帕斯卡有名言：(埃及王后)克里奥帕特拉鼻子短一分，世界历史就不得不重写。他的意思是，历史中偶然因素太多：荆轲刀快一瞬，慈禧早染肺炎，中国历史就大不一样。对此，历史有规律论者大皱眉头，社会决定论者暴跳如雷。
现在有一种新传记(biography)作家，做的是“生检考量”(biography)。他们会说，且慢，让我先量一量克后的鼻子究竟几寸几分，你再来作理论发挥。
克后艳尸现在尚未找到，但其他历史名人，一一落到新专家手中。
西人去世，家人往往绞下几绺头发，留作纪念。先进的微量元素测定法，可以翻出许多秘密。拿破仑的头发早就被法国人做了不少文章，测出微量毒品，证明死于英国看守慢性下毒。此事再次让法兰西人血液沸腾了几分钟。
德国的民族骄傲贝多芬，耳朵全聋时，写出并亲自指挥了第九交响乐，其终曲《圣母颂》现在几乎成为欧洲洲歌。但是他头发中却测出微量汞，汞剂是20世纪之前治梅毒的通用药。因此，贝多芬的失聪，看来是梅毒所致。“知人论世”，贝多芬的音乐，情操就不够崇高。
另一个追查出来的梅毒患者，是美国的伟人总统林肯。这次有旁证：林肯遗孀玛丽，晚年患有精神病，很可能是梅毒并发症。况且，林肯早年在新奥尔良做水手。读过沈从文小说的都知道，水手必嫖娼，就像必以咸肉下饭。如此三面对证，已成铁案，让道德家每次见到林肯式的圈胡，眼神就失去崇敬。
欧洲一向有习俗：用石膏给死者翻个面部雕像，石膏面模上少不了粘下几根须发，更是宝贵。世界第一大文豪莎士比亚，留下一幅著名的面塑，眼球有肿块，使不少人怀疑他死于眼癌这种奇病。德国马恩茨大学某女教授，请教了德国刑警专家医学专家，几乎作出了莎翁的详细病历。
现在诊断，已经救不了莎翁，但是莎翁晚年笔下的李尔王，瞎了眼后那段著名的长独白，悲愤哀伤，就可以读作莎翁切肤之痛的自白，给世界莎学带来革命性启示。尤其是，莎翁身份，一向是个谜，若能证明此莎翁的确写下《李尔王》，就并非考据小事。为了把学问做扎实，此教授要求拔面塑上的须发做测定，此事被莎翁纪念馆一口拒绝。
有的“拷问先人”工作，范围更大。美国第三任总统托马斯·杰弗森，有个黑人女仆莎丽·海敏斯。海敏斯有一个私生子，近年有人在全美国查海敏斯后代，并且与杰弗森的“嫡系”后代做DNA对比，肯定了杰弗斯的确与海敏斯有染。那就部分地解释了杰弗森在19世纪初，力排众议，通过“反奴隶买卖法”，其中有个人的动机：不想让自己的后代落进人肉市场。
许多传统的biographers，义愤填膺地痛斥bio-graphers新潮流，说他们是“抖历史人物内裤”。但是在西方，不像在中国，死者及其后代，无法到法庭上告这些新学问家一个“诽谤先人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