登陆注册
1507600000047

第47章 中共“理论家”陈伯达政治沉浮记(3)

新中国成立后,鉴于陈伯达作为毛主席政治秘书的特殊地位,为了便于为毛泽东工作,陈伯达举家入住中南海,所居勤政殿的两间房子,与毛泽东所居的丰泽园相距不远。“文化大革命”开始后,陈伯达同江青产生矛盾,江青说他干涉毛泽东的工作。恰巧陈伯达第三次娶的夫人刘叔晏在钓鱼台住处做了一件不适合她身份的事,江青下了逐客令,1966年底陈伯达举家搬出中南海。有人说陈伯达“嗜书如命”,1949年之前就注意购买收藏各种书籍。新中国成立之后,条件逐渐改善,陈伯达的大部分工资和稿费都花在购书上。据记载,陈伯达倒台被抄家时,个人藏书在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方面各有3万多册,线装古书另放一室。这是陈伯达具有较高理论水平和文化素养的基础。

新中国成立之初,陈伯达在***领导下参加了《毛泽东选集》的编辑工作,其中对《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和《矛盾论》的修改,获得毛泽东的首肯。毛泽东看了这两篇修改稿,曾给陈伯达写信,说“想不到你修改得这样快,这样好”。通过参加编辑《毛泽东选集》,陈伯达系统地阅读了毛泽东的著作。195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30周年时,陈伯达发表了著名的《论毛泽东思想—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的相结合》一文,随后又发表《毛泽东论中国革命》、《斯大林和中国革命》等政论文章。以上述诸文为标志,陈伯达的工作重心由反蒋讨蒋转到草拟中共党内文件和宣传毛泽东思想上来,以至于到“文化大革命”时被誉为“最善于发挥、阐明毛泽东思想”的“最好的理论家”。

新中国成立之后,百废待兴,政事繁多,毛泽东的秘书班子任务自然更重了。当时,党和国家的很多社论、重要文章,有的是秘书谈想法,草拟初稿,再经毛泽东过目,修改定稿;有的毛泽东出思想、出路子,由秘书草拟初稿,再由毛泽东修改定稿;也有的是毛泽东亲自起草,然后征求秘书意见,共同研究后定稿。作为毛泽东主要政治秘书、又深得毛泽东信任的陈伯达,自然参与了很多重要文件、文章的起草工作。

从新中国成立到“文化大革命”前,陈伯达几乎参与起草了所有的党和国家的重要文献,如第一个五年计划纲要、第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共八大报告、《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共中央《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二十五条》)、中苏论战若干社论、“七千人大会”上的***报告、1965年的《农业二十三条》等。另外,毛泽东两次访苏,一次是1949年底到1950年初,一次是1957年,陈伯达都跟随去了。

最近的一些资料表明,中共八大关于国内主要矛盾的表述是陈伯达提出来的。

1956年召开的中共八大,陈伯达和胡乔木这两大“秀才”各有分工,陈伯达负责起草政治报告及其决议,胡乔木负责起草修改党章的报告和新党章。***主管前者,邓小平主管后者。八大政治报告是预先准备好的,但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是在会议即将结束时由陈伯达执笔起草的。1956年9月27日下午将要表决政治报告,陈伯达还在推敲内容。八大政治报告中没有关于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的表述,但陈伯达在起草政治报告决议草案时却想加上主要矛盾的内容。他先是写道:“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已经基本解决。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但这样表述不够精练,到了27日上午,陈伯达想到了列宁的一段话,于是把主要矛盾概括为:“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

修改好的稿子已经来不及请毛泽东审阅,下午就直接在大会上宣读,并获得通过。坐在毛泽东旁边的叶飞后来告诉陈伯达说:宣读决议的时候,当念到“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的时候,毛主席说了一句“这句话不好”。不过毛主席当时也没有说应该怎样表述才好,可能是来不及想,也就举了手。三天以后,1956年10月1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对***说,八大决议中对主要矛盾的提法是错误的,主要矛盾仍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以后,毛泽东在各种会议上多次强调了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是当前主要矛盾。

值得注意的是,在中共八大上,陈伯达继续当选为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并由中共七大时第47位的排名次序“前进”到第21位。

这时的陈伯达,随着政治地位的上升和实际工作的需要,早已经拥有了自己的秘书班子,遇有重大政治任务,秘书班子有的搜集材料,有的起草初稿,再也不是陈伯达自己单枪匹马地爬格子了。

六、疯狂的年代,罪恶的人

1966年上半年,正是“文化大革命”暴风骤雨的前夜。政治嗅觉敏锐的陈伯达,通过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汇报》发表姚文元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预感到一场剧烈的政治斗争即将来临,于是加入江青、张春桥、姚文元政治批判的队伍,参与了戚本禹《“海瑞骂皇帝”和“海瑞罢官”的反动实质》一文的修改。此文于1966年4月2日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发表。同月9日到12日,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中央书记处召开会议。会上,陈伯达与康生一起发难,揭发批判所谓彭真从民主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在政治路线方面所犯的“一系列错误”。会议根据毛泽东提议,指令陈伯达和康生负责起草一个“通知”。

1966年5月4日至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5月16日,正式通过了陈伯达和康生起草、毛泽东修改定稿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简称《通知》,即“五一六通知”。《通知》杀气腾腾地宣布: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等文化领域的领导权都不在无产阶级手里,在中央和中央机关、各省市自治区,都有一大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这些人物,有些已经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正睡在我们的身旁。”也就是在这次会议上,正式撤销了以彭真为首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及其办事机构,重新确定设立“中央文化革命小组”,隶属于中央政治局常委之下,陈伯达任组长,康生为顾问,第一副组长江青,副组长张春桥,王力、关锋、戚本禹、姚文元为组员。如此一来,因协助毛泽东推动“文化大革命”有功,陈伯达的政治地位急剧上升。

作为“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的陈伯达,在那疯狂的动乱年代,利用他特殊的职务,起到了别人没有起到的极其恶劣的作用,成为那一时期的人民的罪人。

1966年5月31日,按照毛泽东的指示,陈伯达率领工作组进驻《人民日报》社,同时陈伯达负责指导新华社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对外宣传,控制了全国舆论阵地。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由陈伯达参与撰写,经毛泽东修改的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号召群众起来进行“文化大革命”,打倒所谓的“资产阶级的专家、学者、祖师爷”。2日,陈伯达掌控的《人民日报》在全文刊登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人写的诬陷和攻击北京大学党委和北京市委的大字报的同时,发表了他参与炮制的评论员文章《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宣称当时坚持正确领导的北京大学领导班子是“反党集团”,号召人们以“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形式,向“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等一切“牛鬼蛇神”造反。自此,各地青年学生首先响应号召起来造反,全国动乱轰然而起。

为了维护学校的正常秩序,经***主持的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通过, 向各大中学校派出工作组,力图稳定混乱局势。但7月上旬,陈伯达派人去清华大学探望被关押的造反派头头蒯大富,表示对他反工作组的支持。以后又与江青一起,以调查“文化大革命”运动情况为名,多次去北大、北师大等校,煽动学生“甩掉保姆,自己解放自己,踢开党委闹革命”。

7月18日,陈伯达、江青等向毛泽东告***、邓小平等人的黑状,污蔑工作组镇压学生运动。随后,7月25日,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中共中央做出了《关于撤销各大专学校工作组的决定》。此后,各大中学校掀起了“踢开党委闹革命”“停课闹革命”的新高潮,形势更加混乱。

8月1日至12日,毛泽东在北京主持召开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会议期间,8月7日,毛泽东在中南海贴出,并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印发《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会议随即转入对***、邓小平资产阶级司令部的揭发批判。陈伯达和林彪等一起,对***、邓小平进行污蔑陷害。第二日,即8月8日,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明确规定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要求人们“要敢字当头”、“不要怕出乱子”,从而把运动推上了盲目的大规模混淆敌我和是非的错误道路。同样是在这次会议上,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对中央领导机构进行了改组。改组后的中共中央政治局,陈伯达成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并从中共八大时的第21位,一跃而至第5位,位居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陶铸之后。不久陶铸被打倒,陈伯达自然晋升为第4位。

8月18日,陈伯达主持了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的“庆祝‘文化大革命’大会”。在开幕词中,他给毛泽东冠以“伟大的领袖、伟大的导师、伟大的舵手”三个头衔。林彪讲话说:“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最高司令是我们毛主席,毛主席是统帅。”从此以后,“伟大的领袖、伟大的导师、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这一说法风靡全国,造神运动和个人崇拜很快达于极点。

从以上基本事实看,陈伯达“对文化大革命”的发生发展起了很重要的推波助澜作用。在随后的打到彭真、***、邓小平、陆定一,以及迫害陈毅、刘伯承和诬陷朱德、李先念、叶剑英、李富春等老一辈革命家的活动中,陈伯达都有着一定的不可推卸的责任。

陈伯达在“文化大革命”中的另一项罪恶是一手制造了“冀东惨案”。

进入1967年,“文化大革命”进入全面夺权和全面内战阶段。经过几个月的全面动乱,到1968年9月,除台湾之外,全国各省市都成立了“革命委员会”,实现了“全国山河一片红”。8月,继隔离审查王力、关锋、戚本禹之后,毛泽东又指示进行革命的大联合,各地形势稍有好转,河北的形势也稍稍稳定下来。但是,1967年12月26日,陈伯达来到唐山,在一次大会上发表演说。他说:中共冀东地区组织(指解放前期)“可能是国共合作党,实际上可能是国民党在那里起作用,叛徒在那里起作用”。事实上,在抗日战争中,冀东是我著名敌后抗日根据地,当地党组织领导人民与日本侵略军进行了殊死斗争,锻炼和培养出一大批优秀干部,他们成为新中国成立后的干部骨干。作为中央文革小组组长的陈伯达,别有用心的这一番讲话,把几十年间冀东的党组织、冀东的党员全部抹黑,致使包括唐山在内的整个冀东地区的新老党员,上至领导干部,下至村中的普通党员,许多人被戴上了叛徒、特务、内奸、假党员的帽子,84000余人惨遭批斗,2955人被迫害致死,株连到的人更是不计其数,一时冀东大地一片黑暗。这就是陈伯达制造的“冀东惨案”。

1980年审判陈伯达时,陈伯达承认自己在“文化大革命”中犯有三项大罪:批判***这个问题我负有大罪;对陆定一同志,在专案组上我写了那个三条,也是有罪的;第三,冀东的问题,我说了那些话是有罪的……。

实际上,陈伯达在“文化大革命”中的罪行远不止于此。但即使就这他承认的三条,说他在“文化大革命”时期是人民的罪人,也已经足够了。

晚年的陈伯达在回顾上述往事时,承认“文化大革命”“是一个疯狂的年代”,“那时我是一个发疯的人”,承认自己那时“愚蠢至极,负罪很多”。

七、起草中共九大政治报告风波,陈伯达开始失宠

1967年8月26日,王力、关锋、戚本禹被隔离审查后,中央文革小组只剩下陈伯达、江青、张春桥、姚文元,还有顾问康生五个人。随着陈伯达与江青、张春桥的矛盾日益尖锐,陈伯达在中央文革小组越来越孤立。位居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的江青和张春桥勾结在一起,反倒成了当家人。江青在钓鱼台的住所17号楼,成了“中央文革”的代名词。江青、康生、张春桥联合起来决定事情,有时根本不和陈伯达打招呼。同时,江青还到毛泽东那里打陈伯达的“小报告”。毛泽东逐渐对陈伯达不满,几次批评陈伯达,陈伯达的政治地位开始摇晃起来。受到孤立的陈伯达,从内心里看不上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干脆经常躲在自己的家里米粮胡同,不去钓鱼台办公。

1969年1月,毛泽东决定筹备召开中共九大,并指定陈伯达、张春桥、姚文元负责起草九大政治报告,陈伯达为起草小组组长,林彪挂帅。陈伯达把张、姚甩在一边,利用自己的秘书班子,独自搞起了起草工作。张春桥、姚文元几次要求陈伯达到钓鱼台去,一起研究起草九大政治报告问题,陈伯达干脆说:你们可以搞你们的,我自己搞我自己的。

不久,陈伯达把所起草的九大政治报告第一部分和全文提纲送给毛泽东审阅。陈伯达的这个稿子反映了林彪的意见。据吴法宪回忆,陈伯达起草这个报告时,曾经几次和林彪交换意见。在林彪看来,“文化大革命”运动过去之后,要接着搞经济建设,要搞国富民强,主张九大报告可以从人民、国家的角度去讲。因此,陈伯达把题目定为“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并在报告中强调抓革命促生产,强调团结大多数,强调安定,还提到了“刘邓路线”。毛泽东看过后,认为陈交出的稿子没有把“文化大革命”的作用突出出来,对经济方面讲得太多,本末倒置,在政治上的分量不够。同时,毛泽东也不同意“刘邓路线”的提法,说邓小平过去打过仗,同***不一样,不要提他。陈伯达按照毛泽东的意见继续起早贪黑地起草和修改。这时,在钓鱼台的张春桥和姚文元也起草出了九大报告。

在有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参加的中央政治局讨论陈伯达起草的九大政治报告稿子时,张春桥、姚文元先后发言,指责陈伯达的稿子鼓吹“唯生产力论”,是搞“调和主义”。江青、康生则指责陈伯达没有把毛泽东关于不要提“刘邓路线”的意见传达给起草小组,是“封锁毛主席的声音”。讨论会实际上成了对陈伯达的批判会,江青、康生还逼迫陈伯达当场作检讨。

同类推荐
  • 中国历史上的腐败与反腐败

    中国历史上的腐败与反腐败

    所谓权,这是一条亘古不变的基本规律。仍然不过是为了满足贪婪者的私欲。中国历史上每个王朝灭亡的具体原因很复杂,但是,是指公共权力;所谓私,是与公相对立的个人私利。,或为金钱,就是利用、窃用、滥用公共权力而满足一己之私。腐败导致灭亡,早在文明诞生前夜的传说时代,我国腐败现象就已产生。当历史进入阶级社会后,腐败遂成为附着于统治阶级身上的痼疾。这些腐败现象在每个王朝的前期、中期和后期都不同程度地存在。据文献记载。以权谋私,究其根源无不与这些腐败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虽然其形式林林总总、五花八门,严重的腐败导致速亡,或为权位,但归结其根本,腐败是一种以权谋私的行为
  • 中国共产党党员主体地位与党内民主问题研究

    中国共产党党员主体地位与党内民主问题研究

    党员主体地位与党内民主在实践中是互动互促与辩证统一的。政党民主持久健康发展,既需要制度保障,也需要动力支撑。党员主体地位在党内民主发展中,属于主体性动力,有内在性,广泛性,根本性的动力特点。本书内容的重点,是在厘清中国共产党党员主体地位理论来源与实践进程的基础上,从制度建设与动力合成有机统一的视角,立足党员主体动力产生的来源、动力体现的重点、动力效能检验的关键,探寻推动党内民主制度改革完善的理论与实践问题。
  • 毛泽东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理论研究

    毛泽东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理论研究

    毛泽东提出了许多开创性的社会建设理论,如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理论,为指导社会发展提供了理论依据和方法论。毛泽东还高度关注社会管理和社会稳定问题,形成了系统的有关社会管理和社会稳定的思想。他指出人民群众是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的利益主体,并把改善民生当作是社会建设的着力点和落脚点,推出了一系列改善民生的政策和措施。毛泽东的这些社会建设思想是党和人民共同探索的理论成果,对新时期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具有世界观、方法论的指导意义。
  • 跟奥巴马学从政

    跟奥巴马学从政

    为官从政,细细说来,无非还是关乎一些做人处事的道理,只是这些道理,比起平凡人来说,更具有影响力和社会普及性。当然,在做人处事上,也就自然要比平凡人的要求和准则来得严格和高标准。奥巴马无论是在工作上还是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对自己要求都很严格,他严谨的工作态度和健康的生活方式,值得所有从政人员,以及我们普通的社会群众学习和借鉴。
  • 人大常用语汇释义

    人大常用语汇释义

    全书精选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人大议事履职和常委会机关日常管理密切相关的百余个常用词条,内容涵盖人大理论研究和实际工作的各个领域。本书按其内在逻辑关系分为政治学与法学基础理论、人大制度与人大建设知识、人大机关工作与人大业务知识三大部分,各个部分词条的选择注重包容性、相关性,尽量涵盖较多的知识点和信息量,便于读者系统学习和掌握相关概念与知识。词条的解释立足人大依法履职实践,结合相关理论研究成果,着重阐明其基本含义、核心内容和相关知识,同时回答人大工作中的疑惑,语言通俗易懂,内容具体实在。
热门推荐
  • 枕上欢:仙君,我们和离吧

    枕上欢:仙君,我们和离吧

    再回首,为天下,我就以天下为祭,一眼看错,颠覆苍生。了悟前情,锦惜心如铁!别说什么深情不悔,惨遭渣男挖心,后悔难当,你毁我,情敌迫害
  • 灵侍

    灵侍

    镜服务生,兼职大学生。但体内却藏有惊天大秘密,穿梭于现实与梦境之间,一个崭新的世界就此出现在他的面前。
  • 桃李满园春

    桃李满园春

    桃李满天下,学子尽乾坤。这是一个穿越成书院山长之女的姑娘吃吃喝喝慢慢长大,沾了满袖书香染了一身清华的故事。十数年后,大梁朝堂俱是万里之学子,万里书院之名,名扬天下。嗯,如果金手指不那么坑就更好了。
  • 武破九荒

    武破九荒

    真灵大陆,天骄当世,妖孽横行。出身卑微的少年萧叶,得远古传承,从此武极天下,横推万敌。无敌的战场,天才血如海,妖孽骨成山,萧叶步步前行,登临绝巅,一路打到世上无人敢称尊。吾辈武者,当宁折不屈,杀伐决断,快意恩仇,镇杀世间一切敌!
  • 写作技法大全

    写作技法大全

    《写作技法大全(超值金版)》除了常用文种外,还增加了其他实用写作书中很少出现过而当今又极需要的文种,如加强了经济文体的介绍。未来的世纪是科技与经济主宰人类的时代,经济生活已经渗透到人们生活的各个领域,实用写作的经济化趋势已经逐渐成为国际性潮流。鉴于此,本书增加了有关股份制企业文书的介绍和外贸文书的介绍等,以适应当代经济生活的发展。
  • 听龙永图谈经济与经营之道

    听龙永图谈经济与经营之道

    中国经济已走到全球化发展的关键时刻。中国经济如何在战略大调整中保持旺盛生命力,中国企业如何才能与世界500强企业比肩,中国品牌如何在国际道路上披荆斩棘,中国企业如何应对经济危机?中国复关及入世谈判的首席谈判代表,原国家外经贸部副部长、博鳌亚洲论坛理事、秘书长龙永图先生对上述问题提供了自己见解。
  • 血腥的盛唐2:三权分立下的贞观之治

    血腥的盛唐2:三权分立下的贞观之治

    在最鼎盛时期,唐朝经济GDP高达世界总量的六成,领土面积是当今中国的两倍,300多个国家的人们怀着崇敬之心,涌入长安朝圣,2300多名诗人创造了无法逾越的文化盛世;然而事实上,如此繁荣的景象只持续了不到整个朝代一半的时间,大唐王朝的最后近百年间,连年内战,四处硝烟,黄河流域尸横遍野,千里无鸡鸣,万里无狗吠,落日的余辉下,是一望无际的地狱之国。翻开本书,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主角们:李渊、李世民、武则天、杨贵妃、唐明皇、李白、安禄山、黄巢……帝王将相,轮番上阵,诗人草寇,粉墨登场,紧锣密鼓,不容喘息,连演数场好戏:一场比一场令人血脉贲张!一场比一场起伏跌宕!一场比一场充满血腥和阴谋!
  • 上学记(“民国大学与大师”丛书系列)

    上学记(“民国大学与大师”丛书系列)

    本套丛书《民国大学与大师》,以详实而生动的史料、全面而独到的视角,邀你一起走进晚清与民国时期国学与科学大师们富有个性、既伟大又平凡、传奇而精彩的世界,包括他们的上学、留学、教书、长校……其内容丰富,情节曲折,语言通俗,可读性强。丛书分为名家上学记、名家留学记、大师讲书记、大学校长记4卷。由青年学者朔之北、青年作家许毕基等人撰稿。
  • 灿烂小妻子

    灿烂小妻子

    他对她一见钟情,她却如刺猬,和他保持距离,还把他拱手送人!不料却被人下药,朦胧中,“你不是不喜欢女人么?”“我很正常,怎么可能不喜欢女人!”“你无耻!”“别再和其他男人眉来眼去,这只是小小的惩罚!”两人终于携手,婚礼却出现另一个男人,她将如何抉择?
  • 霸王式爱:赤王的垂恋

    霸王式爱:赤王的垂恋

    一只黄金手镯,穿越古老诡异的沙漠帝国,只为找寻一句爱情,然而我却迷失在,黄金般耀眼的赤国,落花飘零的湖畔,一头火红的长发,狭长的蓝色眼眸没有一点温度,但总觉得似曾相识,这个人,就是赤国的王?(本人第一部作品,呵呵!)(已更新完毕!!)