的意义若在於一次过洗去基督徒在信主前所犯的罪，那水礼后所犯的罪又由甚麽礼仪来予以除去呢？无论如何，问题的关键在於，教会尽管可以明令禁止已接受水礼的人犯罪，但却没有基督徒真正能做到与罪绝缘。
洗礼后犯罪（post－baptismal sin）的问题在初期教会引起广泛的争论。第二世纪的教父黑马(Hermas）曾提出一个折衷办法：容许人在接受水礼后多犯一次罪。表面上看，给予基督徒多过一次的悔罪机会，已是一个原则性的重大让步；但是在实际上，这却没有解决任何问题，只是将信徒要面对的困局稍为顺延一天半天而已。由於水礼不能重做, 日后教会发展出另一种赦罪的告解圣礼（ sacrament ot Penance）, 才彻底解决洗礼后犯罪的问题。而在此之前，一个可行的权宜做法，就是尽量延迟施行水礼的时间。既然水礼是基督徒生命的分水岭，它亦能无条件地洗净人以前犯下的诸罪；那么，延迟接受水礼的日期，便不失为一种较简易的处应之道。当然，并非每个家庭均有足够能力，长期雇用神职人员在病榻旁随时效命；万一有任何差池，这样做的人便可能至死都接受不到水礼了。所以，教会绝不会鼓励这种方法。君士坦丁可能是为了解决水礼后再犯罪的问题，而故意延迟接受水礼的日期。
教会被迫害历史
在讲述基督教成为合法宗教以后的转变之前，我们且回顾一下它被政权迫害的一页历史。
基督教会在第一世纪开始，已面临政权的迫害。首先在67至68年，有尼禄皇帝的迫害；授著在8l至96年，在多米田（Domitian，51-96）皇帝当政期间，教会也面临严重迫害。当时基督教面对最大的考验，是罗马皇帝要求百姓将他奉为神明。
罗马帝国奉行宗教容忍政策（并非宗教自由政策），政府开列出一张合法的宗教名单，让不同种族文化的人保留他们原来的宗教信仰（但人不可以随便皈依或改信别的宗教）。
此举目的在於维持庞大的帝国里不同民族彼此之间的共融。
但到了第一世纪末，罗马帝国开始面临众多危机，其中之一是如何在精神上维系这样一个庞大帝国。罗马帝国在最强盛的时候可以纯粹靠赖其军事上的优势，巩固整个皇朝，例如在攻城掠地后，便将新得来的土地分赏给参与战役的兵将、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在将士用命的情况卜，帝国军队努力攻掠四邻民族；此举可以维系军心，又能巩因帝国。可是当可攻占的土地愈来愈稀少，扩张的步伐渐次缓慢下来之际，统领不同地方的各个总督，与中央的距离又如此遥远，那该怎样维持他们对中央的效忠呢？要是无法维持各地方的将士与人民对中央的向心力，那罗马帝国的倾赖便指日可期了。罗马君主及元老院都了解到，单靠军事或经济的扩张，来维系帝国的凝聚力是不大牢靠的：必须建立一个全国性的新精神或信仰，方能长久维持帝国的一统及兴盛。
早在凯撒亚古土督逝世后，不久罗马帝国的元老院议会便决定将皇帝奉为国家神明(State god)。他们不是要所有人放弃原先所信仰的神，转而单独敬拜皇帝,而是要求人在保持自己的宗教信仰之同时，多奉罗马皇帝这位神明而已。政府推行皇帝崇拜的目的是要建立一个普世宗教（universal religion）。
在一个多神主义泛滥的社会里，罗马政府实施这个政策，并没有招来太多反对声音：反正对绝大多数人来说，多奉皇帝一个神明并没有甚麽困难,与他们原有的宗教信仰也不相冲突。最不能接受这个政策的在当时大抵便是犹太教徒和基督徒了。犹太教和基督教都是严格的一神论，拒绝承认独一上帝之外尚有任何神明存在。旧约的十诫明明指出耶和华上帝是忌邪的，故人万不可在敬拜上帝之外又崇拜另外的偶像。由於犹太教徒和基督徒不肯在敬拜皇帝的问题上就范，他们乃髑犯了帝国的法令。
触犯罗马法令的人，当然会有被政府拘捕，甚至被杀害的危险。可是，并非所有皇帝皆严厉执行这个法令；这除了因为行政费用不菲，以及在全国执行法令所有的技术困难外，也由於有些皇帝比较开明，自觉并非神明，所以不强迫臣民向他卜拜。只是那些狂妄自大的皇帝，才喜欢甚至渴望人敬拜他。
多米田之后的他雅努(Trajan,53-117)是一位有趣的皇帝。他本人可以算是无神论者，既不喜欢宗教，亦不愿意人民把他当作神明看待；由於他对宗教的冷感，间接使政府对犹太教及基督教的迫害减少。在111至113年,小亚细亚庇推尼(Bithynia）地方的一位执政官皮里纽（Plily），写信给他雅努皇帝时指出：那地有很多基督徒，构成了潜在的社会问题。基督徒既不参军不允许子女读书（因书本统统与异教有密切关系）也少买肉吃（因为那些肉食多用作异教祭祀之用），故令从事相关行业的人的利益受损；异教祠庙门庭冷落亦不在话，一切与宗教有关的经济活动皆大受影响。总而言之，大量基督徒聚居引起了严重的社会问题，民间也响起惩治基督徒的声音，要求政府以参与非法宗教活动的罪名迫害他们。皮里纽在民众压力下，不得不杀害一些基督徒：可是，由於基督徙的人数着实太多，要将他们悉数正法也不是一桩容易的任务。按照当时的法律，被拿下的倘若不是罗马人，即可就地正法；但倘若那人拥有罗马公民的身分，就要将他送到罗马受审，因为公民有上诉罗马的权利。故无论是召开公审会来执行处决。或将犯人押解到罗马，当中都涉及不少人力物力，为地方政府带来相当的困扰。皮里纽遂写信给他雅努，问他是否需要严格执行杀害基督徒的法令。他雅努的回覆是：毋须彻底执行这个法今。他指出，要是有人写匿名信告发基督徒，可以不予理会；但倘若有人挺身而出，亲自指证基督徒的话，政府就不可坐视不理，必须秉法令而行事，否则无法服众。但在公开审讯的过程中，仍得给予基督徒一个悔改的机会：要是有基督徒表示愿意放弃信仰，并向异教神明祷告的话，就可将那人释放，毋庸大开杀戒。
由此可见，并非每个罗马皇帝都要置基督徒於死地，都热衷於执行迫害基督徒这个於国计民生无补益的政策。既然连皇帝亦对宗教迫害表现冷淡，那各地方的执政官就更不用说了，所谓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何必自找麻烦呢！因此，直到第三世纪为止，迫害基督徒的政策并未长期及全国性地雷厉风行；在最初两个世纪，罗马政府对基督教的迫害部属间歇性的，视乎个别皇帝及执政者而定。因此，基督徒可以逃难到邻近安全的地方去躲避，不致无可逃遁於天地间；就算是不避难，一个地方的基督徒被杀害了，别的地方仍能保全基督教的血脉，不致全军覆没。事实上，倘若基督教自其建立之初便遭到地毯式的摧残，它也不容易存留到今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