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语言学中的比较和对比
黄树先 王丽媛
摘要 一种语言当然也可以研究，但是很困难。我们主张应该对语言进行比较，通过比较，才能看出语言的共性和独特之处。比较有两种，一种是历史比较，一种是类型学的比较。一般的看法，这两种比较有本质的差异。我们赞成把这两种比较有机融合起来，使语言的研究更为宽广。
关键词 语言比较；历史比较；类型学比较
历史语言学最重要的研究方法是对有亲属关系的语言进行比较，以期追溯语言的历史，探讨语言的早期面貌。我们认为，除了这种比较外，我们还应该借助类型学的方法和成果，来指导我们的研究，检验我们的研究结果。本文认为比较和对比应该是历史语言学的两个最基本的研究方法。历史比较法可以推测历史上某些语言可能存在什么样的状态，而类型学则可以检验哪些推测符合语言学一般原理，是合理的，哪些是违背语言规则的，是不合理的。
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把语言分成共时和历时，语言的研究大体上也分为共时语言学和历时语言学［1］。一般的学者都认为共时语言学研究语言的某个平面，比如现代汉语的描写和分析。这种研究不涉及语言各个成分的历史和来源。历时语言学研究语言的发展和演变，探讨语言发展的一般规律。
我们还可以通过两种或两种以上语言的对比来研究语言，这就是比较语言学。有亲属关系语言的比较和没有亲属关系的语言的比较，其性质是不一样的。这两种方法主要的分歧应该是研究的旨趣有差异。法国比较语言学家梅耶曾说过：“进行比较工作有两种不同的方法：一种是从比较中揭示普遍的规律，一种是从比较中找出历史的情况。这两个类型的比较都是正当的，可又是完全不同的。”［2］梅耶指出这两种研究方法的差异是有意义的。但是我们同时也要看到，这两种方法有共同的地方，这就是“比较”。两种比较各有其研究的旨趣，我们在语言研究中，可以把两种方法结合起来。
一、比较和对比：相互补充
传统的看法，对比和比较是两种性质完全不一样的研究学科或者叫思路。在比较语言学中，许多学者也不大会想到要运用对比的方法和研究成果。所以在很长的时间里，这两个学科很少能够交叉。
罗曼·雅柯布森很早就意识到，这两种比较方法是应该相互补充的。他在《类型研究及其对历史比较语言学的贡献》一文中对这两种方法进行了分析，然后引用格林伯格的观点，认为语言类型学可以帮助历史语言学，“我们的预测力，因为在一个共时系统里，一些发展是很可能的，一些不大可能，一些可以排除掉”［3］。根据这个观点，雅柯布森进一步申述：“语言的重建状态与类型学发现的一般规则发生冲突，就会使重建出现问题。”［3］也就是说，我们可以运用类型学发现的语言学一般规律来检验重建的成果。
国内一些学者也有意识地运用类型学的方法和成果来检验汉语的重建。潘悟云教授对上古汉语语音的元音构拟进行了评述［4］。
高本汉的上古音有15个元音［5］，董同龢20个［6］，李方桂4个［7］，王力6个［8］。潘悟云先生认为，有两个原因造成了上古汉语元音的差异。一是对上古韵部的认识不同，高本汉等人认为，上古汉语一个韵部有不同的主元音。后来的学者，如王力、李方桂等先生则认为，一个韵部主元音应该是相同的。第二，是对于从上古到中古的语音演变有不同的看法。
高本汉的元音系统i只作介音，不是主元音，这不符合自然语言特点；后元音多于前元音。
潘悟云教授对上述几家的构拟进行了评说：
1.构拟的音系是否符合语言的普遍现象；
2.构拟的音系与亲属语言的实际音系是否接近；
3.构拟的元音在整个韵母系统中的配置是否匀称；
4.拟音是否能够满意地解释谐声、通假、异读和音变；
5.与亲属语同源词的语音比较是否贴切。
这五条标准，第一是语言的对比（语言类型学），第二、五是亲属语言的比较，其余两条是语言内部的证明。
潘悟云先生在“构拟的音系是否符合语言的普遍现象”里说：
John Crothers对Standford Phology Archiving Project所收集的209种语言材料作过统计，其中最多的是五元音系统：i、e、a、u、o，共55种。郑张尚芳的6元音系统占第二位，共29种。李方桂所拟的4元音系统占第七位，共9种。而没有一种语言是王力构拟的那种元音系统。
在自然语言中元音i普遍存在，它与a、u构成最稳固的元音三角形。但王力的系统中没有i，高本汉系统中i仅出现于介音，都不符合普遍现象。
人类发音器官后舌位的活动范围比前舌位小，所以后元音数一般不会超过前元音数，但是高本汉的系统中，后元音比前元音多，后元音高低等级竟分为5个，这在自然语言中是很少见的。
语音的变化会使语言的对称结构受到破坏，比较古老的语言中，音系排列一般是整齐、对称的。高本汉和王力的系统显然不符合这个原则［4］。
二、汉藏语系语言的几个特点
运用比较可以发现语言的普遍规律，这些普遍规律可以检验我们重建的语言的早期形式。原始汉藏语系的面貌，必须通过历史比较才能建立起来。这些通过历史法建立起来的特点，必须借助类型学的比较法来检验后，才能判断这些成果是否合理。
王力先生《汉语史稿》“汉语的亲属”一节，总结了汉藏语系的特点。认为“这些共同点决不是偶然的” ［9］26。王力先生的汉藏语系分类是把汉藏语系分为汉台语群和藏缅语群。
语音方面，汉藏语系的共同点，王力先生归纳了两条：
“第一，声调作为音位的组成因素，这是汉藏语系的一大特点……在汉藏语系里，可以说所有的语言都具备声调；绝大多数的语言具备辨义的声调。……这种和汉语一致的情况，绝对不是偶然的。”
“第二，大多数语言具有m，n韵尾，并且还有p，t，k韵尾和它们作十分整齐的配合。这个格局是和古代汉语相符合的，也是和现代汉语某些方言（粤方言，闽北方言，闽南方言，客家方言）相符合的。”［9］26。
语法方面，王力先生也归纳了两条：
“第一，大部分的词以单音节的词根为基础，这是汉藏语系被称为单音节语或词根语的由来。这并不妨碍这些语言具有许多复音词，并且还继续向复音的道路上发展。但是，这些语言仍旧有它们共同的特点，就是它们的形尾和词头词尾都不够丰富，用来构词的词素绝大多数是单音节。”（按：这隐含另一个特点：汉藏语系缺少形态）
“第二，单位名词（量词）也是汉藏语系特征之一。大部分的汉藏语系语言（特别是汉台语群）都具有单位名词。” ［9］27
根据王力先生的表述，我们可以概括为：
1.汉藏语系以单音节词根为主；
2.汉藏语系有声调；
3.汉藏语系缺少形态；
4.大部分的汉藏语系语言（特别是汉台语群）都具有单位名词。
这4个特点大体可以认为是相当多的学者对汉藏语系特点的看法。我们根据历史比较可以判断其正误，还可以依据类型学来加以检验。
（一） 汉藏语系是单音节？
关于汉藏语系早期音节的结构，传统的看法认为，早期汉藏语系以单音节为主。最近几年，有学者提出，汉藏语系的音节结构也是一个发展的过程。大体可以分为：
1.汉藏语系在早期以双音节为主，就像现在南岛语系的音节结构。
2.其后，双音节重音转移到后一个音节上；前一个音节变成次要音节。南亚语大体是处于这种语音格局。
3.第三个阶段，次要音节或脱落，或和主要音节的声母融合，形成复辅音。复辅音或脱落，或融合，形成单音节。有两篇文章专门分别讨论侗台语和汉语音节的发展。［10］［11］
黄树先《上古汉语复辅音声母探源》讨论了汉语音节“双音节→单音节→双音节”发展问题。我们认为前上古汉语的双音节词是以单纯词为主，这种单纯双音节词是一个语素；这个语素由两个音节组成，表达一个意思。其后，这种双音节单纯词缩减以后，演变成单音节，即CVCV→C-CV/CCV/CV。汉藏语系许多语言都走过这条路（黄树先《汉缅语比较研究》［12］讨论了缅甸语的音节结构）。这种单音节词（C-CV/CCV/CV）后来又演变成双音节词。但是这个时候的双音节词，和前上古汉语的单纯双音节词，在性质上有本质的不同：这个时候的双音节词，多为两个语素，双音节词的前后两个音节都有实际意义。王力先生《汉语史稿》第四十节《构词法的发展》中认为，上古汉语是单音节为主，由单音节向双音节发展，“汉语复音词的构成，可以分为三大类：（一）连绵字；（二）词根加词头、词尾；（三）仂语的凝固化。”并认为前两类数量少，“至于仂语的凝固化，就是说，仂语在发展过程中凝固起来，成为单词，如上古的‘天子’，中古的‘喜欢’等，在汉语构词法则是主要的。”［9］346这样看来，秦汉以来逐渐增加的双音节词，和前上古的双音节词就有本质的不同。除第一类连绵字和前上古的双音节词性质相同之外，第二类词根加词头、词尾，仍是以单音节为主，附加词缀；第三类，是两个语素组合的凝固词，而且所占比重最大。就书面文献来看，汉语史上的双音节化实际上是建立在汉语以单音节为主这个大背景上的（我们说汉语为单音节，是指经过CVCV→C-CV/CCV/CV，即单纯双音节→单音节演变后的单音节）。这也就是说，自从双音节演变为单音节后，汉语始终是单音节语言，或者说是以单音节为基础，单音节词占主导地位。”［10］最近我们读到梅祖麟先生的文章，他也认为：“汉语从最早到现在，语素一直是单音节。”［13］
汉语早期音节结构如何？汉语到底是如何发展演变？现在还有争论。全广镇最近还认为原始汉藏语是单音节语言，“如果我们假设原始汉藏语为多音节语，那么我们就难以解释后来它如何变成单音节语。”［14］。施向东先生对黄树先［10］的说法提出了批评［15］。
我们在上面已经从历史比较的角度，探讨了汉语音节发展的轨迹。从类型学的角度来看，语言中音节的发展应该是多音节→单音节，而不应该是相反。
（二）汉藏语系有声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