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概是，都是些孩子话吧。宗璞大姐写童话。童话不是每个人都能写的。技巧倒在其次，关键是要有一颗童心。宗璞大姐养猫，曾有一只耷耳朵的，名小花。我们交谈，小花一旁偏着耳朵，瞪着眼睛，似随时打算参与进来。宗璞大姐说：“小花如果开口，吐出人话，我是一点不会惊讶的。”我有同感。说起我家的三只大猫，一曰睛睛，二曰狸狸，三曰喵喵，也是很通人性，并且在家中与我们有着一样的地位、尊严，宗璞很理解。所谓“宠物”，这称谓是一种误导，不能把它们视作“物”，它们也是生命啊！生命都是金贵的。甚至于，不仅动物，植物也如是，是有灵性的，宗璞大姐说起她家屋外的三棵松树，亦即冯友兰先生用以命名其书斋“三松堂”的那三位披绿针衫的老人，他们只不过是不会走路罢了，其余方面，与人何异？望尽悲欢离合，听足生死歌哭，历遍风刀霜剑，尝够酸甜苦辣……悠悠岁月，风过微语，相对憬悟，何必多言？还有她家南窗外的几丛丁香，花开花落，籽饱籽裂，春送馨香，秋旋飘叶，氤氲中散多少情思，静默中传多少心意，谁能说它们的魂魄，就比人类单薄肤浅？也不光是植物，就是土石，也不能小觑轻亵啊……宗璞大姐的作品中，有曰《核桃树的秘密》者，有曰《丁香结》者，有曰《三生石》者，岂非偶然？
我和宗璞大姐，大概是，在这一类与仕途经济，与名坛利场，与选票座次，与人情世故，与同行长短，与时尚潮流……都了无关联的闲谈漫语中，获得了若干浮世中的促膝之乐吧，所以她说，跟我不错，算得朋友吧！
四
其实我这个人，虽说“自外”于某些人与事，决意取边缘存在的惨淡方式，来消费自己的生命，但跟宗璞大姐比较起来，还是心浮气躁的。世俗性的焦虑，过分鲜明的爱恨情仇，往往还在心尖蹿动。宗璞大姐是真正的闲云野鹤，甚而至于，我觉得，她像个菩萨。偶尔跟她提起一些人间烟火事，尤其是，提及某家伙如何心狠手辣，把我往死里害，她吃惊到天真的地步：“是吗？……真的吗？……哎哟，怎么会那样？……”她理解我的情绪，却又总是奉劝我：“不去管他吧……你要好好生活，好好创作！”她亲切的话语，如观世音用柳枝，从金瓶中蘸出圣水，挥洒到我身上，渗入我心坎中，我受伤的心灵，从而得到巨大的慰藉。
五
我和宗璞大姐，都是“红迷”。最近跟她通了一次电话，她还建议说，什么时候找几个同好，开个茶话会，专门“谈红”。我对《红楼梦》中秦可卿的探究，她并不以为然，却又极喜欢听我“侃秦”。她真是“我不一定同意你的意见，但为了捍卫你自由抒发出意见的权利，我甚至于甘愿牺牲”这一原则的坚定履行者。我已发表了《秦可卿之死》《贾元春之死》，正构思《妙玉之死》，把一部分构思跟她讲了，她大为诧异，那意思，似乎是认为“亏你想得出来”，“更向荒唐演大荒”，但她又鼓励我把《妙玉之死》写出来。我曾说过，我的喜欢“谈红”，并终于大胆“研红”，很受了我母亲的影响。我曾随口说过，我母亲对《红楼梦》如何熟悉，甚至于能说出秦显家的与王善保家的是什么关系，这话别人听了只当耳旁风，谁去追究？唯独宗璞听者有心，并向我郑重发问：她们是个什么关系？这说明她这人既天真，又认真。其实，我母亲只是一个普通的“红迷”，并不具备有关“红学”的基本知识，她是不仅把前八十回和高续的后四十回混为一体，也把她年轻时看过的某些续书里头的人物关系和情节，混为一谈的。秦显家的是司棋的婶娘，王善保家的是她姥娘，这在前八十回中有明文，二者当然是亲戚。记得母亲还说过，有一种续书，是把王夫人的陪房周瑞家的，跟邢夫人的陪房王善保家的，这两个互相合不来的人物，也勾连为亲戚的：周瑞的女婿冷子兴，跟王善保的外孙女儿司棋的情人潘又安，互为姨表兄弟，之间又演绎出种种离奇的遇合。宗璞连这样的谈资也很关注，更说明她那超越功利的一派童心，是何等趣味盎然。宗璞大姐长期患病，光是乳腺癌一症，便动过三次大手术，历经三十余年，却至今仍能读书写作，若问她有何抗癌妙方，我代她答曰：“永葆一颗超功利的无尘童心！”
六
我和宗璞大姐结识，是在1979年同获作家协会第一届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项的活动中。那回她以《弦上的梦》获奖，那是一篇文学性很强，文字很优美，继承、发扬了她在1957年的成名作《红豆》文脉的一篇佳构，但因其内容涉及“文革”，也被视为是“伤痕文学”的作品之一。当时“伤痕文学”一方面有人欢迎，有人肯定；一方面也有人贬抑，乃至攻讦。万没想到的，像我、卢新华等的作品，还只不过是被指斥为“缺德”而已，她的《弦上的梦》，竟被一位很有地位和影响的人物，到现在我都不便写出的，不仅是政治上彻底否定，而且还带有明显侮辱性的词语，加以了恶谥。这对一位女士，尤其是宗璞大姐这样书香门第的大家闺秀，真是难以承受的遭遇。当时她内心有过怎样的波澜，我不清楚；但她表现得很平静，甚至于反过来，为那人因专断成性，竟急不择词，出口不雅，而感到难为情。这种以大悲悯对待人世争端的态度，令我感佩，却也使我觉得，世上几人能以如此？我说宗璞大姐是菩萨，这也是例证之一。
七
我称宗璞为大姐，首先遭到了母亲的训斥。那是因为，我的祖父，与冯友兰先生，以及宗璞的两位姨父，都有过交往；而我母亲在未嫁给我父亲前，也已出入过冯家，我的父母与宗璞，是平辈的，我矮了一辈，从世交角度，我应称宗璞为阿姨才是。我明知母亲是对的，但叫大姐叫顺嘴了，很难改过来；并且宗璞大姐也知道我祖父与她父亲曾交往，有那么一层关系，却对我呼她为大姐，并不以为忤逆。她对我说：“就叫大姐吧，叫大姐很好！”后来有一天，宗璞由女儿小钰陪着，到我家附近的地坛公园参加一种有治疗作用的抗癌气功活动，事毕，顺便到我家小坐。恰巧我二哥从成都出差北京，也在我家。二哥见我呼宗璞为姊，认为极不礼貌，他在成都与宗璞表哥交往甚多，称为孙四叔，所以也便称宗璞为冯阿姨，弄得我很尴尬。倒是宗璞本人乐乐呵呵地，认为怎么样称呼是很小很小的、完全无所谓的事，她所看重的，只是人际交往中是否有一派天真率直。经她首肯，并予以鼓励，我便始终没有改口，直到今天，仍大姐大姐地叫她，她也受之如饴。
八
因为和宗璞大姐都热爱《红楼梦》，所以总想拿《红楼梦》中的人物来比拟宗璞大姐。以宗璞大姐的身份，本应以“金陵十二钗正册”中的某一钗来作比，但正十二钗基本上都是悲剧性角色，探春、巧姐虽结局尚好，却都不能用来乱作比拟。想来想去，似乎薛宝琴差可作比，按在书中所占篇幅，宝琴比妙玉要多，且属贾王史薛四大家族成员——妙玉非四大家族成员而入正十二钗行列且排名第六，何故？这是我欲与宗璞大姐讨论的一个问题——虽然从年龄上说，用之来比拟宗璞略觉不妥，其他方面，似都相当贴切。宝琴在大观园的恩爱情仇中超然物外，一颗童心，一派天籁，其才华极为出众——所撰《新编怀古诗》十首，至今无人敢说所猜便是准确谜底——她又与外部世界有所接触，屐痕累累，见多识广，与“真真国”的女诗人有过交往；特别是，书中写到，在粉妆银砌的雪坡上，宝琴披着凫靥裘站在山坡上遥等，不一会儿，身后来了丫头小螺，抱着一瓶红梅，那纯净幽美的形象，令人赞叹不止。我若画一宗璞大姐雪中凝思图，将小钰作捧瓶梅的陪衬，不也有趣吗？宗璞大姐及热爱她的友人读者，是否觉得我拟于不伦了？但我却很可能，真画出这样一幅想象图来哩！
5.多保重，宗璞大姐！
何镇邦
1998年7月26日，是宗璞大姐的七十寿辰。这是我不经意间得知的。因为要编她的一个散文集，以加入我主编的一套女作家亲情的散文丛书，是准备请她“领衔主演”的，因此要当面同她商量点事，便事先打电话同她约定造访的时间。我原拟于7月26日(星期天)去访她，她也不经意地说出7月26日是她的七十寿辰，并说家人与至亲这一天都要去祝贺，说话恐有不便。于是，我便提前于7月25日下午去北大燕南园57号，一是提前祝贺宗璞大姐的七十寿辰，一是同她面商有关编选散文集的事宜。为此，还到北辰购物中心的花店里买了一束浅红色的康乃馨，作为献给这位文坛老大姐的生日礼物。
燕南园坐落于北大校园里的一隅，闹中求静，充满书香，也显得特别静谧。这些年来，由于商潮的冲击，连安静的大学校园也不安静了，颇有点市井的喧闹。可是燕南园，却仍然保留着一片静谧，可以说是一片少有的绿洲，也是读书人少有的一片乐土。宗璞大姐所居住的燕南园57号，是燕南园那大同小异的一片院落中的一个院落，它掩映在树木花草的扶疏之中，显得特别安静。我从喧闹的亚运村赶到这儿，敲开院落的大门，宗璞大姐与小钰迎出来，把我引进那充满书香味的客厅。一落座，在向宗璞大姐祝贺七十寿辰之后，即书归正传。而谈完编书和有关专栏的事宜后，即海阔天空地闲聊起来。宗璞大姐久病初愈，气色不错，也颇健谈。她说现在每天都能坚持写作，五六百字到千把字不等，作为《南渡记》续篇的《东藏记》也即将杀青。谈到写作，她语调颇为平和，神情也显得安泰。但一谈到最近一位年轻人在《从北大到哈佛》这本书中无中生有地对她进行中伤，和钱钟书先生对她已故的父亲冯友兰先生进行中伤，云云。情绪便有些激愤了。我只好安慰她，请她保重身体，不要让这些看不惯的事伤了身体，云云。明明知道我这些宽慰的话没什么分量，但也不能不说。大概宗璞大姐生活在一个充满书香的家庭里，虽自1957年来也吃过一些苦头，但总是把世界，把社会，把知识界看得太纯净，于是一看到一些难以容忍的事，就不能平静了。从一个方面来说，这也正表明她的心地纯净和精神境界的崇高。
当今文坛，有两位年事已高的女作家德高望重，颇受文坛内外的崇敬。一位是谢冰心，可以说是文坛的“老奶奶”；另一名便是宗璞，可以说是文坛的“老大姐”了。我们这批六十上下的朋友，都称宗璞为“大姐”，因为这称呼里既有尊敬的成分，也透着一点亲切之情。这就难怪心武老弟论理应称呼宗璞为“阿姨”，却一直“大姐、大姐”地叫下来了。
我虽然也称宗璞为“大姐”，却来往不多。早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读她的由此获罪的写得很美的短篇小说《红豆》，即就心仪于她；20世纪80年代初，又读到她的散文《哭小弟》，同历史上的《陈情表》《祭十二郎文》等写人间至情的篇什可以放在一个层次上来读，更崇拜她了。当然，20世纪80年代中期作为一个关注长篇小说创作的评论工作者读她的长篇小说《南渡记》，也是颇受启发的，虽然未曾写文章评论它，但也保留了我对此长篇的好感。尽管我如此喜欢宗璞大姐的作品，而且同住一城，也同居一“界”，照说要找到她也是不太难的。可是我总以为她出于名门，又具有大家风范，不敢轻易去打扰她。于是就一直作为心仪于她的一个读者崇敬着她。
一直到1990年春，我在鲁迅文学院同北京师范大学联合举办首届文学创作研究生班，按照教学计划，要聘北京的一些知名作家作为创作导师指导学生的创作，有位叫冯敬兰的学生点名请宗璞作为她的导师。开始着实让我犯难，但我同几位朋友商量，他们鼓励我去请。于是我斗胆上门去请宗璞大姐出山，也是第一次造访北大燕南园57号。没想到，宗璞大姐欣然允诺，并且非常尽心尽力地指导分到她名下的三位学生的创作(这三位学生除冯敬兰外，还有来自军队的于劲和来自作家出版社的白冰)。她不仅来到鲁迅文学院同学生见面、交谈，指导他们的创作，同时还把他们请到家中交谈辅导。她的眼睛不好，视力较差，但还认真地审读学生交的作为作业的作品，大都是几万字或十几万字的中篇或小长篇，认真地写评语，给成绩。这种认真负责的态度，这种敬业的精神，很使我感动，也很使我受教育。从此之后，我同宗璞大姐也就有了一些往来，她也把我看作文坛中的一个“好兄弟”，同她交谈，或到了她家里，也就无拘无束了。到了1993年至1995年间，我们又举办第二届文学创作研究生班，又请了宗璞大姐作为创作导师。这一次她指导两位学生章裙和冯捷的创作，同样认真负责，以至过去几年了，仍然打听她指导过的学生的创作情况和别的情况，关心着他们的成长。这当然也着实让我感动，也让我感到惭愧。宗璞大姐这些作为，可以看作是对我们工作的支持，但究其实，还是对文学青年的关爱，对文学事业的热爱。
对于宗璞大姐，我对她知之不深，对她的作品也缺乏专门的深入的研究，很难再说些什么。但在文坛变得越来越喧闹之后，在一些钻营有术的人把文坛也当成官场和商场一样，争权夺利，愈演愈烈的当今，作为大家闺秀出身、具有大家风范的宗璞大姐，就越显得难能可贵，我辈也就愈发崇敬于她。
“人生复能几，倏如雷电惊。”不知不觉地，宗璞大姐也已进入古稀之年。在她刚刚过完七十寿辰之后，作为她在文坛的一个“好兄弟”，我所说的只有这么一句话：宗璞大姐，中国文坛需要您，我们一帮兄弟需要您，多多保重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