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季温为史容之孙。其《山谷外集诗注跋》称“先大父芗室先生所注《山谷外集诗》”，“大父”即祖父之敬称。跋语末署“孙朝请大夫福建路提点刑狱公事季温百拜谨跋”。史季温的事迹，仅见于宋人陈骙的《南宋馆阁续录》卷八：“史季温，字子威，贯眉州，习诗赋，壬辰徐榜进士出身。”宋代青神为眉州属县，季温实为青神县人。“壬辰”为宋理宗绍定五年（1232）。因史季温以诗赋见长，进士及第后得以入秘阁任职。宋制“秘书省，监、少监、丞各一人，监掌古今经籍图书、国史实录、天文历数之事，少监为之贰，而丞参领之。其属有五：著作郎一人，著作佐郎二人，掌修撰日历；秘书郎二人，掌集贤院、史馆、昭文馆、秘阁图籍，以甲、乙、丙、丁为部，各分其类；校书郎四人，正字二人，掌校雠典籍，判正讹谬，各以其职隶于长贰”（《宋史》卷一六四，职官四）。南宋隆兴二年（1164）以后秘书省馆职名额有所增加，因“馆职系祖宗育材之地，近因立额，至召试之人无阙可差”（《宋会要辑稿》职官十八之三十一）。史季温经过严格的考试于宋理宗嘉熙四年（1240）十一月以太府丞除秘书郎，淳祐元年（1241）五月升任著作佐郎，淳祐二年四月为著作郞。淳祐十年（1250）史季温以朝请大夫任福建路提点刑狱公事兼本路劝农提举河渠公事提举弓手寨兵。此时赵汝愚之孙赵必愿知福州兼福建安抚使，为史季温上级。赵必愿将祖父编辑的《诸臣奏议》在福州刊行。史季温作《国朝诸臣奏议序》叙述缘起云：“先正丞相忠定福王赵公曩尝类编《国朝名臣奏议》，开端于闽郡（福州），奏书于锦城（成都），亦已上彻乙览。淳熙至今逾六十年矣，蜀旧锓木已毁于兵。公之孙尚书阁学必愿，绳武出填，尝命工刻而未就；季温以臬事摄郡，捐金命郡文学掾朱君貔孙继成之。念昔先大父芗室容，受忠定之知，尝同蜀之名流，预讨论之列。今既遂尚书之志，亦可发扬先祖旧事。”这样，《诸臣奏议》得以重新刊行，今见存于《四库全书》。在序言里，他分析名丞奏议，批评了王安石新学，认为“明鉴之垂，前车之戒，凡有志于国家者，其可舍是而他求哉”。此可以反映各历史时期的政治思想，启迪人们总结历史经验。史季温在福建留下了一首《游鼓山》的诗。鼓山在福建闽侯县东三十里，山上有巨石如鼓。诗云：
上到琼峰第几间，御风骑气渺人寰。
天高陡觉星辰近，地迥偏饶日月闲。
去海茫茫疑十里，望州隐隐见三山。
武夷榜墨千年在，任使重厓藓字斑。
这两篇仅存的诗文，体现了作者很高的文学才华。在福建任内，史季温还做了一件大事，重新刊行了祖父的《山谷外集诗注》。他的《山谷别集诗注》两卷，也可能是在此时完成的。宝祐元年（1253）史季温在福建任满回朝，以宝谟主管冲佑观兼国史院编修、实录院检讨，次年十月任秘书省少监，仕宦终于此，不久便下世了。宋季周密《癸辛杂志》别集卷上记有史季温一则佚事：“王盖县丞，福州长溪人，嘉定初宦游京湖。时方敌患，杀人至多，积骸如山，数层之下，复加收索，击以铁槌乃去。有未绝者（王盖）夜见炳烛呵殿而来，以为帅也，惧甚，屏息窥之，旋闻按籍呼名，死者辄起应之，应已复仆。次至其人，亦起应之，则又闻有言：‘此人未当此死。’乃举籍唱曰：‘二十年后当于辰州（湖南辰溪县）伏法。’既得免，投僧舍为行者，适郡倅眉山家坤翁来游寺中，喜其淳厚而文，曰：‘肯从我乎？’欣然而就家，人亦爱之。家有女适史植斋季温之子，使从之以往，遂居史。已而史得辰州，欲以自随，王（盖）猛忆前事，具白辞行。史曰：‘吾为郡守，岂不能庇汝？’乃勉从之。至郡逾年，史幼女戏后圃，为蛇绕，王因击蛇，并女毙焉。史怒竟致之法，距神前言恰二十年。”此记述极为荒诞。余嘉锡认为：“自嘉定元年（1208）下推二十年，当是宝庆（1226），季温尚未登第，安得便知州郡，《杂志》所记，必有讹误。”然而由此可知，史季温号植斋，而且与故乡眉州家坤翁联姻。周密所记其他荒诞之事则属民间传闻了。
黄庭坚作诗主张学习杜甫，“如老杜诗，字字有出处”，而且以为“词意高胜，要从学问中来尔”（《论作诗文》，《山谷别集》卷六）。他善用前人诗句，总结经验说：“不易其意而造其语，谓之换骨法；窥入其意而形容之，谓之夺胎法”（《冷斋夜话》卷一），而直接使用成句便是“点铁成金”（《道山清话》）。由此使山谷诗特具“以学为诗”的特点，以至其字面艰涩而难于理解。宋人在解读山谷诗时很注意考释所用事典及语句出处。曾季狸即作了许多考释，其《艇斋诗话》里列有若干条，如《谢送宣城笔》，曾氏认为用乐天《紫毫笔》的“慎勿空将弹失仪，慎勿空将录制词”，史容失注，但关于其他语句则注释较详。《清江引》“全家醉著蓬底眠，家在寒沙夜潮落”，曾氏认为“‘醉著’二字出韩偓诗‘渔翁醉著无人唤，过午醒来雪满船”，史注不仅引用韩偓诗，又引了史虚白和杜荀鹤诗。《和陈君仪读太真外传》其二“扶风乔木夏阴合，斜谷铃声秋夜深。人到愁来无处会，不关情处总伤心”，曾氏认为“全用乐天诗意。乐天云：‘峡猿亦无意，陇水复何情。为到愁人耳，皆为断肠声。’此所谓夺胎换骨者也。”这殊属牵强附会，不如史注引《太真外传》并辨析栈道雨中闻铃之地应为四川梓樟上亭驿。任渊、史容和史季温注，历来被誉为名注本，语句及事典出处的注释甚为博雅严谨，但亦偶有疏漏与错误，这自是难免的。当代学者钱锺书在《谈艺录》里摘出三家注之疏漏与错误五十九条，其中史注者十九条。例如《百花洲杂题》“神理不应从此尽，百年草树至今青”，史容注引谢灵运《述祖德诗》“龛暴资神理”，钱锺书认为“此用《世说》第十七戴公过林法师墓语：‘冀神理绵绵，不与气运俱尽。’”《次韵答张沙河》“亲朋改观婢仆散，成都男子宁异今”，钱锺书指出史注“下句引《汉书·萧望之传》‘杜陵男子’，大误。按《三国志·张裔传》，裔成都人，北诣孔明咨事，送者数百，还与所亲书曰：‘人自敬丞相长史，男子张君嗣附之，疲倦欲死。’沙河今亦张姓，故用其语。”《送人赴举》“送君归去明主前，若问旧时黄庭坚，谪在人间今八年”，史季温注“诗最多体制，三句者盖亦罕见。周诗则有《鳞趾》、《甘棠》篇，山谷此诗盖舍近例而援古法。由是推之，山谷不特平生句法奇妙，早年诗格已高古矣”，钱锺书引方濬师《蕉轩随录》卷三：“‘青衫乌帽芦花鞭，送君直至明君前，若问旧时黄庭坚，谪在人间十一年’，此山谷送乡人赴廷试诗，见宋吴垌《五总志》。今山谷诗《别集》据《西清诗话》截去首句，十一讹‘今八年’；季温不考其讹误，而夸三句诗为高古。颇疏漏。”钱锺书所指出的例子里，有的史注已明，可以不再补注，例如《题槐安阁》“白蚁战酣千里血”，史容引唐人李公佐《南柯太守传》与《淮南子》，注释已明，而钱氏以为系用钱昭度《野墅夏晚》“白蚁战酣山雨来”，实可不必。《题阳关画》（其一）“断肠声里无形影，画出无声亦断肠”，史容注引白居易诗“一声一断肠，能有儿多肠”；其二“龙眠貌出断肠诗，渭城柳色关何事”，史容注引王维诗、苏轼诗和《汉书》。合观二诗注释，句意已明，而钱锺书引《能改斋漫录》卷七认为是用李商隐《赠歌妓》“断肠声里唱阳关”；这亦实可不必。此诗之可补注者乃“断肠”，史容失注，而钱氏亦未补注。按《太平广记》卷四十四六述王仁裕从事于汉中，养小猿名野宾，后遣人放归巴山。多年后王仁裕入蜀经此，再见野宾于峭崖，野宾“哀叫数声而去。及涉山路，转壑回溪之际，尚闻呜咽之音，疑其断肠矣”。除宋人和钱锺书所指出诸处外，史注尚有一些疏漏与错误，例如《次韵叔父圣谟咏莺迁谷》中的“鸦舅颇强聒”，史容注云：“按《本草》，牡丹一名鼠姑，用之去心。以类推之，则鸦舅亦当是一种草木之名。山谷诗特借‘鸦舅’字以名鸦耳。”“鸦舅”似鸦而小，色黑能逐鸦，梅尧臣《宛陵集》卷五《宿州河亭书事》有“林中鸦舅狞”之句，故史注误。虽然史注有一些疏漏与错误，但毕竟是极少数的例子，并不足以有损其为名注本。清代学者方东树是学黄诗的，对山谷诗的艺术有极为精深的评论。当时姜坞先生姚范谈到山谷诗注时说：“《宋艺文志》有陈逢寅注二十卷，而不及任渊、史容。”方东树则以为：“任注甚疏漏，史更劣。”（《昭昧詹言》卷十）这是我们见到的关于任、史注的唯一否定的批评，然而方氏并未举出任注之“疏漏”与史注之“劣”的具体例子，因而其批评是难以成立的。钱锺书尽管以谨严的态度对三家注作了五十九条辨正，的确指出许多失误之处，但最后作的结论是：“任、史二注，久号善本。大体详密，实符其名。”这是极为公允的评价。
中国古代诗歌创作存在意象与词语逐层堆积的现象，致使宋以后的诗歌缺乏艺术的创新，很难超越唐宋的诗人。如果我们沿袭黄庭坚以学为诗的思路去认识其作品的艺术成就，则可能迷失于表面现象而不易认识其艺术特征。黄庭坚虽然提倡“点铁成金”与“夺胎换骨”，在创作实践中亦确实存在使用前人成句的现象，但这毕竟是偶然的，而较常见的是善于使用前人的意象和历史的事典。他信手拈来，经过熔铸而成为自己最有特色的诗句。注家为山谷诗作注，努力寻求其下字用语的出处，这是很必要的，有助于理解其诗的字面之义。然而山谷诗的名篇例如《登快阁》和《题落星寺》（其一）两诗中只有“此心吾与白鸥盟”和“蚁穴或梦封侯王”两句是用熟典，一般读者皆能理解，因此读者不需凭借详细的注释即可玩索而了解其诗意。任氏和史氏对山谷诗的词语及事典的注释虽然可称善本，但尚非其注的真正价值所在。故《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五四提要云：“然注本之善，不在字句之细琐，而在于考核出处时事。任注《内集》，史注《外集》，其大纲皆系于每条目录之下，使读者考其年月，知其遭际，因而推求作诗之本旨，此断非数百年后以意编年者所能为，何可轻也。”为作品编年，考证时事出处，推求诗之本旨，这才是三家注山谷诗的真正学术价值。史注山谷诗采用的是任渊的体例，在作品的编年、解题、考证时事和解释诗意等方面皆能继承和发挥任注的特点和优长。
（一）史注同任注一样在目录中为作品编年，尽管已有任渊的编年和黄的《山谷年谱》可供参考，但涉及某些作品的编年考证仍很见史氏的功力。例如对《听崇德君鼓琴》的编年，史容与任渊的意见是不同的。史容认为：“《前集》有《姨母李夫人墨竹诗》。《外集》卷十一有《观崇德墨竹歌》，其序云：‘姨母崇德君，赠新《墨竹图》，且令作歌。’米元章《画史》云：‘朝议大夫王之才妻，南昌县君李氏，尚书公择之妹，能临松竹木石等，见本即为之，卒难辨。’又《别集》有《酌崇德君寿酒诗》，并叶县作。惟《前集》诗，任氏编入元祐二年馆中作。”史容将诗编为熙宁四年（1071）在叶县作。《食笋十韵》，史容编为元丰六年（1083），其依据是：“《前集·上子赡书》云：‘闻燕坐东坡，心醉六经’，又云‘比以职事在山中食笋，得小诗辄上寄，一笑。旁州大夫和诗，时有佳句。要自不满人意，莫如公待我厚，愿为落笔。思得申纸疾读，如老杜所谓一洗万古凡马空者。’按东坡和篇，乃将去黄州时作。山谷至太和，盖元丰四年春庚申岁，七年甲子岁春移监德平镇。东坡亦以七年春移汝州。此诗当是六年作。”在对作品的写作时间有了确切判断后，我们可以进而去了解作者写作的历史背景。
（二）诗题提供了理解诗篇本事和具体写作环境的一些线索。如《赠陈师道》，史容解题云：“元祐元年、二年（1086—1087），陈无己在京师，寓居陈州门。按《实录》二年四月乙巳，徐州布衣陈师道充徐州州学教授。赠此诗时，未得官也。按黄营《年谱》：王景文质闻之荣茂世云：‘得之前辈。’言山谷与后山相遇于颍昌，因及。杜诗：‘客子入门月皎皎，准家捣练风凄凄。’故此诗有云：‘霜月入户寒皎皎，万人丛中一人晓。’”《戏用题元上人此君轩诗韵奉答周彦起予之作，病眼空花句不及律书不成字》，史季温解题云：“诗后题云：‘此诗如元公欲刻之此君轩，可听渠摹本也，’王庠字周彦。荣州人，《山谷前集》有《寄题荣州祖元大师此君轩诗》，诗中有‘公家周彦笔如掾’之句。荣州嘉祐寺此君轩诗刻又有山谷跋云：‘余既追韵作此诗寄周彦。周彦抄本送元师，元师得余手墨，因为作草。草书，近时士大夫罕得古法，但弄笔左右缠钆，遂号为草书尔，不知与科斗、篆、隶同法同意，数百年来，惟张长史，永州狂僧怀素及余三人，悟此法尔。苏才翁有悟处，而不能尽其余趣。其余碌碌尔。江安城北滩上作茅亭，尉李相如为余开两窗，极明暖，故能戏弄笔墨可意。’墨迹今藏前忠南刘守子晖家。元符二年（1099）白黔移戎，留江安作。”史容和史季温对许多诗作的解题引证了罕见或已佚的文献资料，考证极为精审。
（三）在山谷诗中涉及当时的社会政治与交游，因注释的二家俱是宋人，故对作者的时事遭际较为了解，引用了大量史料将作者的历史背景解释得确切而清楚。如《还家呈伯氏》“丞相霜威人避走”句，史容解释说：“丞相谓富文忠公（弼）也。按《实录》：熙宁元年（1068）……富弼判汝州。明年二月富公复拜相。山谷之官，当是熙宁元年戊申。盖《外集》有诗，其序云：‘己酉（熙宁二年）二月，按斗死，于舞阳壁间，得往岁书，思拂尘落笔之时，观者左右。’去岁即戊申也。……山谷尝云：‘思亲到汝州时，镇相富公，以予到官逾期，下吏。’”《过致政屯田刘公隐庐》言及刘涣之子刘恕（道原）“王阳已富贵，尘冠不肯弹”，史容引注《汉书》“王吉字子阳，与贡禹为友，世称王阳在位，贡禹弹冠”。此句句意极为晦涩，史容对字面注释之后，解释云：“道原与王介甫有旧，介甫欲引道原修三司条例，辞不就。因言‘宜灰张尧舜之道，不应以财利为先’。介甫不能用，亦未之怒也。及吕诲得罪，知邓州，道原见介甫曰：‘公所以致人言，盖亦有所未思。’因为条陈所更法令不合众心者，宜复其旧，则议论自息。介甫怒，遂与之绝。道原以亲老，遂告归南康，乞监酒税以就养。”这段注释很深刻，揭示了作者隐秘之意，对诗的历史背景作了真实而详细的描述。
（四）诗旨的探索是解诗的较高层次，古来有不少注家虽然对字句及事典作了注释，但对句意与整篇的主旨却不甚了了。任渊和史容注山谷诗即善于探求诗人作诗之本旨。如《次韵奉送公定》隐含了对现实政治的讥讽，史容对“全人脰肩肩，瓮盎妩且肓”注引《庄子·德充符》解释词语出处之后，释句意云：“山谷诗意，谓熙宁用人，非贤而谓之贤，贤则指为不肖也。所谓‘游侠子’、‘轻薄儿’，盖言当时新进少年，趋时苟合，以口舌捷给，躐等进用。虽歃血而盟，自谓披腹出肝脾，其言皆不足信也。王介甫素有重名，称为‘国器’，其遇主得时，如起‘筑岩’、‘钓渭’。而改制立法，自眩文词，附己者超迁之，语不合意则摈斥不用。所谓悦跂支离、翁盎大瘿，而视全人无疾者乃诋为丑恶也。《前集·神宗挽词》固云：‘筑钓收贤铺。’此诗含讥讽，非一过可了，故详言之。”又如《已未过太湖僧寺得宗汝为书寄山蓣白酒长韵寄答》是对新法实施后的社会现实进行批判的诗，而诗意极为曲折含蓄，史容云：“此卷先有《三月乙巳来赋盐万岁乡且搜弥慝赋之家》二首，又有《四月戊申赋盐万岁山中》一首。今观此诗，可见盐之扰民甚矣。司马温公《纪闻》载皮公弼言，官卖盐无利。《实录》载皮公弼言，官卖盐不得不罢。今观此诗，盖官卖不售，而赋之民也。”这样此诗的现实意义便凸现了。
史容和史季温注山谷诗，同任渊一样承袭传统的以注释字面的词语、事典和语句出处为主。此外，他们还对某些难解的和重要的作品进行编年考证，解题，征引史料以明时事背景，或者梳理句意、篇意而寻绎诗人之旨，这是难能可贵的，亦是其较普通注本高明之处，故能成为名注本。自宋代以来，尤其是在清季，山谷诗甚为学术界所重视，评论与研究者众多，然而迄今为止，尚未有新的注本出现。显然，若要超越三家注的学术水平是非常困难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